1930年，中原大戰後，馮玉祥將軍由四十萬大軍的統帥，一下子成了隱居於山西汾陽峪道河小山村中的“普通平民”。如此大的“身份落差”，讓身經百戰的大將軍一時難以適應。他不僅心情苦悶，脾氣也有所暴躁。在此處境苦難之時，夫人李德全放下了北京“求知學校”的工作，帶着孩子來到峪道河陪伴他。
那時候，每當馮玉祥將軍情緒激憤時，常會說:“我是個無產者，上無片瓦，下午寸土，銀行裏沒存款，租界裏沒洋房，我怕什麼?誰要騎到我頭上拉屎，我就同他拼!”
李德全到峪道河不久的一天，在兩人談論的時候，馮玉祥開始說起他的那番話。誰知剛說“我是個無產者”幾個字，立即被夫人打斷。李德全接過話茬反駁道:“你算什麼無產者?你根本不是無產者，你是楚霸王!但我可不是虞姬。你失敗了還不知道原因在哪裏。”因爲李德全說話的聲音也很高，所以周圍的人都聽得很清楚。
後來，每天爲馮玉祥記日記的李平一(當時叫李景合，1908年生，1927年參加中國共產黨，長期在馮玉祥將軍身邊從事地下工作)找了個機會單獨同李德全聊起了此事。李德全解釋說:“這些天我說的很多。我說，自從南口大戰失敗後，你的部下降的降了，散的散了。反動軍閥吳佩孚、張作霖等人的氣焰又是那麼囂張，閻錫山抄你的後路，撈你一把。那時你困處西北，走投無路。在陷入窮境、困境、危境、絕境之時，中國共產黨和蘇聯派出自己最優秀的分子，幫助你的部隊忘我工作。是他們爲你的部隊指明瞭奮鬥方向，給你的部隊增添了精神力量。就憑着這深入細緻的政治工作，克服了官兵意志萎靡、缺衣短食、械彈不足、糧秣不繼的種種困難，出現了將士奮勇，戰無不勝，解圍西安，東出潼關，會師鄭汴的新局面。
沒有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工作，你的所謂《九一七新生命》‘新’在哪裏?那不是一句空話嗎?打到鄭州以後，兵員增加了，勢力擴大了，局面打開了，你的部下這個當了軍長，那個當了主席，可是共產黨人接受過你的獎賞嗎?接受過你的物質待遇嗎?你參加徐州會議後回到鄭州，把辛辛苦苦幫助你工作的共產黨人‘趕’跑了。當時我就不同意你的做法，可是後來我想了想，即使當時我在你的身旁，我的話你能聽得進去嗎?那是不可能的。1928年，你擁蔣復職，而今天逼得你這裏躲躲，那裏藏藏，落到這個地步的不就是你親手扶上臺的‘把兄弟’蔣介石嗎?不僅如此，我還提出一個問題，咱們今天共同冷靜的思考思考。五原誓師後，和中國共產黨合作，當時兵少，武器也不好，就那麼幾個將領，可是士氣旺盛，每戰必勝。這次中原決戰，由於和中國共產黨分了手，你的兵比從前多幾倍，武器也比從前好，將領還是原來那一班人，可是敗得那樣慘!你是熟讀《三國》的，劉備、諸葛亮還知道‘取西川爲家’，後來六出祁山就是仗着這個‘家’。而你把所有人馬全押在中原戰場這個賭注上，連潼關大門洛陽咽喉都不管了，結果你就丟掉了自己的‘家’。時至今日，咱們不得不跑到閻錫山的老巢裏，這裏躲躲，那裏藏藏，這究竟是什麼緣故呢?‘無產者’考慮問題就是這個樣子嗎?這難道不像‘楚霸王’嗎?我知道楚霸王把失敗的原因歸之於‘天’的。”
以這次談話爲契機，馮玉祥將軍開始刻苦鑽研國內外政治理論，在努力提高自身政治素養的同時，注重和中共密切聯絡，並邀請共產黨人和進步學者共同研究、分析世界形勢，共同評論國內政局，使自身的思想獲得了轉折性的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