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梅貽琦先生出任清華校長。梅貽琦個性沉靜，寡言、慎言，遇事三思而後行，在性格上沉着穩重。
梅貽琦非常關心學生，對清華的學子呵護有加。1933年1月6日，日軍佔領東北之後，兵鋒直指關內，一腔熱血的青年學生以各種方式表達着他們的抗日要求，能夠靜下心來讀書的人已經不多了。此時考試在即，清華學生會向學校要求緩考，理由是平津動搖，人心騷動。梅貽琦不爲所動，斷然拒絕了這種要求。學校發出《告同學書》：……你們就該做你們每天做的事，絕對不應該少做，不做……
抗戰爆發前夕，當時國人的抗日情緒非常高漲，學生尤爲激昂。1936年2月，受“一二·九”運動的影響，仍時不時出現學潮。一天，冀察政委會委員長宋哲元派了軍隊到清華清查，士兵們聲明有命令不用槍彈，因此竟被學生們繳了械，領隊的團長也被扣留，運輸車輛亦被掀翻。當晚，有一師軍力的部隊荷槍實彈並帶着大刀隊進入校園。當時，葉公超、葉企孫、陳岱孫、馮友蘭等聚集在梅貽琦家中商議怎麼應付。幾乎每個人都說了許多話，唯有梅貽琦靜默不發一言，這個現實確實給他出了難題。大家都等他說話，足足有兩三分鐘之久，他還是抽着煙一句話不說，結巴的馮友蘭問梅貽琦，“校長你——你你看怎麼樣?”梅貽琦還是不說話，葉公超忍不住說，“校長，您是沒有意見而不說話，還是在想着而不說話。”
梅貽琦隔了幾秒鐘回答：“我在想，現在我們要阻止他們來是不可能的，我們現在只可以想想如何減少他們來了之後的騷動。”結果當時有20名左右的同學被捕，大多是無辜的。
第二天梅貽琦召集全校學生講話，以極沉痛而低沉的口氣，告誡同學：“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確的判斷和考慮，盲從是可悲的。徒憑血氣之勇，是不能擔當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責任心。你們領頭的人不聽學校的勸告，出了事情可以規避，我做校長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學生住宿的名單，我能不給嗎?”停了一下，梅貽琦說：“我只好很抱歉地給他一份去年的名單，我告訴他們可能名字和住處不太準確。”最後梅貽琦表示：“你們還要逞強稱英雄的話，我很難了。不過今後如果你們能信任學校的措施與領導，我當然負責保釋所有被捕的同學，維持學術上的獨立。”
學生曾給梅貽琦作了一首打油詩：“大概或者也許是，不過我們不敢說，可是學校總認爲，恐怕彷彿不見得。”梅貽琦的“含糊”，是葉公超所謂的“慢、穩、剛”。
後來清華遷往昆明，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合併爲西南聯大，梅貽琦主持校務。在西南聯大辦學8年的歲月裏，梅貽琦沒有因政治原因開除過一名師生員工，校中既有聞一多、吳晗等進步人士，也有國民黨直屬區黨部，有三青團直屬西南聯大分部，此外還有中共地下黨組織，有民盟的組織。
梅貽琦說過，“身教重於言教”及“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而梅貽琦對清華大學的成長貢獻巨大，受到所有清華人的崇敬：“提到梅貽琦就意味着清華”，“梅貽琦是清華永遠的校長”。
1892年，張伯苓入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學習，兩年後完成堂課，被派往北洋水師艦隊實習。1897年，發生甲午中日戰爭，次年7月，英國強迫清政府簽訂《中英訂租威海衛專約》。張伯苓斬釘截鐵地說：“海軍救不了中國!”決定獻身於教育救國事業。不久，張伯苓憤然脫離海軍，回到天津從事教育。當時張伯苓的家人不同意他辭去軍職搞教育，做個窮教書匠。
1904年，張伯苓在嚴氏家館的基礎上，創辦了南開中學。
南開中學給人的第一個印象就是整潔、美觀，秩序井然。張伯苓提倡“鏡箴自鑑”和“考美”。鏡箴就是在教學大樓和辦公樓面對正門，豎一大鏡，鏡框鐫有箴言：“面必淨，發必理，衣必整，紐必結;頭容正，肩容平，胸容寬，背容直;氣象：勿傲，勿暴，勿怠;顏色：宜和，宜靜，宜莊”。要求師生，對鏡自鑑。所謂“考美”，是對學生宿舍和教室整潔美觀的考覈。
南開中學除了新穎的西式教育之外，學校管理也十分嚴格。學校裏有不少官二代、富二代，富家弟子吸紙菸當時是時髦。每次假期回來的訓育課，學校要檢查手指的薰黃和口袋的煙味。一次一個學生質問校長：“您叫我不抽菸，您幹嗎還抽菸呢?”張伯苓一時無語，當即把菸袋撅斷說：“我不抽，你也別抽!”回到校長室把呂宋菸扔到痰盂，校工連呼可惜。而張伯苓從此堅持戒菸，一生再沒有吸菸。
張伯苓在津創辦了南開大學、南開中學、第二南開女中，又在重慶創辦了南開中學。他白手起家創辦這4所學校，其經費是從社會上一點點募捐而來，由此他得了個綽號：“化緣和尚”，用“私立民有”的教育實踐，矗起教育家豐碑，社會各界感念張伯苓辦教育的赤誠，紛紛慷慨相助，使得張伯苓募集了數百萬資金，他自己分毫不沾，捐款一一登記建賬，賬目完全公開化。
所有的錢都投入到學校，使得學校資產增長較快，員工們的工資一漲再漲，最高的月工資已升至300元，然而已成爲有名望大校長的張伯苓的工資卻一直鎖定在100元。儘管他爲多所學校的發展殫精竭慮，也從不多拿工資，如果領南開中學工資，就不再收南開大學工資，始終堅持一份工資的待遇，過着清貧如水的生活。
張伯苓一生根基繫於南開系列學校，歷盡艱辛，刻苦奮鬥，顛撲躅蹶，矢志不渝，被稱作“南開先生”，爲國家培育了衆多傑出的人才。
梅貽琦的沉穩與張伯苓的執著，均緣於對人才的渴望和護佑，對教育的忠誠和眷戀，爲人師表，鞠躬盡瘁，是一種品德，一種精神，令人崇敬，令人仰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