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羅昌,知道的人不多。說起康有爲,不知道的不多。羅昌就是康有爲的弟子,也是康有爲的女婿,他娶了康有爲的次女康同璧。
康同璧,字文佩,號華鬘,廣東南海人,先後就讀於美國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1909年從哥倫比亞大學巴納德學院畢業,是從這所女子學院畢業的第一位中國學生。辛亥革命後,歷任萬國婦女會副會長、山東道德會長、中國婦女會會長。她集詩人、畫家、名媛、社會活動家於一身,是名副其實的女中豪傑。鮮爲人知的是,上世紀50年代後期,她應載濤(濤貝勒,光緒之弟,後來晉封郡王)請求,與之結拜爲姐弟。
“羅昌,字文仲,祖籍雖然算是廣東寶安縣人,但他於1883年出生於美國檀香山一個殷實的華人家庭,從小就接受了當地所能夠得到的最好的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父親期望他將來能夠成爲一個創建新中國的棟樑之材,所以很早就送他到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學留學,畢業後又進入日本陸軍大學學習軍事,後又轉到英國的牛津大學攻讀歷史和法律,並在那兒獲得了文學士(B.A.)的學位。”“從牛津畢業以後,羅昌旋即回到國內,在京師參加了專門爲回國留學生而組織的科舉考試,並且獲得了舉人的頭銜。1912年,他受聘成爲首屆民國政府中交通部長的祕書,從此開始了他的官場和外交生涯。”(引自《被淡忘的康有爲愛婿——北大教授羅昌》一書)
歷史學家章立凡對羅昌的評價是:“羅先生學貫中西,嫺於國際法,尤精希臘、羅馬文學歷史。民國時期曾任北洋政府國務院祕書、山東交涉使、廈門關監督,以及駐新加坡、倫敦、加拿大總領事。退出政界後執教於北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等學府,教授歐洲古代史、古希臘羅馬文學等。1949年後奉命接管北京師範大學,任文學院長並代理過校長。”
出任山東交涉使
羅昌出任特派山東交涉使(也稱山東外交特派員)的時間是1914年。關於這段歷史,康同璧在《山東外交特派員羅昌濟南退敵紀實》一文中作了專門介紹。
據康同璧回憶:“1914年,德人企圖將原訂鐵路兩旁三十里內的開礦權擴充爲六十里,又有了劃界的爭執。是時先夫文仲(羅昌)任職交通部,因他曾任職郵傳部,對於膠濟路事較爲熟悉,而且他素遊歐美,久經練達,敏於外交。經內閣會議決定,乃派他爲山東省外交特派員,辦理中德交涉事務。接任後,公館設在濟南商埠緯三路,與德國領事館爲近鄰。”
熟悉濟南的人都知道,商埠街道狀若棋盤,以經緯路命名:東西爲經,南北爲緯,與地球經緯方向相反。經路以膠濟鐵路爲基準,由北向南依次排開,如經一路、經二路、經三路;緯路從東向西依次排開,如緯一路、緯二路、緯三路。
德國領事館位於經二路路北、緯二路與緯三路之間,這座建築保存至今。緯三路北頭,直對着正在擴建的膠濟鐵路濟南站。公館設在這裏,既可及時與德方交涉,又可及時瞭解鐵路動態。公館離膠濟鐵路,垂直距離僅三百多米。
戰事之前,“交通雜亂,旅客人心惶惶”。羅昌隨即與德方膠濟鐵路當局交涉,要求“派專車接送青島難民,又在濟南募款籌辦收容所”,對難民予以安置。當時康同璧恰在青島避暑。通過她的文字,我們可以感受到當時的緊張氛圍:
“七月中旬,歐戰起後(注: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僑民往來蹀躞,行旅擁擠。八月一日起,青島宣佈戒嚴,並對新聞紙及郵電等施行嚴格檢查。八月三日開始徵發各種軍用物品。四日拒絕投遞敵國信件。五日令駐青俄人一律於午夜前離青,同時將散處哈爾濱、膠濟沿線及青島附近之德僑召回青島。八日駐青英領事將英領館及英僑民的利益託美領事護理(注:美國當時奉行中立)。次日,法領事亦託美領館護理法國利益。駐青島的德國常備及後備兵此時皆已嚴陣以待。膠濟鐵路行車,亦須事先徵得市政府之許可,方能開行。戰事迫在眉睫,我亦屏當回濟。”
當時膠濟鐵路已經有了特別快車。據濟南大事記記載:“1914年6月,膠濟鐵路首次開行特別快車,每週往返一列:星期二早5時30分自青島開,下午2時04分抵濟南;星期日早5時38分由濟南開,下午2時20分至青島。”屈指算來,全程約8個半小時。
1914年8月15日,日本給德國發出最後通牒:“言及爲保持遠東和平起見,在中日領海內的德國軍艦須一律解除武裝,並須於九月十五日前將膠州灣交與日本,然後由日本轉交給中國,並限德國於八月二十三日午前答覆。德國屆時未予答覆,日本遂於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向德國正式宣戰。”
爲了遲滯日軍的進攻,“八月二十三日,德人將膠濟路重要橋樑炸燬;九月三日,戰爭開始。”
外交內政一肩挑
當時我國與日本約定,以膠濟鐵路濰縣爲界,以東爲特別軍事區域,以西爲中立區域,日軍不得侵佔。但日軍無視約定,不僅侵佔了濰縣車站,還繼續向西大舉進發,圖謀整個膠濟鐵路及沿線各地。
山東將軍靳雲鵬(1914年6月30日,袁世凱將各省都督改稱將軍)、巡按使蔡儒楷(英若誠的外祖父,英達的曾外祖父)、濟南道夏樸齋、鎮守使馬良(1938年3月任日僞山東省省長兼保安總司令)以及其他官員等,不明情勢,日夕在驚恐之中。漸次官府逃避一空,不僅外交事務,及內政、財務等各種事件,無不就商於特派員。羅昌對康同璧笑言:“什麼事情都說歸我管,就是大洋不歸我管。”
非常時期,羅昌勇挑重擔。那一年(1914年),他才31歲。
官吏逃跑,百姓自然緊張。爲了安定民心,康同璧“日攜子女往來於街頭”。羅昌夫婦有兩個孩子:兒子羅榮邦,出生於1912年9月28日,當時才兩歲;女兒羅儀鳳,出生於1914年,當時不滿一歲。看到外交官一家這麼從容,“市民乃漸安定”。
這種安定,還來自於羅昌的未雨綢繆,積極斡旋。
“一天,奧兵六百餘人過境。”是單純路過?還是另有圖謀?我們不得而知。我們能夠知道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奧匈帝國與德國是同盟國。由此,不能不給人以奧兵過境是爲了助德國一臂之力的猜想。如此,便會有戰火在山東擴大的可能。羅昌“阻之於市外,謂我國已通告世界,在大戰中恪守中立,過境者必須解除武裝方可通行。該六百餘人,悉數解甲,始得出入”。
這期間,由於戰況緊迫,“除官府日夕電請羅昌商量各事外,商會及銀行界也不斷來衙談情軍情”。當時日本勢力很大。一些官吏紳商見風使舵,派人與羅昌商量,擬將駐濟南的德國領事館以及德商的一切財產,悉數獻出,交給日本領事館接收,以博其歡。
羅昌以國際公法及國際事務中的慣例向他們解釋:“中國尚未參戰,恪守中立,凡交戰國的財產以及外交人員、僑民等,應當依國際公法加以保護。”那幫官吏不以爲然。羅昌無奈,聲稱外交人員及僑民安全由他負責,“與你們毫無干涉。需知國家體面爲重,苟且不得。”
衆人見羅昌執拗,笑着說:“既然文翁願承擔這份責任,我們就放心了。”
當時最難受的當屬德方。歐亞兩地開戰,自顧不暇,一些領事的人身安全也受到嚴重威脅。一日,德領事來訪,通知德國公使由上海返北京,將於某日過濟南。可是,頃得密報,日本浪人準備屆時到車站擾亂,並將予公使以人身攻擊。
羅昌挺身而出,以中立國應盡的義務和外交特派員的職責,自告奮勇負責接送公使過境。但請公使化裝,以避衆人耳目。於是,德國公使化裝爲中國農民,隱匿於三等車內,羅昌在前一站接待,陪同他潛過濟南。是日,濟南車站上,日本浪人到處搜找公使,無着乃罷。這座車站,就是津浦鐵路濟南車站。
隻身喝阻兩萬兵
那段時間,在康同璧眼裏,丈夫“日夜忙碌”,就連晚上也睡不安穩。一天晚上,羅昌回家剛吃飯,將軍署接連打來電話,並派人前來,請他立即與日本人交涉。原來將軍署接到探報:“日本神尾將軍率領兩萬日本軍隊進迫濟南,將於是夜開進商埠,佔領膠濟全路。”
這一消息,瞬間傳遍全城;各方聞訊,皆來外交司署探聽消息。這一幕,康同璧清清楚楚地看在眼裏:“文仲是晚十分鎮靜,在打發了衆人去後,飯也未吃完,即令人預備點燈出門。他坐着綠呢轎,帶了兩個打燈籠的護兵,先去走訪日本領事分館的書記官岡森。”
岡森已經睡下,被羅昌從睡夢中拉出,陪同前往車站。他們換乘搖車開赴日軍火車頭前。
這種搖車,有4個車輪,利用槓桿、曲軸、齒輪等機械原理驅動。通常由4個人,也有的是兩個人駕駛,相對站立,雙手握住槓柄,如蹺蹺板上下交替軋動,車子即可行進。途中遇有列車,須擡出軌道,避讓後再繼續行駛。如今,北京、雲南、香港等地的鐵道(路)博物館可見到它的蹤影。
話說回頭。羅昌把手搖車開到日軍火車頭前,讓岡森把神尾將軍請出來。他根據國際公法和中立國條例與之力爭:“這兒是中國的土地,無論任何國軍隊應尊重我國的主權,不能越過一步。犯之者即是有意破壞國際公法,亦即有意侵犯中國,與中國進入了交戰狀態……”繼之又稱:“今夜只要你們進來,明晨我就將這事實公諸世界。”
在蠻橫的日軍看來,這不過是虛張聲勢,於是以“大軍壓境,爾將立成齏粉”等語相威脅。羅昌大聲斥責:“個人性命事小。國家主權所在,決不容你們猖獗。如你們不聽忠言,一定要進入市區,試先過此界線一步。現在我的搖車在此,請你們即刻發動機器,從我的身上壓過去。你們的車輪如沒有我的鮮血,就決不允許你們進入濟南。”
羅昌的凜然正氣,讓神尾“爲之震懾,乃下令就地紮營,暫不進入市區,一面與岡森委婉地商請文仲返衙,彼等保證不更進一步。”如此看來,他們還算守點兒規矩。當晚形勢稍緩。其實,這不過是神尾的緩兵之計。日軍進取濟南,如探囊取物,遲早而已。
據康同璧回憶,羅昌返回家中的時候,已近拂曉。沒想到剛剛睡下,“即聞外傳火警,起火地點正是緯三路。文仲料到這是日本浪人放的火,他們打算與日兵裏應外合,使日軍可以乘勢一舉而取濟南。文仲事先已佈置有軍警防護,此時聞訊即披衣起牀,親率軍警,將火撲滅。是夜幸無風,火勢不大,未曾蔓延。”
自此,羅昌坐鎮濟南,日軍沒再前進,但也不肯退兵。“濟南的官吏紳商們趨於安定。文仲一人阻敵兩萬兵的故事傳爲美談。”
神尾並不甘心,通過日本政府向中國施壓。不久,羅昌被調回外交部,另派陳繆鼎爲山東外交特派員。
此後,日軍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又在緯三路建立了五座炮位,對準衙門及市區內部的要地。
市民念及羅昌禦敵壯舉,聯名請求當局,轉請外交部,請羅昌復職,未果。羅昌聞後感慨:“事未發生時可以制止,而今事已如此,不獨本人無計能力,即將外交部遷去,與其理論,恐亦無濟於事矣。”
棄官治學身後事
10月6日,日本軍隊侵佔濟南車站,佔領膠濟鐵路及沿線城鎮。
11月7日9時20分,駐青島德國軍隊向日本軍隊投降。
同月,美國駐青島領事館奉本國政府指示撤離青島。
11月13日,日本派出陸軍大佐與德軍凱伊什爾少校在青島東吳家村協商,釋放青島戰區非交戰國及中立國居民。
11月21日,日軍山田大尉與德國豐塔克德斯哈姆男爵會見,將美國駐青島領事裴克(Willys R. Peck)等人接出,並在膠濟鐵路濟南站(舊站)前拍照留念。從這張照片上,可以看到羅昌的身影。
“從1919至1924年間,他分別出任了駐新加坡、倫敦和渥太華的總領事。此外,他還於1923年分別兼任了甘肅省省長的法律顧問和民國政府交通部的顧問。1927年,他又分別擔任了外交部和政府內閣的顧問,並於同年獲得了四等嘉禾勳章的嘉獎。他的語言、法律和外交才能在這段時期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引自《被淡忘的康有爲愛婿——北大教授羅昌》)
儘管羅昌在官場幹得風生水起,但他更喜歡執教於高等學府。45歲那年,他棄官治學。上世紀二十年代,北大英文系羣賢畢至,羅昌即是陳源、楊蔭慶、溫源寧、林語堂、徐志摩、郁達夫、潘家洵、張欣海、楊宗翰、王文顯、吳宓等著名學者中的一位。
在北大任教的同時,羅昌還在北平師範大學、北平女子師範大學和中國大學等校兼任講師,同樣受到學生的歡迎。1931年,原北平師範大學和北平女子師範大學合併,成立新的國立北平師範大學。羅昌接受國立北平師範大學聘請,出任外語系主任和教授,由此擔當起了在另一個著名大學組建外語學科的艱鉅任務。
解放後,退下來的羅昌由於身體不好,生活比較低調。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康同璧由於在北平和平解放前曾被傅作義將軍選爲代表,跟解放軍商談和平入城事宜而聲名大噪。後來,康同璧被選爲北京市人民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擔任中央文史館館員,從事康有爲譯著的研究整理,風頭勝過夫君,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們對羅昌這位北京名士的淡忘。
羅昌1955年病逝,康同璧1969年病逝。兩人同葬於京郊的福田公墓。一同葬在這裏的,還有他們終生未嫁的女兒——燕京大學才女、通曉數國外語、嫺熟中外文學的羅儀鳳(1974年去世)。他們的兒子羅榮邦(1912年-1981年)後來成爲美國戴維斯加州大學歷史學教授、中國古代海權史的專家和康有爲傳記的作者。
一家四口,個個才華橫溢,人人學貫中西。只是,如今能夠記起他們的沒有幾人。長眠於地下的羅昌或許想不到,他去世半個世紀後,名字居然會被人們重新“撈”起。
2014年7月27日,四川建川博物館發佈日軍侵華新罪證,其中之一就是羅昌1915年寫的一封信。這是他對日交涉後給外交部的回函。如今,這封信被列爲國家一級文物。
透過這幾張薄薄的信紙,我們彷彿看到羅昌的錚錚鐵骨,看到他站在蒸汽機車前,隻身喝阻兩萬兵的高大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