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民國史上，黃郛是不可饒過的一個人物，他參與了近代中國很多重大事件。他是蔣介石的幹兄弟，但是做了很多漢奸做的事情，比如說他一手操持的“塘沽協定”，就明確了日本侵佔華北的合法化。但是，對於黃郛，後人卻經常爲他辯解。這是爲什麼呢?
(黃郛)
黃郛有一個古難的童年。他6歲父亡，遭族羣擠軋，隨母遷到杭州。在慈善學校免費就讀，於17歲取得生員資格，在杭州開館教書。
24歲的時候，黃郛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浙江武備學堂，後保送日本留學6年。在日本，黃郛加入了孫中山的同盟會，成爲孫先生最早的追隨者之一，創立同盟會 “丈夫團”並任團長。武昌起義後，黃郛與蔣介石一起，參與了陳其美主持的光復上海活動，由此成爲結義兄弟。
辛亥革命爆發時，黃郛在陳其美的滬軍任參謀長，指揮克復滬、浙，又參與領導江浙聯軍，首先攻克南京，定都南京，成立民國，這一系列重大步驟，總策劃人即是黃郛。
1924年，黃郛參加了馮玉祥領導的北京政變，驅逐了溥儀，又囚禁了曹錕。後來，黃郛成爲代理內閣總理，攝行總統職權。這應該是他一生中的權 利高峯，成爲國家領袖，代表中國對外發令。後來，段祺瑞復出，黃郛被迫辭職。
北洋軍閥倒閉後，1928年初，黃郛被推薦爲南京政府外交總長。後來，蔣介石遇到了棘手的事情，就找到了幹兄弟黃郛，沒想到因此背上了人生污點。
(蔣介石)
北伐戰爭期間，日本人發動了“濟南慘案”。當時，日本少壯軍人以保護僑民爲藉口，出兵濟南，進攻中國軍隊，殺害國民政府駐山東特派交涉員蔡公時等17名官員。重炮轟城，中國軍民死傷達萬計。
當時的軍事情形是蔣介石爲了北伐的需要，只想與日本人妥協，他又不願擔當“親日和議”的罵名，一切談判，就交給了幹兄弟黃郛出面。
黃郛多次急電日本外務大臣提出嚴重抗議，並致電國聯尋求幫助，但投鼠忌器，對濟案處理的立場無法強硬。國人對黃郛外交交涉不力強烈不滿，將外交政策的失敗全歸結到黃郛的身上。黃郛代蔣受過，吃足了窩囊氣。
後來，民憤太大，黃郛辭職。
然而，這剛剛是開始。
(黃郛)
1933年春，日本侵略者的鐵騎已經越過長城，直逼通州，平津吃緊，華北危如累卵。國民黨其時的軍事力量，對日本軍隊完全無抗衡的可能，再加上蔣氏還把大部分的兵力用於江西的“剿共”上。中日交涉停戰，已經是迫在眉睫。可是，與日本進行直接的談判與交涉，是何其棘手!
南京政府的高層對處理華北政局的態度頗耐人尋味，一方面需要擺出高蹈的姿態，做給全國大衆看，義正詞嚴地要求黃郛對日本人絕不姑息。無論是最高領袖蔣介石還是行政院長汪精衛，在報紙上發表的官樣文章和講話，都是如此。而私下的電文往來，則完全不是這麼回事。爲了儘早安定華北，使得日本人不再進逼，蔣汪都最大限度地授權給黃氏，要求他“權宜行事”。“除簽字與承認僞(滿洲)國，割讓四省(即東三省)之條約外，其它條約皆可籤應”。
這其實就是一個漢奸該做的活，黃郛心理非常清楚。但是，他明知是火坑，但必須有人去跳!他不去跳，難道讓負有更大責任的蔣介石去跳嗎?仗義的黃郛，又爲蔣介石做了一次漢奸。
當時，由於積年受日本人的侵略，中國民衆的反日情緒沸騰已極，任何對日本讓步的協議，都會被視爲“賣國”，因此官員在和議場中所受的內外壓力，甚至大於在戰場的指揮官。如此兩相夾逼，黃郛就像火上被烤的猴子。到了後來，他實在受不了蔣汪對外冠冕堂皇的講話帶來的窩囊氣，在給蔣介石有份電報中憤然雲：“弟(蔣介石)如要兄(黃郛)依舊留平協贊時局者，希望今後彼此真實地遵守'共嘗艱苦’之舊約，勿專爲表面激勵之詞，使後世單閱電文者，疑愛國者爲弟，誤國者爲兄也。”
(塘沽協議簽訂現場)
在黃氏殫精竭慮的斡旋下，1933年5月，屈辱的城下之盟“塘沽協定”終於簽訂，日本軍隊暫時撤出長城之外。 協議中規定中國軍隊撤至延慶、通州、寶坻、蘆臺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以上地區以北、以東至長城沿線爲非武裝區，實際上承認了日本對東北、熱河的佔領，同時劃綏東、察北、冀東爲日軍自由出入地區，從而爲日軍進一步侵佔華北敞開了大門。
“塘沽協定”給黃郛一生的政治和外交生涯帶來了巨大的屈辱。黃郛在華北的苦心經營爲社會輿論所不容，一時間責難紛起，備受指責。
1933年8月，天津《大公報》記者王芸生採訪了黃郛，他說：“這一年來的經過，一般人以爲我黃某天生賤骨頭，甘心做賣國賊，盡做矮人;我並非不知道伸腰，但國家既需要我唱這齣戲，只得犧牲個人以爲之。”
這件事引起的民憤非常大，不久黃郛辭掉了所有職務。
(黃郛)
現在的學者評價黃郛這個人時，認爲他非常有爭議，做了漢奸做的事，但是得到的評價，卻是很多人爲他鳴不平，認爲他是在華北任上經手的幾起談判和簽約，都是在中方極端不利的前提下進行的。他接受這樣的擔子，自己很清楚是如何的棘手。每次簽約，都是在反覆的斟酌、平衡和退讓中進行，可以說都是一種不得已的退而求其次的無奈選擇。
之所以這樣評價他，還和他做了這樣一件事有關。
1928年5月，黃郛辭去外交總長一職後，偕夫人沈亦云同遊莫干山，從英國人瓊司太太手中買下“春園別墅”，取名“白雲山館”。此間，黃郛在莫干山，一直致力於當地的新農村建設，與庾村農民結下深厚友誼。
黃郛一有空閒，即到山下農村走訪。他發現，環山數十里的山民大多目不識丁、怠惰、貧窮、守舊。孩子們沒有書讀，於是在莫干山推行了一系列農村改良舉措。
1932年6月，黃郛開辦了莫幹小學，聘請友人來主持校務。他認爲，創辦學校是改良農村、改變農民貧愚積弱面貌最根本的做法。在開學典禮上，黃郛致辭說：“我夫婦二人將來即以學校爲家，願鄉村父老予以合作，使莫幹小學成爲我們農村改進的先聲，莫幹小學的學生個個成爲地方上有用的人才。”
此外，黃郛還在庾村推進改良中國農村的試驗，1933年4月，他發起成立“莫幹農村改進會”，自任理事長，辦事處就設在莫幹小學。黃郛夫婦夫唱婦隨，以莫幹小學爲中心，興辦了一系列農村事業，辦農民夜校，改良農業技術，興建蠶種場，建立農村信用合作，開展災荒救濟，發展衛生事業等等，造福一方百姓。黃郛還興建了文治藏書樓，藏書極爲豐富，有各種典籍萬餘種，不僅向師生開放，也歡迎村民借閱。
1936年， 黃郛逝世，但是他推行的莫干山農村改良舉措卻持續到了195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