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琮英與任弼時從“娃娃”直至終生——任弼時與她都從一而終，不論是身處監牢、長征歲月還是步入中共高層、進入中南海，彼此攜手，不離不棄，從不見異思遷，從無緋聞。如此純真無邪的愛情，令無數人爲之動容。
1926年3月，任弼時和陳琮英在上海完婚
13歲的童養媳“姐姐”陳琮英小小年紀，非常懂事，要求到長沙去打工，賺錢供“弟弟”任弼時上學。她把辛苦打工所得的工錢，幾乎全部交給了任弼時，使任弼時非常感動。
◆爲了搭救被捕的任弼時，急於趕路的她搭乘一輛敞篷的拉煤的大貨車。在長途奔波之中，襁褓中的女兒受了風寒，感冒轉爲肺炎，夭折了。
◆向忠發叛變後供出陳琮英，並當着敵人要她交代所有的事。“我當時抱着剛出生3個月的小女兒，裝糊塗說：‘講什麼呀?我是農村來的，我什麼也不知道。’”
陳琮英，這名字並不是人們很熟悉的;然而，她的已故的丈夫任弼時，卻是大家所熟知的。陳琮英跟任弼時結婚之後，總共生育了9個子女。在艱苦卓絕的戰爭歲月，最初出生的3個孩子都早夭了，還有2個孩子因在戰爭中寄養在江西老鄉家裏而失蹤。能夠長大成人的是3個女兒，還有唯一的兒子任遠遠。
陳琮英歷經磨難，卻樂觀豁達。在我採訪她的時候，年已91歲的她，瘦小而靈活，視力、聽力也都不錯。陳琮英於2003年5月3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1歲!
“指腹爲婚”的“娃娃親”
陳琮英一口湖南話。我問起她的年齡，她說比任弼時還大兩歲，他們倆定的是“娃娃親”。“指腹爲婚”、“娃娃親”，是典型的封建包辦婚姻。誰都沒有想到，任弼時與年長他兩歲的陳琮英，卻建立起真正的感情。他倆從“娃娃”直至終生——任弼時與她都從一而終，不論是身處監牢、長征歲月還是步入中共高層、進入中南海，彼此攜手，不離不棄，從不見異思遷，從無緋聞。如此純真無邪的愛情，令無數人爲之動容。
陳琮英2歲時母親病故，父親爲了生活又常奔走在外，她寄養在親友家。12歲時，陳琮英作爲童養媳來到任家，那時任弼時不過10歲而已，彼此以姐弟相稱!從這時候起，她的命運便與“弟弟”任弼時緊緊聯繫在一起。
任家也是清苦之家。任弼時的父親任振聲是一位清貧的教書先生，每天除了在離家較遠的長沙縣開物學校教書外，空餘時靠替人代抄文書、代寫家信賺點零用，維持全家生活。1915年夏，11歲的任弼時初等小學畢業，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附屬小學高等科，要去長沙讀書，告別相處一年多的“姐姐”陳琮英。
任弼時到了長沙讀書之後，雖然師範附小可以免交學費，但是要支付伙食費、住宿費。對於任家來說，陡然增加了開支。“姐姐”陳琮英小小年紀，非常懂事，向任弼時父母要求到長沙去打工，賺錢供“弟弟”上學。任弼時的父母答應了，覺得這樣可以增長“姐弟”的感情。他們託親戚爲陳琮英在長沙一家襪廠找了一份工作。這時陳琮英年僅13歲，任弼時只有11歲。陳琮英是一個格外節儉的人，把辛苦打工所得的工錢，幾乎全部交給了任弼時，使任弼時非常感動。任弼時和陳琮英能夠從“娃娃親”昇華爲真正夫妻情，就是在這個時候打下堅實的基礎。
陳琮英忙於打工，沒有受教育的機會，而任弼時聰穎，從小學而中學，學業優秀，思想日趨進步。他在湖南第一師範結識了毛澤東。
1920年8月，16歲的任弼時參加了毛澤東等正在籌建的俄羅斯研究會，並由該會推薦首批赴上海入“外國語學社”學習俄語，準備到蘇俄留學。任弼時依依惜別“姐姐”陳琮英，從長沙前往上海。臨別，任弼時叮囑陳琮英，有機會要學習文化。
當任弼時去蘇聯莫斯科接受紅色教育、成爲中共黨員的時候，陳琮英則遵從任弼時的囑咐，在長沙半工半讀了4年，摘掉了文盲帽子。
1924年8月任弼時奉命回國，因忙於工作未能回鄉。直到3月11日，任弼時從北京來到上海，正打算去湖南，出乎意料，陳琮英突然出現在他的面前——他們已經闊別6年了!
原來，組織上安排王一飛把陳琮英從長沙接到上海來。1926年4月初，22歲的任弼時與24歲的陳琮英在上海舉行簡樸的婚禮，他倆終於從“娃娃親”結爲正式夫妻。
丈夫被捕 苦刑煎熬
婚後不久，1926年10月下旬，任弼時奉命前往莫斯科，陳琮英同行。這是童工出身的陳琮英第一次出國，第一次領略俄羅斯異國風情，第一次理解丈夫所獻身的馬列主義。
在莫斯科生活了幾個月，1927年春，陳琮英隨任弼時從莫斯科返抵上海。沒過多久，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開始公開反共，在上海屠殺共產黨人，史稱“四一二政變”。從此任弼時、陳琮英開始了顛沛流離的生活。
不幸終於降臨在他們頭上：先是任弼時兩度被捕，苦刑煎熬，緊接着是陳琮英被叛徒出賣，落入大牢。
1928年10月15日，任弼時在安徽省南陵縣香油寺出席會議時被捕。在審訊時，任弼時用事先編好的假口供應付，後來託人帶口信給陳琮英。陳琮英從上海奔往長沙，請親戚按假口供來營救任弼時。由於任弼時沒有暴露真實身份，在1928年底終於獲釋，與陳琮英團聚。但是在陳琮英離開上海時，駛往長沙的客車已經開走，急於趕路的她搭乘一輛敞篷的拉煤的大貨車。在長途奔波之中，襁褓中的女兒受了風寒，感冒轉爲肺炎，夭折了。
任弼時出獄之後，擔任中共江蘇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當時上海屬於江蘇省)。任弼時在上海工作不到一年，1929年11月17日，又在公共租界華德路競業裏出席江蘇省團委擴大會時被捕。這一回，任弼時在受審時，自稱名叫“彭德生”，從江西來上海投親謀職，記錯了親戚家的門牌號，誤入那裏。
任弼時被關進上海提籃橋監獄。在審訊時，受到電刑拷問，背上被燙出兩個大傷口。
由於任弼時始終沒有暴露真實身份，經過中共黨組織營救，關押了一個多月之後，於1929年12月25日出獄。看到丈夫背上的兩個大傷口，生性剛強的陳琮英也流淚了。
向忠發叛變導致她被捕，但她經受住了考驗
1931年3月上旬，任弼時遵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率中央代表團離滬，前往江西中央蘇區。
這時，陳琮英即將分娩，無法跟隨任弼時一起前往江西中央蘇區。
臨別，任弼時對妻子說，“孩子生下後不論是男是女，取名‘遠志’，祝願我們的孩子有遠大的志向!”
就在任弼時走後才七天，陳琮英生下女兒任遠志。
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是向忠發。組織上發現向忠發平時來往人員複雜，特意把陳琮英安排到向忠發家住。陳琮英在向忠發家住了約兩三個月。
意想不到的是，由於叛徒的出賣，陳琮英連同孩子一起被捕入獄。
出賣陳琮英的，竟然就是向忠發!
那是1931年6月，考慮到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甚一日，中共中央決定總書記向忠發轉移至江西蘇區。在出發的前夕，向忠發無論如何要求見一下相好的煙花女子楊秀貞。
陳琮英曾這樣回憶：
“記得在旅館只住了幾天。向忠發在一個晚上來到旅館，來時說：只待一會兒。但至夜12時，我去敲門催他走時，他說：明早走。向忠發在旅館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離開旅館後即被捕。”
上午九時，向忠發在離開時到靜安寺探勒汽車行叫出租車，當即落入國民黨特務的埋伏圈。向忠發被捕之後，迅即叛變，供出了陳琮英的住處，供出中共中央在上海恆吉里的祕密機關。當天下午，陳琮英和楊秀貞在旅館被捕。當夜一時，中共中央機要主任張紀恩和妻子張越霞在上海恆吉里祕密機關被捕。
向忠發一案，淞滬警備司令部軍法處的案卷上寫着“赤匪向忠發”。此案的“同案犯”共四名，即黃寄慈(張紀恩當時的化名)、黃張氏(即張越霞)、陳琮英和楊秀貞。
陳琮英回憶道：“向忠發被捕當天，我和向的小老婆也同時被捕，被押到巡捕房。我被捕當天見到向忠發，見面時，當着敵人他對我說：‘你什麼都可以講，他們(指敵人)早知道了，你不要瞞。’我當時抱着剛出生3個月的小女兒，裝糊塗說：‘講什麼呀?我是農村來的，我什麼也不知道。’”
陳琮英一直裝糊塗，說自己來自湖南鄉下，是一個農村婦女。童工出身的她，看上去也確實像個什麼都不懂的農村婦女。她沒有暴露身份。
經過組織營救，陳琮英坐了將近半年的牢，終於得以出獄。
1931年12月，周恩來到達江西中央蘇區，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
1932年3月8日，陳琮英奉命轉道香港，來到閩西蘇區，在福建長汀與分手一年的任弼時重逢。出現在她面前的任弼時，穿一身軍裝，戴一頂紅星帽。她非常羨慕。不久，她也參加了紅軍，也戴上紅星帽。從此紅星帽伴隨她整整一生。周恩來認爲陳琮英在政治上可靠，分配她到中共中央機要科工作。從此陳琮英多年從事機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