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軍起義事件後，咸豐皇帝算是遭夠了罪，白天黑夜地翻過來忙，都覺得時間不夠。更讓他覺得晦氣的是，花了那麼多力氣，成效卻越來越低。既然這樣爲何不肯重用曾國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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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豐以夜繼日的忙，結果前線送過來的奏摺，不是說這裏讓人給捅了一刀，就是說那裏捱了一棍，久而久之，皇帝的自信心大受打擊，都不怎麼敢相信自己也能贏了，直到曾國藩的崛起。湘潭大捷點開了喜慶的炮仗，然後嶽州、城陵磯，甚至是武昌克復的捷報都接踵而來，讓人幾乎有應接不暇之感。那情景，彷彿是倒黴了一千年，眼看着就要轉運了。
原來人生也可以充滿着溫暖!要說在籍官員辦理團練的不止一個，包括曾國藩在內，合計共有四十五人之多，然而除了曾國藩，沒有一個整出樣子，不是半途而廢，就是銷聲匿跡。曾國藩成了今年的主打款，一衆官員中，就數他最帥，帥得一塌糊塗，帥得無邊無沿。依稀還記得在京時，這傢伙跟打了雞血一樣，拼着命往上遞意見書的情景，也幸虧當初留了一手，要不然，現在縱使能收到禮包，也得落下一個不會用人的惡名。顯然這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得趕緊用，重用。
儘管曾國藩當初出任時，有言在先，守孝期間不接受獎勵或升職，但咸豐仍授他以署理湖北巡撫一職，並賞戴花翎。署理的原因，就是考慮到曾國藩尚在守孝期間，一旦守孝期滿，代理即可轉正。然而僅僅七天之後，咸豐又急匆匆地收回了這一任命。具有戲劇性的轉折出現在一次君臣談話之後，談話的主角，一個是咸豐，另一個是軍機章京彭蘊章。軍機章京不是軍機大臣，說穿了只是軍機處的文書，專門幫着軍機大臣們抄抄寫寫，比如王鼎案中那個給穆彰阿通風報信的陳孚恩，就是軍機章京。由於軍機章京實際參與了機要，所以也被稱爲“小軍機”。
彭蘊章的詩文很有些名氣，一輩子寫了很多書，若是一本本碼起來，比他人還高哩，然而此人有學問歸有學問，卻是食古不化，在政務上迂腐得很，是一個“有學無識”的典型。咸豐跟他聊天，起初只是想抒發一下自己的好心情，沒指望從這個木訥的小軍機身上得到什麼高見。咸豐說：“你想不到吧，曾國藩這麼一個書生，竟能建成奇功。”彭蘊章當然也是書生，這話聽了足以讓他渾身醋味兒亂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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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來了一句：“曾國藩不過是前禮部侍郎，一個老百姓罷了。小小老百姓，在鄉間竟然能夠一呼百應，隨者以萬人計，這恐怕不是國家之福吧。”就是這麼不陰不陽的一句話，讓咸豐臉色大變，沉默了很長時間。很多人將咸豐的防範心理歸結於“滿漢藩籬”：曾國藩是一個漢臣，一個漢臣具有如此大的號召力和影響力，手中又掌握兵權，對滿族皇帝當政的王朝來說，當然不是什麼好事。
應該說，有這個因素，但並不能概括全部。清代用漢臣掌兵權並非沒有先例，比如橫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名將嶽鍾琪就是一個典型。當時雍正任用嶽鍾琪，謠言滿天飛，僅雍正自己收到的舉報信就滿滿一筐，說他是岳飛的後代，要替祖先報“宋金之仇”云云，雍正根本就沒有予以理踩。
其實很多時候，忌誰不忌誰，跟出身沒有多大關係。康熙時期的鰲拜(滿八旗)，雍正時期的年羹堯(漢八旗)，誰是純漢臣?他們的下場可比嶽鍾琪慘多了。因爲是漢臣，就想着要給對方穿小鞋，那是後人太小看這些清代皇帝了。其實在曾國藩之前，江忠源追根溯源，也是手握兵權的湘軍將領，不照樣得到咸豐的信任重用，還被授之以安徽巡撫?
這件事應該說是個案，其中彭蘊章的話起到了相當關鍵的作用，他抓住了兩點，一是咸豐已經被下面的造反造怕了，生怕一不小心再跑出一個什麼“秀全”來跟他搗亂，二是咸豐一向非常看重湖北的戰略地位，認爲它的作用和價值還遠在廣西湖南江西諸省之上，潛意識裏就不願將如此重鎮輕授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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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咸豐眼裏，曾國藩與江忠源雖都出自於湘軍，但兩人並不相同，江忠源的定位主要是武將，任務就是打仗，曾國藩卻有號令一方的作用，他舉辦湘軍的時候，雖有個湖南幫練大臣的名義，其實是赤手空拳，憑什麼能一下子拉起如此大一個攤子呢?如果讓他長期據守湖北，誰又能擔保他不會黃袍加身，成爲下一個“曾秀全”?
咸豐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咸豐決定收回成命，改任曾國藩爲兵部侍郎，專辦軍務--反正打仗要緊，就是讓你當湖北省長，估計你也沒那閒工夫。可話不是這麼說的，咸豐的朝令夕改，不可能不引起曾國藩的疑惑。在從其它渠道得知箇中內幕後，他的心頓時就沉了下來。
在這種內亂頻繁的情況下，要趁機跳出來自己做皇帝的人估計不計其數，足以讓你防不勝防。人心之複雜難測，是誰都說不清楚的一件事，因此咸豐就對曾國藩不太放心，而且這種心理在後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都難以消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