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到(約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15年)，尊稱慎子。中國戰國時期趙國邯鄲(今屬河北省)人。《史記》說他專攻“黃老之術”。齊宣王時他曾長期在稷下講學，是稷下學宮中最具有影響的學者之一。《史記》說他有《十二論》，《漢書·藝文志》的法家類著錄了《慎子》四十二篇。是從道家中出來的法家創始人之一。後來很多都失傳了，《慎子》現存有《威德》、《因循》、《民雜》、《德立》、《君人》五篇，《羣書治要》裏有《知忠》、《君臣》兩篇，清朝時，錢熙祚合編爲七篇，刻入《守山閣叢書》。此外，還有佚文數十條，近代出土慎到佚篇《慎子曰恭儉》。
慎到，生於趙國首都邯鄲。錢穆《先秦諸子系年》 和梁啓超《先秦學術年表》認爲其卒於公元前299年(齊閔王時，今人以爲錯誤)。早年曾“學黃老道德之術”，後來成爲法家創始人物。也有人鑑於其道法結合的思想傾向，稱之爲道法家。齊宣王時他曾長期在稷下講學，有不少學生，在當時享有盛名。在稷下時，與田駢、接子、環淵等有較多的交往。他們一起被齊王命爲大夫，受到尊敬，齊王還特意爲他們建起了高樓大廈，修築了四通八達的道路。他主張“抱法處世”“無爲而治”。又一說，慎到，趙人也，其著作多佚。明慎懋編纂《慎子內外篇》 ，並輯錄慎到傳記大略謂：“慎到者，趙之邯鄲人也。慎到博識疆記，於學無所不究。自孔子之卒，七十子之徒散遊列國，或爲卿相，或爲士大夫，故卜子夏館於西河，吳起、段幹木、慎到之徒受業於其門，及門弟子者甚衆。慎到與孟軻同時，皆通五經;軻長於《詩》，慎到長於《易》。
齊威宣王時喜文學遊說之士，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者流七十六人，命曰列大夫，爲立館稷山之下，高門大屋，尊寵之，不治而議論，天下諸侯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是以齊稷下學士，多至數百千人。
楚襄王時慎到赴楚，爲楚(頃)襄王傅。襄王之爲太子也，嘗質於齊，及其歸也，齊王求東地五百里乃得歸，不與不得歸。襄王退而就慎子計，慎子令朝羣臣而皆獻策焉。上柱國子良曰：“不與則不信，請與而復攻之。”昭常曰：“去東地五百里，是去國之半也，勿與，臣請守之。”景鯉曰：“不可與也，臣請西索救於秦。”王謂慎子曰：“寡人誰用三子之計?”慎子曰：“王皆用之。”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裏索救於秦。齊王恐焉，乃遣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試，楚東地復全。”
傳中所記慎子爲襄王獻計事，發生於前299年。襄王即頃襄王。(據六國表，立於周赧王17年，卒於周赧至52年)其父即楚懷王。(《周書諡法解》曰：“慈義短折曰懷”)楚懷王赴秦會盟，被秦所欺而扣留於秦國。頃襄王立於周赦王17年(前298)，襄王立之三年後，懷王客死於秦。
慎到與屈原約略同時。《莊子天下篇》稱慎到：“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又述其言曰：“無用賢聖。”《荀子解蔽篇》謂：“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這種思想與老子的思想是一致的。楊 《荀子注》謂“慎到本黃老之術，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又述其言曰：“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是慎子以尚賢使能爲非也。慎氏本《內篇》錄《韓非子難勢篇》慎子之言，曰：“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又曰：“賢智能不足以服從頭則勢位足以屈賢者也。” 《太平御覽》638錄《慎子》之方，曰：“立君而尊賢，是賢與君爭，其亂甚於無君。”又曰：“君立則賢者不尊。”《御覽》523錄慎子之言，亦曰：“有貴賤之禮，無賢不肖之禮。”
樑玉繩《漢書人表考》記戰國時有二慎子：“ 《戰國策》有慎子，爲襄王傅;魯亦有慎子，見《孟子》。”
按魯慎子即墨子弟子禽滑釐。“滑釐，慎子名。”焦循《正義》曰：“慎子與墨子之徒禽滑釐同名，或以慎子即禽滑釐，或以慎子師事禽滑釐，稱其師滑釐不識，皆非是。”
著作
慎到著有《慎子》。《慎子》一書，司馬遷《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介紹說有“十二論”。徐廣註釋道：“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班固《漢書·藝文志》著錄爲四十二篇，宋代的《崇文總目》記爲三十七篇。清朝時，錢熙祚合編爲七篇，刻入《守山閣叢書》。現存《慎子》只有七篇，即《威德》、《因循》、《民雜》、《德立》、《君人》，《羣書治要》裏有《知忠》、《君臣》。由此可見，《慎子》的佚失情況相當嚴重。除上述篇目外，還有佚文數十條。
慎到與老子、莊子都崇尚自然，其出發點相同，但他們的歸宿差之甚遠。老子看到自然的偉大，鼓吹“絕聖棄智，復古歸樸”，莊子在“完美自然”的前提下，對人類社會充滿絕望之情。慎子認爲天地的偉大，但同時相信人們能能夠處理好與自然的關係。
中國哲學史上的道家體系，從慎子開始，走上了積極干預社會的道路。慎子以“因循自然”的哲學體系，在政治上提出較系統的法、術、勢理論，爲法家政治理論增添了許多新鮮血液。在前期法家中，慎到以“貴勢”著稱。“勢”有三層含義，其一相當於今天物理學上的“勢能”;其二指的是一種有利地位;其三是指政治生活中的權力，即能支配他人的地位。
他把法家所主張的“法”和道家所主張的“道”或“理”等同起來。道家認爲人君在“道”面前只能“惟道是從”、“無爲而治”。慎到則認爲人君在法面前也應“事斷於法”、“無爲而治”。這既是他的法律觀所導致的結論，也是他的國家觀所導致的結論。二者都源於他的公私觀。在他看來,天子、國君以及各級官吏不但必須“任法”、“守法”、“唯法所在”，而且都是爲了服務於天下、國家而設立的。因此他說：“立天子以爲天下，非立天下以爲天子也，立國君以爲國，非立國以爲君也，立官長以爲官，非立官以爲長也”。他已從公私觀上將天下、國家和天子、國君區分開來。所以他主張臣下“以死守法”、“守職”，而反對忠君。君主本人也只能爲國、爲“公”，而不能“行私”。爲了防止國君行私，慎到反對國君“自任”，而要求國君“任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