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姚元之的《竹葉亭雜記》中記載有這麼一段史實。
乾隆年間，山西巡撫王亶望特別喜好吃驢肉絲，爲此他的廚房中有專門飼養驢的人，養了好幾頭肥而健壯的驢。每當王稟望要吃驢肉時，廚師就在驢身上找一處最肥美的地方，直接用刀割一塊下來，立即烹調好送到王亶望面前。驢身上被割了一塊肉的地方鮮血淋漓，廚師就用燒的通紅的鐵塊烙一下，於是血就會立即被止住。
王亶望還喜好吃鴨子，而且必須是填鴨。他也有專門養填鴨的人，飼養方式與都城的填鴨大致相同，不同之處是不讓填鴨活動罷了。蓄養的方法是：取釀製紹興酒的罈子，將壇底敲掉，把鴨子放進壇中，然後用泥土封住壇底，使鴨子的頭頸伸到壇口之外，再用動物油和飯餵養。當然，罈子後面要留一個洞，供鴨子排糞便用。這樣養上六、七天，就可以養得很肥很大了，這種鴨子的肉非常細嫩，像豆腐一樣。如果王亶望偶然想吃豆腐，就要殺兩隻鴨子熬湯，然後用鴨湯煮豆腐，這樣才能送給他吃。寫到此地，姚元之嘆道：“豪侈若此，宜其不能令終也。”王亶望生活奢侈到這種地步，真不知他的這種奢侈有沒有止境!
王亶望的奢侈生活，在清朝官場絕非個別現象。
有清一代，自康熙中期以降，社會安定，有所謂的“康乾盛世”之稱，社會上吃喝之風盛行。上層社會，官場交往，腐敗與奢侈並行，形成了清代特有的豪奢之風。據《清稗類鈔》記載，清代吃喝風盛行，以宴席種類繁多記錄，有燒烤席、燕菜席、魚翅席、魚脣席、海蔘席、蟶乾席、三絲席諸名目。以碗碟多少大小記錄，有十六碟八大八小、十二碟六大六小、八碟四大四小等。以應酬之繁，當以京師爲最。王公大臣、八旗貴族和士大夫之間的官場交際、往來酒宴，有一日至四五次之多者。當時有人嘆曰：“都門爲人物薈萃之地，官僚筵宴，無日無之。然酒肆如林，塵囂殊甚。”即使是地處偏遠的甘肅蘭州，也是“宴會，爲費至巨，一燒烤席須百餘金，一燕菜席須八十餘金，一魚翅席須四十餘金。等而下之，爲海蔘席，亦須銀十二兩。”
在甘肅主持捐監期間，王亶望權勢大增，貪慾爆發。據王亶望本人後來供認。我得過屬員銀兩甚多，所以外人編個口號(民謠、順口溜)“一千見面，兩千便飯，三千射箭”。事實確如所言，沒有銀子，要見面都難!乾隆四十二年三月，鞏昌府知府潘時選赴藩司衙門要見王亶望未果，後送銀一千兩遞進，才見到王亶望。至於勒要屬員物品，讓屬員代買皮張、衣服、古董等他從來就不給價。他屬中隨從的很多親戚報捐監生，他從來不交銀子，只叫屬員填給實收，銀子就算在了屬員的帳上。他供認，在甘藩司三年任內，送銀送物給他的人多得連他也記不清。正如他的下屬常常議論的那樣“王亶望無人不向婪索”!作爲藩司，他還將每年本應發給各州縣用於運糧賑災的“腳價銀兩”三萬二千兩，裝入自己的口袋，並心安理得地認爲這是“屬員對他的孝敬”。
王亶望之所以如此貪婪，如此囂張，就是仗着他手中的“生殺”大權。他說過：“有州縣待我好的我就叫他把災分報多些，有些州縣待我平常的我就不准他多報”。他推行“競定分數開單派各州縣照單開報”，目的就是使各州縣官多給他送銀送物品。王亶望要蓋房屋，爲趕在上凍前建好房屋，皋蘭縣知縣程棟令工匠用熱水和泥，計費銀二萬兩。作爲對程棟的回報，每年災賑報銷時，王亶望就讓程棟多報一二萬石賑濟糧銀。於是，各州縣官紛紛效法，送銀的名目繁多，什麼節禮銀、盤費銀少則幾百兩，多者上千兩。設想，如此權勢，吃活驢、吃填鴨又算得了什麼?!
“乾隆季年，諸貪吏首稟望”。這樁發生在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六年的集體衆貪大案，震驚朝野。地方官員以賑災濟民的名義上下勾結、僞災舞弊、折收監糧、肆意侵吞。此案牽連布政使及以下各道、州、府、縣官員一百一十三人，追繳贓銀二百八十萬餘兩，連乾隆皇帝也驚呼，此案“爲從來未有之奇貪異事”。最終，王亶望、蔣全迪被處斬刑，王廷贊處絞首，勒爾謹賜死;其餘貪污數萬兩的巨犯斬首五十六人，免死發遣四十六人，革職、杖流、病故、畏罪自殺者數十人。乾隆帝坦承，查辦此案實在出於無奈而不得不辦，在辦理過程中也不忍大辦。捐監是此案的誘因，冒賑是其必然結果。後人評論，乾隆執法之嚴爲前代之罕見，然而“誅殛愈衆，而貪風愈甚”，王亶望大案顯示大清江山衰敗之勢已是無可挽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