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三位名人的不倫之戀：追溯陳獨秀動盪的一生，和他相伴的四個女人中，最驚世駭俗的莫過於愛上髮妻高曉嵐的妹妹高君曼，並衝破世俗枷鎖，抵達他內心最爲憧憬的婚姻自主的民主之境。然而近代中國並不只有陳獨秀這一個名人愛上自己的妻妹。
1、政治家陳獨秀
陳獨秀一生中有過三位妻子，第一任妻子和第二任妻子是親姐妹，這場不倫之戀曾經引起軒然大波。雖然陳獨秀與第二任妻子高君曼不顧流言蜚語結合了，最終還是分道揚鑣。
高君曼又名高小衆，1888年出生，小陳獨秀10歲，高君曼天生麗質，聰慧賢淑，從小受到父母的寵愛，是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的新型女性。自1922年起，陳獨秀對紅顏開始慢慢疏離。1925她年帶着一兒一女移居南京。
陳獨秀1897年在家鄉安徽懷寧結婚了，他的妻子就是原先當過安慶府統領的清軍副將高登科的女兒高曉嵐(亦叫高大衆)。
婚後，夫妻二人起初相處得還算過得去，一方面是陳獨秀本來就對這門親事期望不高，另一方面是高曉嵐到了陳家以後，恪守婦道，生活十分儉樸，在鄉里很有賢惠之名;數年之後，高曉嵐爲陳家也添了對兒女。照理，這對夫婦是該相安無事地聊度時光了，可是陳獨秀卻覺得，他們在性格和思想上的差異已到了難以彌合的境地:陳獨秀少年得志，頗負才名，高曉嵐則目不識丁，結婚以後，陳獨秀多次勸她多識些字，學點文法，看些有趣的小說，學些好聽的兒歌。偏偏高曉嵐不屑一聞，自以爲“女子無才便是德”，爲此陳獨秀漸漸感到心灰意冷。之後，倆人即使在一起，也很少說話，形同陌路。
就在陳氏夫婦關係遠散的過程中，高曉嵐的同父異母妹妹高君曼，走進了陳獨秀的生活。
影視劇中的陳獨秀與高君曼
據張寶明、劉雲飛《飛揚與落寞:陳獨秀的曠代悲情》，高曉嵐母親死後，高登科的續絃亓氏於1885年生下了高君曼。高君曼本名小衆，又名君梅，小陳獨秀六歲。高君曼與姐姐高曉嵐生活環境不同，她是生父生母的掌上明珠，從小嬌生慣養，少有挫折，受教於家庭教師，知書達理，思想開闊。在性格上，她開朗，幹練灑脫，熱情奔放。曾在北京女子師範學校就讀，思想進步，見識廣博，並熱愛文學，特別愛讀陳獨秀髮表在各報刊上的作品，對姐夫很是仰慕崇拜。
高君曼身材高挑，時裝新潮，一頭短髮下，明眸皓齒與微露的笑容，處處顯示着清麗恭良的新式特質。在二人的交往中，妻妹滿腔的熱情，新穎的思想，不凡的談吐，讓陳獨秀耳目一新，很快兩人便覺相見恨晚。
後來，高君曼尋找機會，藉着各種理由與陳獨秀單獨接觸，或促膝談心，或小徑漫步，交流思想、熱烈討論。當時，陳獨秀常常去藏書樓發表時事演說，高君曼便常常去那裏閱讀進步報刊或聽姐夫演講。
起初，二人朝夕相處地探討學問，在傳統的倫理觀念裏，人們幾乎不敢設想會發生什麼。這種思想，當然也包括恪守傳統的高曉嵐。
當二人難割難捨時，一個難題便擺在了這個封建家族的面前。兩個性情剛烈的叛逆者的出現，使得最終結果只有兩種:打破或者扼殺。
對於已決定隨時因家族壓力雙飛遠遁的二人來說，扼殺已漸次的這份感情己是不可能了。繼父陳衍庶甚至以“退繼”相威脅，但陳獨秀根本無意繼承其遺產，陳氏家族的所有努力都無濟於事。
鄉鄰的傳說沸沸揚揚，陳、高兩家嚴厲指責。但二人並不在乎。
1909年年底，陳獨秀從日本回國，在杭州與高君曼正式同居，木已成舟，陳獨秀與高曉嵐的夫妻關係已名存實亡。
31歲的陳獨秀在陳高兩家一片反對和譏諷聲中，與高君曼在西湖正式宣佈結爲伉儷，與家庭中斷了關係。此時的高君曼，一身入時的江南裝扮，亭亭姿秀，綿綿溫雅，時常伴隨陳獨秀出訪高朋，聽琴瑟互答，過着美好的隱居生活。陳獨秀爲此還寫下了感懷20首，其中一篇寫道:
委巷有佳人，顏色豔桃李。
珠翠不增妍，所佩蘭與芷。
相遇非深恩，羞爲發皓齒。
閉戶弄朱弦，江湖萬餘里。
九年奮鬥中的苦悶、寂寞、不滿現實與對未來的期待，交織着與佳人相娛的幸福及報國無門的悲慨與惆悵，同時也表達了他無意逃避現實，積極投身革命的入世精神。高君曼與陳獨秀的結合使高曉嵐成了被同情的對象，就連陳延年、陳喬年兄弟倆對他們二人的結合也深爲不滿，成了後來一直難以開解的家庭疙瘩。
高曉嵐這位舊式婦女，恪守婦道，嫁到陳家33年中，生育了延年、喬年、玉瑩(筱秀)、鬆年等子女，她總是穿着藍布長褂，寬大的褲腳管，用繩子扎得緊緊的。上孝公婆，下撫子女。1930年9月9日，高曉嵐在安慶去世，終年55歲。
高曉嵐去世後，高君曼帶着兩個孩子爲姐姐奔喪，雖時光匆匆，二十多年過去了，但在陳家一年多的時間裏，陳氏家族對她仍耿耿於懷，鄙恨難泯。
陳獨秀與小姨子高君曼結局並不好
嫌隙漸生高君曼離陳獨秀而去
陳獨秀經歷了一場婚姻悲劇之後，自然對高君曼加倍憐愛。高君曼爲人賢淑，知書達理，能理解陳獨秀的事業，所以在較長的一段時間裏，伉儷之間和睦相處。
據《黨史博採》記載，但是琴瑟生活中也不乏暗流。高君曼比較嚮往穩定寧謐的家庭生活，然而，也恰恰在這方面，陳獨秀不能遂高君曼的心願。他天生就是一個看輕家庭生活的人，走南闖北，屢遭風險，家人也跟着顛沛流離，很難過得上一段安逸的生活。特別是陳獨秀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之後，高君曼的生活就一直充滿着動盪，甚至還陪着他一起坐過班房。這種擔驚受怕的日子，與高君曼嚮往的教授夫人的生活畢竟差距太大，只是憑着對陳獨秀的崇仰苦苦熬着。可是這一片苦心偏偏又沒有得到陳獨秀的體諒。尤其在對待陳獨秀與高曉嵐的子女問題上，陳獨秀的固執和偏見極大地刺傷了高君曼的心。
事情是這樣的，自從陳獨秀把《新青年》編輯部遷到上海後，陳獨秀和高曉嵐所生的兒子陳延年和陳喬年也來到了上海。他們白天在外工作謀生，夜間就借宿於《新青年》雜誌發行所的地板上，生活十分艱苦，人們看到後無不暗暗責怪陳獨秀。高君曼想把延年和喬年接到家裏去食宿，但陳獨秀堅決不同意。於是她跑到好友潘贊化處求他勸勸自己的丈夫。並且哭訴道:“我是他們的姨母，又是繼母，我從名義上及感情上看待他們兄弟，一定會甚於我親生的兒女，但他不讓他們在家裏食宿，不知道這件事情緣由的人誰又會原諒我呢?”誰知道陳獨秀知道了這事以後，反而說“婦人之仁，徒賊子弟，雖是善意，反生惡果。”仍是不同意讓延年和喬年來家裏住食。
陳獨秀的固執暴躁和古怪乖張的生活方式，使高君曼忍無可忍，傷心透頂，終於開始了口舌之爭，繼而又發展到出手相打。高君曼自小就嬌生慣養，受不得半點逆來之氣，更何況陳獨秀還振振有詞地宣佈她是“資本主義”，她遂把愛情前景看淡，終於帶着自己所生的兒女，離陳獨秀而去。直到香消玉殞，也再沒有去見陳獨秀一面。
2、軍事家王近山
朝鮮戰爭結束後，王近山回到了祖國。他先任山東軍區副司令員、代司令員，後被任命爲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公安部副部長。1955年，剛剛不惑之年，他又被授予中將軍銜。誰知偏偏這春風得意之時，他的人生觸上巨礁，一場感情的變故使他從輝煌跌落到了谷底。
事情起因是王近山又“撒瘋”，要與結髮妻子韓岫巖離婚。
王近山與韓岫巖結婚十多年了。1937年12月，王近山在神頭嶺戰後身負重傷，住進了129師醫院。韓岫巖是129師醫院的護士，長得很漂亮，是有名的 “院花”。她叔叔原本是當地有名的郎中，抗戰爆發後，韓家12口人包括60歲的老奶奶都全部“入伍”，參加了八路軍。來時全家爲129師醫院馱來許多醫療器械和藥品，被稱爲半個醫院。這樣的光榮背景，加上“院花”之譽，使韓岫巖在醫院很有名氣。在王近山住院時，錢信忠院長特地派她護理。一同住院的陳錫聯一看男才女貌，於是暗中牽線搭橋。結果，一年後兩人就結婚了。婚後，雖聚多離少，但他們生了8個兒女，應該說夫妻兩人是有感情的。但事情的發展卻大大出乎人們的預料。
新中國成立後，劉鄧大軍進軍大西南剿匪。王近山率3兵團駐紮在重慶。經常應邀給大學生做報告。幾次報告下來，他那有傳奇色彩的經歷、幽默風趣的語言，讓那些崇拜英雄的大學生敬佩得五體投地。常言說:英雄美女、才子佳人。王近山也走不出這個永恆的怪圈。這時他才 34歲，年輕英俊，又是兵團司令員，終於，他的風采把一個女大學生迷住了。
這位女大學生不是別人，正是他的妻妹——韓岫巖的嫡親二妹。
一個是威風八面的年輕將軍，一個是談吐風雅、漂亮迷人的女大學生，兩人在迷迷糊糊中靠攏在一起了……
影視劇中的王近山
“聰明人”是“外面彩旗飄飄，家裏紅旗不倒”，偏偏這王近山是“一根筋”，一旦和她好上了，就和妻子韓岫巖打冷戰。此時，韓岫巖做着海軍醫院副院長，突然得知第三者竟是自己的親妹妹，怎麼也不能接受這個現實。在痛苦失望和氣憤之中，她選擇了等待，等王近山回心轉意。可一等好幾年，王近山從朝鮮歸來後，還是讓她失望了:冷戰如故。1963年，夫婦倆一場爭吵後，韓岫巖一氣之下，只好向組織報告，請求組織解決丈夫的“作風問題”。
王近山與韓岫巖雖是多年夫妻，但性格卻如當年他們的“介紹人”陳錫聯說的，“兩人是一個脾氣，針尖對麥芒”。這下韓岫巖向組織上反映老公的“作風問題”，事情一“鬧”大就不可逆轉了。
投訴信幾經上遞，轉到了副主席劉少奇手裏，他派人來做王近山的思想工作。王近山一聽妻子把自己的“作風問題”告到了黨中央，像只被激怒的雄獅，瘋勁一來，反向組織打離婚報告，要和韓岫巖離婚。組織上找他談話，批評他，教育他，他卻回答:
“我王近山好馬不吃回頭草，離婚我鐵定了，你組織愛咋辦就咋辦!”
老首長聞訊急忙來打招呼，也被他頂了回去;老戰友再來苦口婆心勸說，他也無動於衷，誰也勸阻不了他。形勢一天天對他“不利”了，中央已有要處理他的風聲。然而，他還是“撒瘋”硬是不回頭:
“不打報告還好說，告中央就非離婚不可了!”
最後，據說一位老首長“偏心”批示:“離婚屬家務事，是法院所管，組織上不好干預。”於是此事暫時打住。
可這王近山偏偏又耐不住性子，馬上到法院辦離婚手續。結果，離婚案終於驚動了毛澤東，又親自批示劉少奇處理此事。
幾天後，中央組織部處分下來:撤銷王近山大軍區副司令員職務;行政降爲副軍級(軍銜從中將降爲大校);開除黨籍;轉地方安排。
一個“情”字，讓這位出生入死的將軍從天上墜到了谷底，紮實地摔了個“大跟頭”。
3、藝術家金山
1950年10月14日，北京青年宮張燈結綵，29歲的孫維世和39歲的金山喜結良緣，北京的各界名流紛紛前來賀喜。婚禮那天，鄧穎超同志來了，她送給孫維世一份珍貴的結婚禮物，就是《婚姻法》，意思就是大家遵守《婚姻法》，要彼此忠實，要好好對他們的女兒。
結婚後兩人就搬到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分給金山的那個宿舍裏面，新世覺得跟姐姐再住一起就不是很合適了。經周恩來、鄧穎超同意，就住到了西花廳。在孫新世的記憶中，這是一段讓她十分留戀的時光。周總理、鄧穎超親切地稱呼她爲粵生女兒，總理接見外賓中間有十分鐘休息，他就回來跟幾個孩子打乒乓球，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1952年。“總理爸爸去朝鮮訪問，晚上我陪小超媽媽談久了，她就讓我睡總理爸爸的牀，那才叫真的幸福。”說到這裏，新世老人像個孩子似的，滿臉皺紋都綻開了花。
孫新世這個時候過着挺快樂、挺平靜的生活，不過此時姐姐的婚姻起了小小的波折。1951年，金山和文化藝術慰問團前往朝鮮戰場，受到金日成的歡迎。金山表示要寫一部中朝抗美的電影，這讓金日成大爲讚賞，並親自安排自己的女祕書給金山當導遊兼翻譯。但時隔不久，倆人就因感情出軌而犯了錯誤，金山受到開除黨籍、撤職查辦的處分，這件事使孫維世在生活和心情上都跌入低谷。最終她還是原諒了金山，這也讓金山十分感動。
之後，孫新世去了前蘇聯列寧格勒大學專修俄羅斯文學。鄧穎超爲了讓遠離祖國的孫新世不感到孤獨，經常給她寄書、寫信，對她關懷備至，而孫新世也是事無鉅細都向鄧媽媽彙報。當她把自己找到男朋友李宗昌的消息告訴鄧穎超後，不久便收到鄧媽媽的一封親筆賀信，祝賀孫新世找到了她的另一半，這令孫新世十分欣喜。
1957年2月，年過30的孫新世也有了自己的家庭，不久她和丈夫返回了祖國，她被安排到了北京大學任教，讓孫新世感到高興的是她又能經常見到鄧穎超媽媽和周恩來爸爸了。
“後來我生了小穎，孩子叫他們爺爺奶奶。第一次我帶孩子去西花廳，小超媽媽親着我的女兒說:‘讓大穎親親俺小穎’。小穎太小，不識寵，把西花廳裏的沙發都尿髒了。鄧穎超同志還是樂呵呵的。他們老夫妻倆都非常喜歡孩子。有一次我們看電視上播出“十一”遊行,第二天我女兒就對總理說:昨天我在電視裏頭看遊行了，我還看見你了。總理就說:那你長大了也去遊行。她說那我怎麼進去呀，她以爲要遊行得進到電視裏才能遊行。總理就把她抱到西花廳外面的大鏡子前，說:‘你看，你這不是進去了嗎?’結果小孩兒笑，總理也笑，笑得非常爽朗。”像這種特別輕鬆的時候後來就不多了，因爲很快“文革”來了，孫新世再也沒有聽到周恩來這麼爽朗的笑聲了。
嫁給姐姐的丈夫
“文革”風暴開始後，江青僅以孫維世曾送一次戲票給李立三爲藉口，無端地在孫維世的頭上加了一個“蘇修特務”的罪名，對其進行殘酷的批鬥並將其抓走。孫維世在沒被抓走前，特意密約妹妹新世每星期五晚上在天安門前見一次面，交代妹妹說:“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會自殺。如果我死了，一定是被人害死的，你們千萬不要相信我是自殺。”
可是，江青爲了殺人滅口和整倒周恩來，不久就將維世折磨死了。新世悲憤極了，因爲她比別人更瞭解姐姐，也更愛姐姐。爸爸犧牲後，維世跟着媽媽東躲西藏地在上海，長到十五六歲時才找到組織，後隨周恩來、鄧穎超等出國深造，上了蘇聯東方藝術學校。
在蘇聯，維世參加過蘇聯衛國戰爭。由於她會講一口流利的俄語，所以1950年，毛澤東、周恩來首次訪問蘇聯時，曾擔任過“毛澤東—斯大林—周恩來”會談時的首席俄文翻譯。這樣的人怎麼可能是壞人呢?針對江青的爲非作歹和無法無天，孫新世不顧一切地說:“一個把革命同志當成敵人的人，那麼她自己也就成了敵人。”
孫新世爲此當即就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但是批鬥了幾場之後就被擱到了一邊，原來進駐他們機關的軍代表根本沒有把她的材料上報“中央文革小組”，所以她也就倖免於難。
1975年4月，金山從秦城監獄釋放回家才得知妻子早已不在人世了。爲了更好地照顧金山，孫新世一家都和金山住在一起，讓失去妻子的金山晚年得到很多安慰。不久“文革”結束，孫新世離開了工作了20多年的北京大學，調入中國電視藝術委員會。“我就覺得姐姐去世了以後，唯一的親人就剩了我們了，我們應該好好照顧他，當時我愛人也是這麼想的。後來我愛人去世以後，金山他考慮到我會不會搬走，於是他給那個黨組寫了封信，希望批准他跟我結婚。”新世老人深情地說。
孫維世
1976年，50歲的孫新世與65歲的金山開始攜手人生，共同醫治心靈的創傷。1978年，金山擔任中央戲劇學院院長，中國電視藝術委員會主任等職務。1982年7月7日，他因突患腦溢血而與世長辭，終年71歲。
隨着歲月的流逝，身邊的親人都一個個離去，目前孫老的孩子們旅居國外，她經常出國探親。對這位80歲的老人來說，北京的家總讓她十分留戀，而每逢清明或親人的忌日，她都會到北京的公墓給親人送上問候。有幾個紀念日是一定要紀念的，周總理逝世的日子、鄧媽媽離世的日子、姐姐、金山、哥哥……還會寫一點什麼東西紀念他們。“當初給《文匯報》寫過很短的一篇東西，我就病了很久，因爲我一回憶就生病。等身體好一些我就好好寫一本回憶錄，紀念姐姐他們，我覺得要不寫對不起他們。”新世老人說到這兒抹了把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