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一生政績顯著，一代明君開創了大清的盛世。晚年的康熙主要精力都用在調和皇子爭儲上，而“太平盛世”之下，卻滋生了政寬事省的思想，由此在朝野內外的官僚隊伍中，虛詐、迎合、粉飾、浮誇等腐敗之風嚴重氾濫。
這種官場風氣嚴重威脅着“盛世”的存亡，於是，懲治腐敗、整頓官場吏治的重擔就落到了雍正帝的肩上。
在清朝的額官場上，流行這樣一種陋習，各省文武官員剛剛到任時，幾乎都是極力地表明當地的吏治如何糟糕，等過了幾個月，就一定奏報說，通過雷厲風行的整頓，情況已經好轉，以此顯示自己的才幹和政績。
對於此類奏報，雍正毫不客氣地指出：“只可信一半”。對大臣奏摺中的浮誇成分，雍正都會進行尖銳的批評。浮誇粉飾，在有關雨雪水旱農業收成的奏章中問題尤其突出。對此類失真奏報，雍正每每透過誇誇其談的文字遊戲擠出其中的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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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二年，河南巡撫石文焯奏報說，全身各州縣的蝗蟲災害已經撲滅十之八九。雍正通過查問河南的其他官員，察覺到石文焯的奏報不是實情，於是尖銳的批評石文焯說：如果不是你在欺騙皇上，就是你本人被下屬欺騙了。
爲了斷絕官場上的上下欺瞞互騙，雍正帝反覆提醒內外大員，凡事要躬親辦理，不可輕信屬員。
在康熙晚年，朝中大員的官僚習氣已經相當嚴重，對皇帝指令商議的事件，文武大臣們往往一味附和，很難看到直言詳議、據理力爭的場面。雍正即位不久就頒發諭旨，嚴厲整頓此風。
爲徹底改變這種習氣，雍正帝將議事大臣分爲三班，凡遇應議之事，分頭酌議，每人都拿出自己的意見，最後，如果所議意見一致，就照這一意見定稿啓奏;若是意見不一致，則由諸位大臣另行商議。
雍正帝試圖建立一種分班議事制度，讓議者必有所言，不得不言，從而使投機者失去附和的機會。善於搞迎合把戲的朝臣，在雍正帝那裏往往自討沒趣。
對於朝臣奏摺中肉麻的稱頌和不着邊際的套話，雍正帝十分反感，每有這類奏摺送到面前，必遭嚴厲痛斥。
借用好年景來稱讚皇上的聖德，是乖巧臣工的又一迎合花樣，雍正帝再三告誡內外百官不要做迎合虛文。在中國古代社會，大臣自稱“庸陋”、“愚昧”往往被看做是謙恭的美德，雍正卻認爲這是官員虛僞不實，推卸責任的搪塞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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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雍正帝嚴懲貪污受賄的官員，有人爲了迎合皇上，故作廉潔姿態，竟連正常的俸祿工資也不要了，想以此換取美名再升高官。對此，雍正很不以爲然。他指出：凡事有個度，哪有餓着肚子辦差的道理，只要不欺不隱，不在分外謀財貪利，就是好官，沽名釣譽，乃居官之大患。
實心任事，是雍正帝對內外百官的根本要求。雍正三年，在給江蘇巡撫張楷的一條諭旨中，雍正談到：爲官者要有所作爲，唯以實心行實政，重公忘私，將國事如身事辦理。對安徽按察使祖秉圭的一件謝恩折，雍正更是直言訓導，要他做實在好官。
除此之外，雍正還未文武百官樹立起了“公忠誠勤，實心任事”的楷模。他所賞識的幾位重臣，如田文鏡、鄂爾泰、李衛等，都是以直言不諱、據實辦事而得到特殊的信任和格外擢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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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文鏡受寵而不迎合，凡事直言，很被雍正看重。深得雍正信任的浙江總督李衛，以嚴猛著稱，他不苟同於官場積習，勇於任事，不徇私情，不避權貴，得罪了不少大官。這些被得罪的人聯名向雍正告狀，雍正卻說李衛是剛正之人，他操守廉潔，實心任事。
從雍正帝在很多奏摺的批語上，我們可以發現，“實心”在兩個字出現的頻率極高，可以說，雍正的的確確是一個實在人，從被他賞識的重臣身上，我們可以看到雍正着手提倡務實的良苦用心。也可以這麼說，雍正治國別無他法，惟有“務實”這一不二法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