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時間控制軍權和地方大權的湘淮大將，詭祕地謀取皇帝之位，既鮮爲人知又頗令人費解。而湘淮大將左宗棠雖然未有謀位的大舉，卻實有“問鼎”的隱情。
清廷上層爲互謀皇位而生死拼殺，可以說是常有之事。而長期控制軍權和地方大權的湘淮大將，也在緊張而詭祕地謀取皇帝之位，這既鮮爲人知又頗令人費解。其中，湘軍的另一個頭麪人物左宗棠，亦有謀位之想、之行，則更令人難以置信，其謀位的事情也更加詭祕，其過程可謂曲折而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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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稱，左宗棠先有謀同洪秀全造反的行動。太平天國農民大起義爆發於廣西，太平軍揮師北進，勢如破竹。當其兵鋒抵達湖南時，平民出身的知識分子左宗棠有過一番深思，認爲天下大亂，首先倒黴的是平民百姓。他“但願長爲太平有道之民”的願望破滅，其原因自然不在起義的民衆，而是“官逼民反”，“當今國事敗壞已極，朝廷上下相蒙，賢奸不分，對外屈膝投降，內部貪污腐化，外敵侵略無已。各地盜賊紛起”。另外，左氏作爲環境封閉的湖南傳統知識分子，對清廷的統治政策一直不滿，曾經存有“扶明滅清”的思想。左宗棠同情農民起義，另一個原因是其科舉道路與洪秀全相似，極不順利。這段歷史因太過隱祕，故而也是一樁祕聞，但無論正史、野史、筆記、演義傳聞等等。所言皆大致相仿，絕非空穴來風。
太平軍攻抵長沙期間，左宗棠曾去拜見洪秀全，共謀大計。左氏曾勸其“勿倡上帝教，勿毀儒釋，以收人心”。正史方面如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中說：“左宗棠嘗投奔太平軍，勸勿倡上帝教，勿毀儒釋，以收人心……不聽，左乃離去，卒爲清廷效力。”範文斕《中國近代史》稱：“當太平軍圍長沙時，左宗棠曾去見洪秀全，論攻略建國策略”，洪秀全不聽，左宗棠夜間逃走。此外，肖一山《清代通史》、張家晌《左宗棠：近代陸防海防戰略的實行家》、稻葉君山源《清朝全史》皆有類似記述。至於野史中的描述，則更爲繪聲繪色，但中心內容不外乎上述正史所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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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對左宗棠來說是很嚴重的：若爲清廷知道，這可是滅族大罪;從太平軍中逃走，洪秀全對他也不會善罷。所以，他只好舉家隱入深山梓木洞。清方和洪秀全對他的行蹤果然都有反應，最終經駱秉章等極力勸說，左宗棠才勉爲其難，在駱幕供事六年。
咸豐九年(1859),“樊燮事件”發生，咸豐下詔“就地正法”左氏，引起左氏及胡林翼、曾國藩等多人的警覺和不滿。湘軍在長江流域獨撐局面，而朝廷對漢官漢將放心不下，“狡兔死，走狗烹”的結局在等着他們。左宗棠在湖南六年的努力，用潘祖蔭的話說“此天下所共見”，而朝廷見到官文的一紙奏疏，便下詔“就地正法”，實令漢員寒心。左氏在未接上諭前乃負氣而走，後詔書下達，曾國藩邀他去安徽宿松大營，胡林翼也趕往此地。他們在宿松住了二十餘日，日夜商討，其中有多日是曾、左、胡三人摒除他人密談。
據左宗棠的後人左景伊分析，他們當時就是商議謀取國家政權，由湘軍領袖取而代之，左景伊的《左宗棠傳》中記載，其動議者是胡林翼。胡氏認爲，當今之勢，滿人皇族腐敗，已不堪統治全國，而太平天國自天京內訌之後，敗勢已定。湘軍勢力舉足之重，待擊敗太平軍後，一定是清政府的心腹大患。不久前，湘軍攻下武昌，咸豐本來很高興，打算提拔曾氏，而滿員則言：“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間巷一呼，撅起從之者萬餘人，恐非國家之福也。”咸豐聽後臉色大變，收回了提拔的成命。所以，與其坐而待斃，莫如先發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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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氏說：“天下糜爛，豈能安坐而事禮讓?當以吾一身任天下之謗!”很可能他們在宿松所議的正是謀位之事。當時的意見分歧一定很大，其中心人物自然是曾國藩。曾氏以忠君衛道立命，自然堅決反對自立，使宿松的密謀沒有結果。至於左宗棠的態度，他當時名聲雖高，但尚未形成氣候，胡林翼雖有謀位之想，但他自認爲才氣遠不如左宗棠，勢力更不如曾國藩，身體又十分虛弱，經常咳血，實難當長久之大業。他深知曾國藩“讓道”、“克己”，不會冒篡位之險;而他對左宗棠的看法，以爲“品學爲湘中士類第一”，“橫覽七十二州更無纔出其右者”所以，左宗棠纔是最好的人選。無奈，當時左宗棠實力還太差，又是“待罪之身”，讓他出來當國家之政，自然不是時候。當時讓曾國藩去輔佐左宗棠，那是絕不可能的。人常言“事者，勢爾”，當時的形勢，胡林翼如何能扭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