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有一種說法，說大唐盛世由盛轉衰主要是因爲唐玄宗個人的原因，今天我們就客觀地來看看，爲何說唐玄宗拖垮了大唐盛世呢?這個罪名爲何是扣在一代帝皇唐玄宗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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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盛世的風采不再依舊，一是自開元十七年張說等人奏請以玄宗生日爲千秋節始，個人崇拜之風開始擡頭並愈刮愈烈。到開元二十四年千秋節時，宰相張九齡別出心裁，沒有送銀子，沒有送珍奇，也沒有送時髦的銅鏡，而是把歷代興廢之道編到一起，名爲《千秋金鏡錄》，進獻玄宗。
對這種婉轉諷諫的方式，玄宗表面接受了，但三個月後，張的相職就被無情地罷免。這一結果的導向作用，對官場中人而言真是太淺明瞭。自是以後，就言路依稀、頌詞滿天諛聲遍地了。
二是玄宗在後期“恣行宴樂”的同時，把朝政大權交給了李林甫、楊國忠等奸佞小人，致使朝綱紊亂，人心澆離，政局日壞。李林甫盤據相位十九年之久，“凡才望功業出己右，及爲上所厚、勢位將逼己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以甘言而陰陷之”，以至世謂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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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認爲，正是這樣一個蛇蠍小人，終於“養成天下之亂”。繼李林甫爲相的楊國忠，更是一個善於“窺探君意好惡而迎合之”的奸佞之徒。他擔任相職後，牢牢地把住朝廷的財權和用人權，還身兼40餘職，拉幫結派，黨同伐異，搞得滿朝烏煙瘴氣。他看到暮年的玄宗喜歡財利，於是“大事搜刮”。司馬光認爲，正是這樣一個貪吝之徒，“厚斂以怒天下，終成其亂”。
《舊唐書》的作者也認爲是玄宗的“用人之失”，把一個好端端的大唐盛世拖垮了：“俄而朝野怨諮，政刑紕繆，何哉?用人之失也。自天寶以還，小人道長。如山有朽壞，雖大必虧;木有蠹蟲，其榮易落。以百口百心之讒諂，蔽兩目兩耳之聰明，苟非鐵腸石心，安得不惑?而獻可替否，靡聞姚、宋之言;妒賢害功，但有甫、忠之奏。豪猾因茲而睥睨，明哲於是乎卷懷，故祿山之徒，得行其僞。……謀之不臧，前功盡棄。”誠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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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唐玄宗一朝的盛衰鉅變史，不能不使人想起《詩經》中“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的名言，也不能不使人想起《孟子》中“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的告誡。
唐玄宗一朝的盛衰鉅變史，不能不使人想起《詩經》中“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的名言，也不能不使人想起《孟子》中“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的告誡，所以，把大唐盛世的衰亡原因扣在唐玄宗身上也是情有可原的，玄宗也並不冤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