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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第一謀士崔浩料事如神，其實並無奧祕，說穿了無非八個字：統觀全局，知彼知己。
先說統觀全局。
後秦主姚興去世之時，東晉太尉劉裕率領水軍從淮河、泗水進入清河，準備逆流西上，開進黃河，討伐後秦。因爲潼關天險，水軍難以到達，他派使節向北魏借道，後秦國主姚泓怕劉裕強兵討伐，也派使節向北魏求援。北魏君臣面臨借道劉裕，還是救援後秦的決擇。拓跋嗣命文武百官共同商討，“羣臣”都反對借道劉裕而認爲後秦“不可不救”。反對借道劉裕的理由是“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萬一讓他們登陸之後攻打北魏，後果不堪設想。後秦“不可不救”則因它是“婚姻之國”。如此，他們主張“發兵斷河上流，勿使得西”。唯有崔浩獨樹一幟，反對“羣臣”之說。提出“假之水道，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的方略，倘若劉裕攻克後秦，“必德我之假道”，不能攻克，北魏也“不失救秦之名”。
崔浩不像“羣臣”那樣只憑劉裕“其志難測”，只憑後秦是“婚姻之國”而定戰略與國策，提出這樣的方略，他考慮到東晉、後秦、柔然以及北魏自身等各個方面的因素。其一，劉裕吞併後秦之心由來已久，這是他稱帝的最後一個籌碼，乘姚興去世之機討伐後秦，志在必取;其二，姚興去世，姚泓懦劣，姚氏兄弟相爭，國難不斷，危機四伏，憑劉裕軍隊當時的實力，取則必得;其三，因爲“南北異俗”，劉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與北魏“爭守河北之地”，不能成爲北魏之患。倘若北魏發兵“斷河上流，勿使得西”，則必然激怒劉裕，“上岸北侵”，致使北魏“代秦受敵”;其四，北魏之北“柔然寇邊”和北魏當時“民食又乏”，不能再與劉裕爲敵而使北魏首尾不能相顧，“發兵南赴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崔浩尤其不屑“羣臣”以“婚姻之國”爲由說事，詰問“夫爲國計者，惟社稷是利，豈顧一女子乎!”
兩晉南北朝的時局猶如春秋戰國時代，各國紛爭，戰事不斷。崔浩爲北魏出謀策劃，總能通觀全局，考慮到各個方面的互相聯繫，不會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掛一漏萬，因小失大。提議借道劉裕，縱其入關，然後堵其歸路，只是其中一例，可惜拓跋嗣沒有聽取崔浩之提議而聽從“羣臣”之言，發兵阻礙晉軍西進，果然激怒劉裕，吃了“卻月陣”之大虧，方纔“恨不用崔浩之言”。
再說知彼知己。
劉裕攻打後秦姚泓之時，拓跋嗣也想乘機佔點便宜，他問崔浩：“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搗彭城、壽春，裕將若之何?”崔浩不贊成如此偷雞摸狗、急功近利。他幫拓跋嗣分析北魏的周邊環境，“西有(赫連)屈丐，北有柔然”，他們時時都在“窺伺國隙”;又幫拓跋嗣分析北魏與東晉(劉裕)的“強弱利害”，北魏“雖有精兵，未睹良將。長孫嵩長於治國，短於用兵，非劉裕敵也。興兵遠攻，未見其利”，而劉裕此時風頭正勁，“克秦而歸，必篡其主”，但他想“以荊、揚之化施之函、秦”，卻無異於“解衣包火，張羅捕虎”，即使“留兵守之”，也無奈“人情未洽，趨尚不同”，足爲“寇敵”入侵提供條件。崔浩勸拓跋嗣只須“按兵息民以觀其變”，劉裕攻下的函、秦之地(長安一帶)終將爲北魏所有。
“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此言出自《孫子·謀攻》。孟氏注:“審知彼己強弱利害之勢,雖百戰實無危殆也”，崔浩分析的正是“彼”與“己”的“強弱利害”。然這種“強弱利害”並非一成不變，真要知彼知己，還得以具體的時間地點條件爲轉移。崔浩懂得這個道理。
劉裕克復長安之時，拓跋嗣大爲恐慌，立即派遣使臣請和。聽說劉裕去世，就想乘機討伐，崔浩不以爲然。拓跋嗣問：“劉裕乘姚興之死而滅之，今我乘裕喪而伐之，何爲不可?”崔浩於是申述此二者之不同。“姚興死，諸子交爭，故裕乘釁伐之”，而劉裕去世，劉宋“黨與未離”，北魏若“兵臨其境”，彼“必相帥拒戰”，不如“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兇災，使義聲佈於天下”，但待其“強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出師”。崔浩不但指出劉宋“黨與未離”與後秦“諸子交爭”之不同，也看到“黨與未離”的劉宋，將會有“強臣爭權，變難必起”的危機，勸說拓跋嗣等候時機，“坐收淮北”。
拓跋燾的時代，關於是否討伐柔然，也曾有過兩次爭論。第一次是“今當用兵，赫連、蠕蠕，二國何先”的爭論，長孫嵩、長孫翰、奚斤等朝廷重臣主張先攻“蠕蠕”，崔浩主張先攻“赫連”(即夏國)，這個主張基於“知彼知己”：因爲“蠕蠕鳥集獸逃，舉大衆追之則不能及，輕兵追之又不足以制敵”，而“赫連氏土地不過千里，政刑殘虐，人神所棄”，以當時北魏之實力，自“宜先伐之”。恰好日後又碰到夏主赫連勃勃去世，崔浩支持拓跋燾抓住這個時機，一舉攻下夏國首都統萬城，俘獲夏國新主赫連昌，使北魏聲威大振。
數年之後，拓跋燾要討伐柔然，卻遭到“羣臣”反對，唯有崔浩支持。反對的理由，除了太史令張淵、徐辯提出的“天象”“天意”，還有一條，就是“南寇方伺國隙”。所謂“南寇”就是劉宋，他們認爲不能“舍之北伐”。當年主張先伐夏國而暫時不伐柔然的崔浩此時支持討伐柔然，因爲柔然與劉宋的情況都有變化。“蠕蠕恃其絕遠”，以爲北魏“力不能制”，已經“自寬日久”,如今“掩其不備”出擊，其必“望塵駭散”,只因馬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弊”，如此便可“一舉而滅”。自從北魏攻克統萬以來，劉宋已對北魏“內懷恐懼”，在北魏攻打柔然之時，不可能有所行動，不但“彼步我騎，彼能北來，我亦南往;在彼甚困，於我未勞”，而且“南北殊俗，水陸異宜”，即使將河南之地送與劉宋，他們“亦不能守”,何況如今劉義隆君臣，已遠非劉裕時代可比。據此，崔浩十分肯定地回答了寇謙之“蠕蠕果可克乎”的問題，說是：“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日後雖然大敗柔然，卻不能大獲全勝，果然失之於諸將“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
知彼知己到這個境界，也可謂出神入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