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大猷、戚繼光之共同點
兩人出身、經歷、業績、著述均大體相同。二人都出身武職世蔭家庭，俞世職百戶，戚世職千戶，戚起點稍高於俞;都畢生軍旅生涯，轉戰南北，主要功績都是抗擊倭寇對東南沿海的侵擾，爲東南海疆的安定作出重大貢獻，兩人都立功塞上，爲大明朝鑄就鋼鐵長城立下不朽的功勳;都治軍嚴明，卓越善戰，俞家軍、戚家軍齊名;都是兵器發明家;最後均位居左都督，戚進階少保，秩位較俞稍尊;都好讀書，學識淵博，著述甚豐，不僅是著名的軍事理論家，還精通詩文，乃文武雙全的儒將。此外，二人都是武術家，同爲南派武學一代宗師。
俞大猷、戚繼光之不同之處
一、歷史功績
(一)抗倭成就
明代中期功績卓著的抗倭將領，以戚繼光、俞大猷爲最，不過單就戚餘比較，則戚繼光顯然名聲更大，亦更爲當時後世看重。尤其到了當世，戚繼光已成民族英雄，歷史書籍但凡論抗倭必大書特書戚繼光。俞大猷則淪爲裝點性質的陪襯角色，成了奪目紅花一旁的綠葉，並未給俞大猷一個公正的定位。
實際上，俞大猷與戚繼光齊名，並譽 “俞龍戚虎”，“俞家軍”聲望也不在“戚家軍”之下。按常理說，俞大猷的歷史地位不應低於戚繼光，二人至少應該得到相等的待遇。而且嚴格來說，俞大猷的抗倭功績應高於戚繼光。
就戰線而言，俞大猷率師剿倭，足跡遍及浙、直、贛、閩、粵，這在當時的抗倭將領中是獨一無二的。從年限看，俞大猷抗擊倭寇侵擾的時間比戚繼光長。從明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諸道爭貢，大掠寧波沿海諸郡邑”開始，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東南倭患基本平息，這段時間，俞大猷20歲到63歲。可以說俞大猷一生的大部分時間是倭患最嚴重的時期度過的。戚繼光比俞大猷遲生25年，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走上抗倭前線時已是戰爭中後期了。而俞大猷自1547年大明朝任命朱紈整頓海防，進剿倭寇，打響第一炮時，就調任福建備倭都指揮使，始終處在抗倭第一線。每一個抗倭陣地都有他的身影，每一場重要的戰役都有他的參與。
何況，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以前，俞的職位比戚高(俞受貶官奪蔭時除外)，戚繼光任參將時，俞大猷已在抗倭戰爭中立下汗馬功勞，榮任都督了。嘉靖四十一年，平海衛大捷，戚加官進爵，接替俞爲福建總兵官，蔭一子千戶，而爲此役計定後戰的俞僅受賞銀二十兩耳。自此，戚風頭頗有蓋過俞之勢，然至倭患基本解除的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不過短短四年時間，而且這最後的勝利是同爲總兵的戚繼光將陸兵，俞大猷將水兵，夾擊潮州倭與海盜首領吳平於南澳取得的。只是，戚繼光追殲吳平殘部，吳平逃亡安南，投海死，戚進右都督。俞卻因種種原因落了個革職閒住的處分。
但不管怎麼說，論經歷的戰鬥次數，殲敵數量的多少，這樣的硬指標，俞大猷還是超過戚繼光很多，抗倭功績無人能及。
(二)塞上御虜
其實，戚繼光名更出前輩俞大猷之上，不在抗倭而在於他隆慶、萬曆年間督師薊北的功勳。特別是張居正掌權時代，極其信用戚繼光，使得他奇才得展。在薊北任上，他廣修長城，發明了諸多先進的攻守武器，極大提升了明軍的戰鬥力，降服了時時進犯的蒙古長禿和狐狸兩大寇，因功被明廷加爲“太子少保”的榮銜。
自嘉靖中期蒙古俺答汗犯京師，薊北乃邊防重鎮，十七年間易大將十人，總督王忬和楊選皆因失律戰敗被誅。獨戚繼光在鎮十六年，加固邊牆，築建墩臺，修險隘，練兵馬，整器械，開屯田，積錢穀，制訂車步騎配合作戰戰術，屢敗入侵之敵，所以“邊備修飭，薊門宴然。繼之者，踵其成法，數十年得無事。”
《明史》載：當其時，“南北名將馬芳、俞大猷前卒，獨繼光與遼東李成樑在。”然薊門守甚固，敵無由入，盡轉而之遼，故成樑擅戰功。
及戚繼光死後，曾任兵部侍郎的汪道昆爲戚繼光撰寫了墓誌銘，其中寫道：“蠟日，雞三號，將星殞矣。”“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美藉華人黃仁宇甚至在其《萬曆十五年》一書中說：“……軍備的張馳，立即影響一國國運的盛衰。……將星西殞之際，我們這個古老的帝國業已失去重整軍備的最好時機。30年後，本朝的官兵和努爾哈赤的部隊交鋒，缺乏戚南塘將軍苦心孤詣擬訂的戰術和強調的組織紀律，結果是衆不敵寡。茲後八旗軍作爲一股新生力量崛起於白山黑水之間，其取本朝而代之，也只是遲早的問題了。……”
而俞大猷雖然也曾在西北立下不世奇功，但風頭終究比戚繼光略遜一籌。嘉靖三十九年(1560)，在衆人解救之下被奪世蔭，逮捕詔獄的俞大猷無罪釋放，發大同立功贖罪。至大同，大猷得巡撫李文進信任，謀劃抵禦俺答之策，俞審度地勢，匠心獨創，獻兵車法，製造獨輪戰車以拒敵騎。嘗以戰以車百輛、步騎三千，大挫俺答二十萬衆於安銀堡，獲“土木之變”百年以來最大戰績。許除罪錄用，詔還世蔭。文進上其制於朝，遂置兵車營。京營有兵車自此始。俞因發明獨輪車、雙輪車被譽爲“世界原始坦克發明者”。
後戚繼光也發明了“偏箱車”，設立混成旅，有騎兵、步兵、重戰車、輕戰車。俞發明的獨輪車、雙輪車以攻爲主，利於戰;戚發明的“偏廂車”以防禦爲主，利於守。而戚繼光精心研究而形成的戰術，由於不久以後與蒙古人和解，沒有經過實戰的考驗。
隆慶初，薊門多警，給事中請召大猷、繼光。譚綸上疏朝廷“能盡車戰之法，實惟俞大猷一人，即臣與戚繼光皆自以爲不及。”俞大猷也很想去邊防，他曾說：“丈夫生世欲與一代豪傑爭品色，宜安於東南;欲與千古之豪傑爭品色，宜在於西北。”但兩廣總督張瀚極力留俞在粵滅閩廣巨寇曾一本，亦上疏：“在臣豈敢以此嶺海小丑必欲挽留一將，以妨大計?但此時諸路將士，既已傾心服其指揮，海洋桀驁亦皆憚威，屢乞招撫。……誠不可遽令其去也。……一時將領，信無能出其右者。”後部議獨用繼光。俞大猷終於沒去成，失去了一次機會，成就了戚繼光的薊門功勳。
萬曆三年(1575年)，年過古稀的俞大猷邊關之志並不隨歲月的流逝而稍改，仍望一展雄才，主動上書時任兵部尚書的譚綸：“某平生志大徵(胡)，而見用江南，乖違本素。……公許我大受，今其時也。”經得譚綸上疏，得以在後軍都督府僉事任上，提調京營兵車。友人李杜勸其退休，大猷則慷慨言道：“衝歲夷(胡)時肆憑陵，平生志在西北邊，老當益壯，斃而後已!”
三年後大猷在與李杜書中道：“戰車教成一軍，共六萬人，京營改觀矣。三相公及諸老俱親閱視，鹹謂：‘奠社稷，威夷狄之法，無出乎此。’僕平生志行矣，明年決圖歸計。”大猷三疏乞歸，以老致仕，臨走還多次寫信給戚繼光“……蒼生社稷事，願益竭忠赤，以致太平，以慰江湖遠人之憂。”拳拳之心，可見一斑。歸家未幾竟即病逝。《明史》謂之：“忠誠許國，老而彌篤，所在有大勳。”實爲公允。
俞大猷長於水戰，常在水上殲滅敵人，戚繼光精於陸戰，慣在陸路追剿對手;俞“老成持重，功收萬全”，戚則“飆發電舉，屢摧大寇”;俞一生百餘戰只有普陀山因天時，金山衛因人少受挫，卻屢受掣肘，有功少賞不賞甚至受貶問罪，戚繼光則經乎百戰，除岑港進攻經年不下受罰以外，幾乎未聞敗績，故仕途順利，扶搖直上。從當時看，戚百戰百勝，屢摧大寇，是爲功高，從後世看，俞首倡水戰，提出一整套海防戰略，發明樓船，被譽爲“中國海軍創始人”，影響更爲深遠。
俞大猷一生的戎馬生涯，比戚繼光更有傳奇性。他曾在廣西反擊安南黎氏的入侵，“追戰數日，生擒子儀弟子流，斬首千二百級”;隻身平定過海南島的叛亂，“大猷乃單騎入峒，與黎定要約，海南遂安”;他又擊退過山西邊境的遊牧強敵，平伏過廣西山賊，使“百年積寇盡除也”。故致仕時，朝廷評價“才猷兼茂，忠赤獨懷，歷仕三朝，身經百戰，經營四十七年，斬馘二萬五千餘級，功在邊陲，裒然爲諸將之首。”
二、軍事思想
(一)治軍
《明史》對俞、戚的治軍做了比較，評論道：“繼光爲將號令嚴，賞罰信，士無敢不用命。大猷老將務持重。”俞大猷的上司譚綸在平海衛後給俞大猷的信中則說：“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騁，公不如劉。”《明史》本傳和譚綸的這二段評論是很中肯的，活脫地勾畫出這二位抗倭名將的真實形象。而後人對俞大猷的誤解一定程度來源於對譚綸此話斷章取義的理解，實際上譚綸的話還有重要的後半句：“然此皆小知，而公則堪大受。蓋誠似霍子孟，任如諸葛亮，大似郭子儀，忠似文文山，毅似於肅愍。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將俞大猷與霍光、文天祥、于謙等相提並論。
竊冒昧揣測，大猷治軍“爲將廉，馭下有恩。”或者與他所受的教育有關，俞“少好讀書，受《易》於王宣、林福，得蔡清之傳。又聞趙本學以《易》推衍兵家奇正之權，復從受其業。”俞學的是《易》，是正宗閩學。蔡清者“盡心正學，蔚爲一代儒者之宗。”王慎中謂：“自明興以來，盡心於朱子之學者，虛齋先生一人而已。”而趙本學乃趙太祖第十八代嫡孫，不僅打破宗室戒律，把家傳太祖拳授予大猷，而且閉門六十年，考編的《韜鈐內外篇》不傳於子，而贈予其。故俞的思想核心是經世致用，關心國計民生，用於戰爭，他持重用兵，深謀遠慮，功收萬全，謀劃長治久安之策，用於治軍自然重節制，注意士兵的思想訓練。“節制二字兵法之大要也。”“教兵之方，技藝爲先，節制次之，而其要又在於申明忠孝大節以化導之，使心知乎親上死長之義。”他也明賞罰，認爲賞罰二字乃“至要之方”，但要“賞在先，罰在後”，“苟不知各兵勞苦，全無鼓舞之恩，惟以威驅之，夫何足以服其心哉”!
平海衛之戰時，俞大猷先到平海，當時平海地區山無竹木，軍隊沒有糧食供給，俞大猷不得已讓軍隊拆毀民房建營壘，命令軍隊到野外採麥子充飢。興化有人埋怨他，他痛苦地說：“吾爲將三十年，不取民一草一木，今乃種孽於父母之邦耶!”平海大捷四五個小時就結束戰鬥，俞大猷頂住壓力，計定後戰，運籌帷幄是立下了大功的。就算所受的封賞不僅不及首功戚繼光，可連劉顯都比他多得多，福建總兵的官職還被戚所取代，就說不過去了。除了有人指責他怯懦以外，或者就有這一原因。說起來，俞大猷真是“比竇娥還冤”，他一生以掃除倭患爲己任，馳騁沙場，何來“怯懦”一說，而且興化府城陷落，倭寇在城內燒殺搶掠，盡洗而去，興化早已十室九空，包圍倭寇的俞、劉兩軍一萬多人與敵相當，不吃飯怎麼捱到三個月後戚繼光大軍到日?與民爭食，實屬無奈之舉。但這件事恰恰從反面說明了俞大猷軍紀之嚴。
而戚繼光“幼倜儻負奇氣。家貧，好讀書，通經史大義。”，“不求安飽，篤志讀書”，“日孜慕古，博極羣書”。其尤愛《孫子兵法》，治軍也頗有孫武之風。孫武訓練軍隊非常嚴厲，絲毫不肯馬虎，爲吳王訓練女兵，斬殺吳王最寵愛的兩個妃子，連吳王向他求情也不買賬。戚繼光則“號令嚴，賞罰信”既注重結營佈陣，也注重鍛鍊筋骨，更重視訓練士兵們的紀律觀念。他接受孫武、司馬穰苴等古代軍事家以誅殺立威的思想，以嚴酷的手段對待違犯軍紀者，輕者處以體罰，重者割耳甚至斬首。據說，他的兒子戚印就因爲違犯他的命令而被他毫不留情地斬首了。閩劇中就有《戚繼光斬子》一折。
戚繼光的五個兒子中，戚安國早死，長子戚祚國襲祖職任指揮僉事，另外三子戚昌國官至都督同知、戚報國、戚興國後來也得到了一官半職。此傳聞應不確，因汪道昆《孟諸戚公墓誌銘》中載：戚繼光原配王氏蠻橫而囂張，曾因戚繼光陰納三姬、舉五子之事，日操白刃，願得少保而甘心”。後來雖冰釋前嫌，過繼安國爲子，可惜安國早夭，到頭來還是“囊括其所蓄，輦而歸諸王”，與戚繼光弄到一拍兩散的地步。民間或者將孫武故事，繼光家事等雜糅杜撰而成的吧。
但《明史》中確切記載着戚繼光治軍的一則軼事。“自嘉靖以來，邊牆雖修，墩臺未建。繼光巡行塞上，議建敵臺。略言：‘……令戍卒畫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然邊卒木強，律以軍法將不堪，請募浙人爲一軍，用倡勇敢。’督撫上其議，許之。浙兵三千至，陳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動。邊軍大駭，自是始知軍令。五年秋，臺功成。精堅雄壯，二千里聲勢聯接。”
鐵的紀律，訓練出了鐵的軍隊。這正是戚繼光“飆發電舉，屢摧大寇”的資本。早年在浙江與倭寇展開大戰，九戰九捷，直至將浙江一帶的倭寇完全平定。在薊門屢敗入侵之敵，軍威大振，薊門宴然。卓越的戰績，頓時令朝野上下對戚繼光和他的“戚家軍”刮目相看。
(二)練兵
嘉靖初，倭患猖獗時，有一次，一支六十七人的倭寇隊伍從杭州附近登陸，先後蹂躪淳安、歙縣、績溪、涇縣、南陵、蕪湖、當塗、南京、溧水、溧陽、武進、無錫等十餘城，流竄數千裏，殺死殺傷中國軍民五千餘人，其中包括一個御史、一個縣丞、兩個指揮、兩個把總，幾乎到了所向披靡的地步，誠爲咄咄怪事。因此戚俞練兵都重練膽。
俞大猷首倡“練膽”，他認爲：“練兵必先練膽”，“練膽必先教技”。“教兵之法，練膽爲先;練膽之法，習藝爲先。藝精則膽壯，膽壯則兵強。”鍛鍊勇氣、意志與學習各種拳法、棍棒、刀、槍等“功夫”相輔相成，互相促進。戚繼光也提出：“練膽氣乃練之本也。”他說：“氣發於外，根之於心。……練心則氣自壯。……善將者，宜如何而練心氣哉?是不外身率之道而已矣。倡忠義之理，每身先之，以誠感誠。”二者略有不同，一個是從練技藝入手，另一個則從練心入手，解決膽氣的問題。戚繼光闡述更爲深刻。
(三)軍備思想
按照俞大猷的計劃，要求兵精械利，把原來兩個士兵的軍餉供應一個士兵，以部隊的質量來代替數量。但是，戚繼光卻更看到問題的要害。戚繼光認爲，帝國的軍隊是一支全能的軍隊，也是一支長久性的軍隊。它經常性的任務是面對內部的叛逆而非外部的侵略者，就是鎮壓內地農民和邊區的少數民族。地區間的人口過剩、災害頻仍、農民流離失所、官吏苛刻暴虐，都可以迫使暴動隨時發生。以中國幅員之大，所謂“造反”、“作亂”的地點極難預測。這個任務就不是一支高效率的機動部隊得以完成的。在多數情況下，官軍會被造反者死死吸住，造反者熟悉當地的地理民風，官軍往往會因之陷入被動而使質量優勢無從發揮。因此，數量的多寡就成爲決定勝負的因素。
此外，俞大猷計劃中所創建的精銳部隊，他們領取優厚的軍餉，又不能和社會上的其他部門對流。這樣一個浮游在社會上的軍事團體，非但不能解決上述社會問題，相反還會引起新的社會問題。因此戚繼光的軍備思想更符合實際，切實可行。
從二人的軍事思想來看，俞大猷的政治素質和戰略頭腦更勝一籌，譚綸所以說大猷“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將俞大猷與霍光、文天祥、于謙等相提並論原因即在此，而戚繼光以練兵著聞於世，更重實效。
問題在於，人們在評論軍事將領時，首先看重的往往是英勇善戰，衝鋒陷陣，而比較忽視戰前的運籌帷幄，後勤補給，戰後的安撫教化。“先計後戰，不貪近功”的俞大猷和戚繼光相比就有點吃虧了。這種情況，有點像後人評論漢初“三傑”，首先欽佩的是韓信，其次纔是張良、蕭何。
三、著述
俞大猷繼承我國古代軍事思想的優良傳統，爲發展我國古代軍事思想作出了重大貢獻。著有《兵法發微》、《劍經》、《洗海近事》、《鎮閩議稿》、《廣西選鋒兵操法》等，編輯其師趙本學《韜鈴內外篇》等爲《續武經總要》。俞大猷的著作，連同其它詩文雜著，其記室李杜彙編爲《正氣堂集》十六卷。所著《正氣堂集》是集軍事、哲學、文化、武術訓練、兵器發明於一體的傳世之作，其《劍經》堪稱中華武術第一部經典，《兵法發微》闡述聖人治兵奇正之術，是中國軍事史上的科學遺產。
俞大猷的成就不可謂不高，然其著述的影響力遠遠不及戚繼光。
《明史·戚繼光傳》說戚繼光“所著《紀效新書》、《練兵實紀》，談兵者遵用焉”。這兩部兵書，集中體現了他的軍事思想。
秦漢以降，雖說戰爭愈演愈烈，談兵者無世無之，但令人耳目一新的軍事著作寥若晨星。明代涌現出的軍事書籍不少，但《紀效新書》、《練兵實紀》兩書引起了朝野上下的重視，成爲有明一代最重要的軍事著作。
《紀效新書》十八卷，是中國第一部專門研究軍事訓練的兵書，是戚繼光訓練“戚家軍”成功經驗的總結之作。
在該書中，戚繼光對怎樣選兵、怎樣編伍、怎樣訓練、怎樣號令、怎樣考覈、怎樣行軍、怎樣紮營、怎樣作戰等等問題作了詳細論述，對各種武器的製造、使用情況也作了詳細說明。
完成平倭使命之後，戚繼光被調到北方主持薊遼三鎮練兵事宜。在此期間，戚繼光又完成了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練兵實紀》。
與《紀效新書》一樣，《練兵實紀》也是論述軍事訓練的兵書。但《練兵實紀》側重於論述部隊在北方作戰的特點與經驗，如騎兵的訓練與作戰問題，戰車的製造與使用問題，車、騎、步三軍的編成、武器裝備以及協同作戰問題等等。在書中，戚繼光還談到了“練將”、“練膽”、“練伍法”、“練耳目”等比較新穎的觀點，這些都給後來的將領以深刻啓示。
《紀效新書》和《練兵實紀》相繼問世後，曾多次出版，現存明代版本就有十幾種，翻印冊數更是難以計算。在萬曆年間，戚繼光的兵書即已流傳到了朝鮮。清初，朝鮮和日本都曾出版過《紀效新書》。《四庫全書》“兵家類”只收錄歷代著名兵書二十部，戚繼光的《紀效新書》、《練兵實紀》均被收錄，亦可見後人對其軍事著作的重視。
後世名將，如李如鬆、熊廷弼、曾國藩、李秀成等，均仔細研讀過戚繼光的著作，無論練兵還是指揮作戰，他們都深受戚繼光軍事思想的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俞大猷教給士兵的技藝就是他的武術，載於他所著的“武林祕籍”——《劍經》中。戚繼光稱讚《劍經》：“千古奇祕盡在於此，近用此法教長槍收明效，極妙!極妙!”戚繼光率領的戚家軍，所使用的技藝就是俞大猷的《劍經》。戚繼光的《紀效新書》收錄了《劍經》的全文。俞大猷的《劍經》借《紀效新書》和其他的一些兵書收錄本，廣泛地在民間流傳，影響十分深遠。
此外，戚繼光在萬曆十年(1582年)還曾將自己的詩文結集，取名《止止堂集》。出自《莊子》“虛室生白，吉祥止止”之語，意思是在空室寧靜中得到吉祥如意的感受。
《止止堂集》分爲兩大部分，一是《橫槊稿》三卷，一是《愚愚稿》二卷。《橫槊稿》一名緣自曹操“橫槊賦詩”的典故，這一部分是戚繼光戎馬生涯中寫下的詩文彙集;《愚愚稿》則表明這部分作品愚蠢笨拙，是他自謙自抑的說法。《愚愚稿》收錄的《武經七書摘題》、《策問》、《大學經解》則是戚繼光學習前人的兵學著作以及儒家學說的體會文章。有人曾評價戚繼光 “把儒家思想揉進軍事思想當中，從而推動了軍事科學的發展。”
戚繼光的文學修養很高，十餘歲時詩詞已寫得相當好。如他的名句“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即是他少年時的作品。其詩作在當時很有名氣。《列朝詩集》評論說：“其詩多感激用壯、抑塞僨張之詞，君子讀而悲其志焉。”《柳亭詩話》雲：“戚少保南塘，武功將略，垂諸史冊。而偶爲吟詠，亦超放自如，有鄭都官、羅江東筆致。”如其《登盤山絕頂》：
霜角一聲草木哀，雲頭對起石門開。朔風村酒不成醉，落葉歸鴉無數來。
都使雕戈銷殺氣，未妨白髮老邊才。勒名峯上吾誰與?故李將軍舞劍臺。
戚繼光的一些詠物抒情的小詩，寫得也很有情趣。如《江樓》：
半溪晴日銜疏柳，無數秋山入小樓。誰伴主人一瀟灑，灘邊釣石石邊鷗。
《行邊述》：
花事蹉跎候雁催，江南三月送春回。薊門桃李應何限，歲歲不知春去來。
《馬上作》：
南北馳驅報主情，江花邊月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橫戈馬上行。
俞大猷也是著名儒將、詩人，他一生苦練武術勤寫詩，自說“欲寫心中無限事，不論工拙不論多”。其詩質樸渾雄，以愛國詠武爲多，敘寫自己習武從戎，疆場征戰，勉勵戰友。
《舟師》是其“愛國詠武詩”代表作，也是我國古代最早描寫海戰的佳篇。詩曰：
倚劍東溟勢獨雄，扶桑今在指揮中。島頭雲霧須臾淨，天外旌旗上下衝。
隊火光搖河漢影，歌聲氣壓虯龍宮。夕陽影裏歸蓬近。背水陣奇戰士功!
描寫夕陽西下時一場與倭寇在海上的殊死決戰情景，場面至爲激烈。全篇是七律詩，對仗工整，情景交融，聲色並茂，氣勢豪雄，語言鏗鏘，是幅壯麗的海戰畫卷。
俞大猷還善於寫物：
《詠牡丹》：
閒花眼底千千種，此種人間擅最奇。國色天香人詠盡，丹心獨抱更誰知?”
晚年，俞大猷爲廈門五老峯題寫四首“七絕”，其一曰：
借問浮雲雲不語，爲誰東去爲誰西。人生蹤跡雲相似，無補生民苦自迷。”
在我省廈門市開元區萬壽巖北側摩崖上有一俞戚詩壁。該石刻面朝西，上書七言律詩三首，無標題、年款及署名。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萬壽寺住持普蔭所撰《萬壽巖記》摩崖石刻稱“倭寇之時，俞都督諱大猷、戚參將諱繼功曾到此，有詩留題，勒之於石壁之上”。
第一首詩云：
萬丈峯巒聳目前，不須雕巧出天然。空涵石瓦生春色，爐熱旃檀起瑞煙。
自信明時無隱逸，還疑僻處有神仙。公餘正好談玄妙，又統三軍過海邊。
第二首詩云：
幽巖屹立梵宮前，片石呈奇瓦儼然。峭壁罅虛寒漏月，博山香熱暖生煙。
高僧煮茗能留客，樵子觀棋每遇仙。說罷禪機登絕頂，恍疑身在五雲邊。
第三首詩云：
禪宮俯瞰亂峯前，片瓦重重勢儼然。鬆落石檐寒帶雨，雲飛山戶曉生煙。
人誇竺國三行千界，我愛蓬萊第一仙。幸喜封疆無事日，樓船同渡海南邊。
相傳，第一首爲戚繼光詩作，第二首是俞和戚詩原韻寫的。
將戚、俞二人詩作《登盤山絕頂》和《舟師》，《江樓》、《行邊述》與《詠牡丹》、《廈門五老峯題詩》相比較，俞詩更厚重，文采斐然，戚詩則平實淡然。難怪時人評戚繼光文獨不如俞大猷，在當朝武將中已無人能及。然戚文名更盛於俞，蓋戚能結交文士。自稱“吾書第一，詩次之，文次之，畫又次之。”的徐渭很欣賞戚繼光。徐渭時任胡宗憲的祕書、軍師。戚繼光28歲任寧、紹、臺參將一職，就有徐渭的的功勞。1561年徐渭爲胡宗憲臺州大捷上表朝廷說：“臺金嚴參將戚繼光，共擒斬倭首一千四百二十六夷，焚溺死者四千餘。”戚繼光因此升任都指揮使。當時的大文豪王世貞也是戚繼光好友，王兩次爲戚書作序。一些詩歌選本多有選錄戚繼光的詩篇。所以後人多隻聞戚詩。
四、武功
俞大猷五歲讀書，十五歲中文秀才，29歲因父親死，家境困難，投筆從戎，繼承祖職百戶。他用心學習騎射之術，從李良欽學荊楚長劍，趙本學又把家傳太祖拳授予他。嘉靖十三年(1534年)十月，參加武科的鄉試以箭射及《安國全軍之道》得第五名，中進士。他的劍術、射術、拳術可謂天下無敵。他敢於單騎簡從深入敵境，靠的就是他過人的武藝。
俞大猷在中國武術發展史中，豐富了遺留在福建的少林拳，現稱南拳，突顯與少林拳之差異。他傳下荊楚長劍、楊家槍混合而成之俞家棍法。
尤其富有傳奇色彩的是棍法回傳嵩山少林之事。嘉靖四十年，他造訪少林寺，發現少林棍術“已失古人真訣”，“擇其僧之年少有勇者二人，一名宗擎，一名普從”，隨俞大猷南征學習棍術。二僧隨大猷南行，“出入營陣之間”三年藝成，二僧請歸，“以所授之教轉授寺衆，以永其傳”。少林武術成爲中華武術的代表，俞大猷功不可沒。至今嵩山少林仍有太祖拳、俞家棍。1994年鄭州嵩山少林武術代表團專程訪問俞大猷故鄉泉州河市，並於俞大猷公園內立碑。
戚繼光的父親戚景通，歷官都指揮，署大寧都司，入爲神機坐營，爲人正直、治軍嚴明，精通武略。戚繼光自幼從父親習武，有着一身非常紮實的功夫，棍、刀、槍、叉、鈀、劍、戟、弓、矢、盾牌之技藝，無所不精。
戚繼光更重視拳法。他並不滿足於繼承家傳，而是吸取各家精華，融合了各派招法，曾爲改進一拳法，特地走一百多裏的山路到深山中拜一高僧爲師。後來，戚繼光創造了一套完整實用的 “戚家拳”。據史載，他練拳時“身法便，手法利，腳法輕，腿法騰”，達到了“勢勢相承、微妙莫測”的高超境界。
戚繼光對槍法和棍法也頗有研究。他的槍法是祖傳的，被公認爲是第一流的槍手。但戚繼光並未滿足，仍力求在槍法上有新的突破。他求教名家唐順之，還向俞大猷學習棍法。
戚繼光精通中國武術，且不排斥域外搏擊術。在與倭寇的屢屢交手中，他發現倭寇使用的倭刀，頗具實戰價值。一次，他偶然獲得了一本《日本古刀譜》，“從而演之”，乃著成《辛酉刀法》一譜。
另外，爲破日本的長刀，戚繼光將民間一種曬衣用的“竹杈”，用作兵器，專破日本長刀。後來戚家軍廣泛採用此法，大破倭刀，取得重大勝利。
戚繼光的武學研究，豐富了武術的內容，使戰爭年代的格鬥搏擊之術和平時的健身強體之術融爲一體，並得到發展。
有趣的是，一次軍營舉行比賽，最後由戚繼光同俞大猷比試棍法。棍法是俞大猷的強項。出乎意料，戚繼光竟勝了老師俞大猷。可見，戚俞二人武功，戚在俞上，是真正的天下第一、“東方不敗”。這應該得益於深厚的家學淵源，及博採衆長、鍥而不捨、刻苦鑽研的精神。
五、操行
人們一般都認爲戚繼光的品德是高尚的。然《明史》中說戚與俞 “均爲名將，操行不如，而果毅過之”。戚繼光的“操行”哪些地方不如俞大猷呢?
首先是戚繼光給張居正送禮之事。戚繼光的朋友、文學家王世貞後來寫了篇《張公居正傳》，說戚繼光“時時購千金姬”送給張居正，以至張首輔縱慾過度而得病。王世貞甚至說張居正“日餌房中藥，發強陽而燥，則又飲寒劑泄之，其下成痔”。這麼說來，連張居正得的痔瘡也成了他好色縱慾的結果了。說戚繼光經常不惜千金買美女，送海狗腎讓張居正享用，史乏佐證。王世貞與張居正有矛盾，當然有在張死後，無中生有地貶損張居正以泄私憤，與張、戚劃清界線的可能。
姑且不提千金姬、海狗腎，翻翻張居正自己的書牘，也白紙黑字寫着戚繼光送禮的記錄：一次，戚繼光派弟弟到北京給張居正送禮，張象徵性地收下了一點，其餘又讓帶了回去。可見禮品之貴重。1578年，張居正回鄉葬父，戚繼光派了一整隊鳥銃手作爲儀仗是世人共睹的;臨行前，張居正特意安排樑夢龍擔任戚繼光的直接上司——薊遼總督，還寫信安慰戚繼光說，樑夢龍是其門生，師生關係最好，由樑夢龍擔任薊遼總督，決不會對戚繼光不利。而且，“居正尤事與商榷，欲爲繼光難者，輒徙之去。”首輔張先生家的大門永遠對戚繼光敞開，夜再深，也沒有一個護衛敢阻攔傳送書函的邊關騎士。這足以說明，戚繼光與首輔張先生的關係非比尋常。於是就有人推測，這是戚繼光經常給張居正送禮的結果。
戚繼光家教極嚴，其父戚景通爲官嚴正清廉，從不奉承權貴，甚至有次因拒絕遵循官場陋規送點小禮而丟了官。可以想象，以孝聞名的戚繼光在採購禮品時心情的痛苦。
但戚繼光與張居正的關係未必那麼勢利。明末清初史家談遷在《國榷》中曾說：“非戚將軍附江陵也，江陵自重將軍耳。”張居正在書信中也說：“戚帥才略，在今諸將中，誠爲希有。”是張居正欣賞戚繼光的軍事才能而器重之，而並非戚繼光刻意去依附張居正。張居正爲何獨獨如此厚待於他呢?原因也很簡單，張居正也同樣“但願海波平”。誰也不能否認張居正對於天下大治的殷切願望。戚繼光給張居正送禮，是出於對知己或者說是對張居正知遇之恩的一種報答，無可厚非。
張居正有言：“非得磊落奇偉之士，大破常格，不足以弭天下之患。”張居正、戚繼光都是能大破常格的磊落奇偉之士，所以他們成就了一番事業。但無論是戚附張，還是張重戚，在世人眼裏，戚繼光此舉終是有虧!
其次，在於徵倭取富貴。要給長官送禮，錢從哪裏來?據說，戚繼光從薊州離任時連帳本都不見了。是否真有其事，不得而知。但出人意料的是，這位時時恭恭敬敬用火漆封好了一份份禮盒的大帥，回鄉後居然窮得連給自己買藥治病的錢都沒有!
董承詔《戚大將軍孟諸公小傳》雲：“(戚繼光)四提將印，佩玉三十餘年，野無成田，囊無宿鏹，唯集書數千卷而已。”戚繼光他生性豪爽，如有朋友在金錢方面遇到困難，往往慷慨解囊。他還曾在軍中陰納三姬、舉五子，這都決定了他不可能攢下多少錢財。
當然，也不能因此就說戚繼光一貧如洗。明朝的官俸雖低，但戚繼光從戎四十多年，身爲邊關重將，不會一點積蓄也沒有。否則，他哪來的錢修葺蓬萊閣、建築家祠?家祠建成後，戚繼光了卻自己一樁心事，自以爲他這一生，應該對得起列祖列宗了。但這時，其財務狀況也已捉襟見肘，生計陷入窘境。
由於長期操勞，在軍中他就染上了肺病。萬曆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缺錢買藥的戚繼光突然病發逝世。估計死於肺結核，那個時代這種病還是絕症。
最後，還有謀反案。張居正的死，無論是對當時的政局，還是對戚繼光本人，都是一樁極爲重要的事件。《明史》載：“居正歿半歲，給事中張鼎思言繼光不宜於北，當國者遽改之廣東。繼光悒悒不得志，強一赴，逾年即謝病。給事中張希皋等復劾之，竟罷歸。居三年，御史傅光宅疏薦，反奪俸。繼光亦遂卒。”
正如曾被張居正逐出朝門的汪道昆所總結的：“張公之禍是在所難免的。這個中緣由，是因爲張公想有所作爲，必然攬大權在手。而這大權非是別人，乃當今天子之權!張公當權便是天子的失位，功高震主，權重遭忌，這是張公無法逃脫的必由之路。”
被張居正驅逐出朝的前首輔高拱臨死前曾寫了本《病榻遺言》，裏面說，發生在萬曆元年的“王大臣案”，是張居正爲了陷害他而設下的陰謀，而那個王大臣，乃戚繼光的部下。
王大臣到底是不是戚繼光的部下，當時便沒人能說清楚。繼光與張居正關係好固然是事實，但說戚繼光有助張居正謀反之意，卻也難以服衆。萬曆皇帝恐怕也不相信戚繼光有“助逆”行爲，但戚繼光在北京北部統帥數萬雄兵，即使沒有謀反之心，也有謀反的能力。因此，給事中不失時機地跳出來彈劾戚繼光。
就在他去世前三個月的某一天，御史傅光宅上疏萬曆皇帝，請求重新起用戚繼光。萬曆覺得，讓戚繼光回鄉終老餘年，已是格外開恩了，傅光宅竟跳出來與他唱反調，頗爲生氣，竟給了傅光宅罰俸兩年的處分。此後，便再也沒有人敢在朝中提及戚繼光了。
一代抗倭名將、民族英雄，到頭來竟被自己所效忠的政府視爲寇仇，這既是戚繼光的悲劇，也是明王朝的悲哀，更是中華民族的不幸。
朝廷的冷漠形成強烈反差的是老百姓對戚繼光的懷念。
民衆自發地舉行各種各樣的紀念活動，紀念戚繼光的民間文學、民間戲劇、民間舞蹈、民間美術、民間武術等，更是豐富多彩。此外，民間還流傳有相當數量的民謠、兒歌。戚繼光在民間的影響之大、範圍之廣、紀念形式之多，真令人歎爲觀止!
戚繼光去世兩年後，在民間紀念戚繼光的聲勢如火如荼的情況下，戚繼光的兒子戚祚國到北京請求皇帝恩准卹典，萬曆這才同意下詔祭奠戚繼光，贈“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督”，諡號“武毅”。比俞大猷“光祿大夫後軍都督同知贈左都督” 諡號“武襄”規格高多了。連於謙都不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而已。
祭文曰：“惟爾夙諳韜鈐，載揚斧鉞，崎嶇經乎百戰，名重三朝;智略邁於萬人，勳垂奕世。南海殲倭，築鯨鯢於京觀;北門防虜，壯虎豹於燕關。報主懷裹革之忠，馭下多挾纊之惠，予方推轂，爾適乞體，胡遽淪亡，可勝痛悼，特優寵恤，爰報武功，靈爽若存，洪休攸服。”
祭文倒是對戚繼光評價極高，但在戚繼光去世兩年後才頒佈朝廷的祭文，本身便很說明朝廷對戚繼光的態度。如此說來，祭文中說得再好，又有什麼意思呢?
三件公案最後只有送禮一事坐實，給權臣送禮，有時是不得不爲，俞大猷“爲將廉”，被逮後，不是也只得傾盡家財，進京疏通關係?好友陸炳爲此還自掏千金，一大早送到嚴嵩府上。何況，張居正待戚繼光如此優厚。
俞大猷紀念館
張居正死後，戚繼光被排擠，不受重用，晚境淒涼，畢竟時間短，比起俞大猷，戚繼光算是最幸運的了。俞大猷沒有戚繼光那樣好運氣，一生四爲參將，六爲總兵，兩爲都督，仕途坎坷，處處遭掣肘，經常有功無賞，屢遭打擊陷害。本傳中多處記載他“失事停俸”、“坐戴罪辦賊”、“奪世蔭”、“再奪世蔭”、。“逮繫詔獄”等處分。粗略計算，他一生曾受七次屈辱，四次貶官奪蔭，一次逮捕下獄。可貴的是，大猷忍辱負重，受挫不氣餒，光明磊落，“忠誠許國，老而彌篤”，故得以致仕，完節歸家、衣錦還鄉。 其他抗倭者多不得善終，如：朱紈自殺，張經被殺，戚繼光罷歸，盧鏜免歸，鄧城、湯克寬戰死。
這是怎麼回事?其實也很簡單，明代重文輕武，軍事上的勝利一般首先是當地撫督的功勞，其次才輪得到帶兵的武將，得勝之後，上奏章是文官的事，可以按自己的意思吹噓，而武將的戰功因被冒領而一筆帶過是常見的事，反過來，如果戰事失利，文官則可以用很具體的理由把責任推到武將身上。武將要保住自己的部分功勞也容易，只要投靠某個大員，成爲其黨獠或至少與其同利即可，所謂“朝中有人好辦事”。《明史》曾評價：“明至中葉以後，建言者分曹爲朋，率視閣臣爲進退，依阿取寵則與之比，反是則爭，爭則名高。”
可惜俞大猷爲人正直，“以古賢豪自期”，既不迎合權貴，也不討好上司，且堅持原則，不如戚繼光圓滑變通，遭到嫉恨和排擠在所難免，功勞被抹殺還是小事，有權勢者因其不肯逢迎，不願投入自己的懷抱，更欲除之而後快。爲此俞大猷曾經多次被問罪，只不過戰事緊急，實在需要如他這樣的將才，才免於牢獄之苦，甚至殺頭的橫禍，一次次重新出山爲那些戰敗將領收拾殘局，“戴罪立功”。
俞大猷本人對自己所受的不公待遇又如何對待呢?雖未必只是“白雲影裏笑一聲”，也曾在《重建諸葛亭記》中對諸葛亮的同情中表露奇節忠君抱負不得實現的鬱郁之情;在龍海木棉庵碑刻 “宋鄭虎臣誅賈似道於此”十大字，爲武舉人鄭虎臣處死誤國權奸賈似道這一大快人心事，立碑以紀，並在碑前立木棉亭，一定程度表現了他個人情感。但他確實沒有因個人遭遇而放棄報國之志，《明史》認爲“以內外諸臣攘敓，而掩遏其功者衆也”，又贊其“忠誠許國，老而彌篤”。俞大猷在廣東時，“廣人攘其功，大猷不與較”。俞大猷用兵，往往謀動而後定，不以急功近利，炫耀戰績，炒作功勞爲目的，這點是戚繼光等所不及的。在廣西時，俞大猷“親率數人遍詣賊峒，曉以禍福，且教之擊劍，賊駭服”。平海南時，俞大猷“單騎入峒，與黎定要約，海南遂安”。在廣東，俞大猷破敵之後，曾“散餘黨二萬，不戮一人”。以當時論，“嚴打”纔是朝廷的要求，戰功以斬馘計，往往一人造反，四鄰受累。武將更以炫耀誇大戰績炒作自己，甚至有濫殺良民冒領戰功的。俞大猷這樣的作爲並不被欣賞，倒有可能成爲罪證，非有不計名利得失，不顧自身榮辱的大胸懷者不能爲也。他說：“寧人負我，勿我負人。我有大過失於人，終身以爲歉，人有過失於我，事過即忘之。”他也是這麼做的，陳伍山以“小校安得上書”故，將他杖擊、奪去官職。這是他走上工作崗位的第一次打擊。他笑着說：“此豈吾自見之地耶!”後來在松江見到陳伍山，仍以師禮相待，說：“使當時不有陳伍山，吾且株守金門矣。”胡宗憲陰縱倭寇到福建禍害，卻委過於俞大猷，致使俞大猷被奪世蔭，逮捕詔獄，幾乎問成死罪。這是俞大猷平生所受的最大打擊，他說：“結髮修身，白首無違，一發不中，百發盡失哉。”他上疏時卻沒有說胡一句壞話，只是請求皇上辨明下情，允許將功贖過。連胡宗憲自己都不好意思，深感後悔，寫信給嚴世蕃，請求準俞大猷北邊立功。俞大猷真可以說是那個時代的一個完人。
再看戚繼光。隆慶二年(1568年)三月，朝廷調譚綸任薊遼保定總督兼理糧餉。譚綸上任後立即上疏，要求調戚繼光至北方負責練兵事宜。他給譚綸寫信說，朝中有人指責戚繼光“求望太過，志意太侈”，給他十萬士兵恐怕是不可能的。最終，戚繼光只被允許訓練三萬士兵。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爲朝廷財政困難，一下子拿出十萬大軍的糧餉，不是一個小數字，委實難以承受;另一方面，無論是皇帝，還是大臣們，他們對戚繼光是否對朝廷忠心耿耿還有所懷疑。有些人認爲，如果讓戚繼光在北京郊外手握十萬精兵，對朝廷的威脅恐怕也不亞於韃靼的大軍入侵。
本來，戚繼光總理薊昌保定練兵事務，職權僅在譚綸之下。僅過一年，朝廷突然將薊鎮總兵郭琥調走，任命戚繼光爲薊鎮總兵。這樣，戚繼光與昌平、保定的總兵成了平級關係，已無法節制他們了。
爲此，戚繼光曾有一段時間憤憤不平，他在《練兵條議疏》中說：“臣又竊惟邊事本有可爲之勢，但其機不在邊鄙，而在朝廷;不在文武疆吏，而在議論掣肘。”原因是“薊鎮切近京都，法令久馳，弊痼既深，更張未易，流言混淆，朝議紛拿，故應區處振飭者，畏衆議而逡巡齟齬，或施行方半，人言偶乘，首尾顧忌，實難展布，易起嫌疑。”
故《明史》論：操行不如，而果毅過之。《明史》還指出：戚繼光塞上功高“亦賴當國大臣徐階、高拱、張居正先後倚任之。居正尤事與商榷，欲爲繼光難者，輒徙之去。諸督撫大臣如譚綸、劉應節、樑夢龍輩鹹與善，動無掣肘，故繼光益發舒。
世宗朝，老成宿將以俞大猷爲稱首，而數奇屢躓。以內外諸臣攘敓，而掩遏其功者衆也。戚繼光用兵，威名震寰宇。然當張居正、譚綸任國事則成，厥後張鼎思、張希皋等居言路則廢。任將之道，亦可知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