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阿諛拍馬和隱瞞實情是中國古代官場中的兩大惡性。這兩大惡性都根深蒂固，而且又是相輔相成。其道理不難明白：阿諛拍馬不僅可以討好上司，還可以矇混上司。倘若上司頭腦不夠清醒，必定被這種阿諛拍馬催哄得昏昏入睡，不再關心實情到底如何;而吹捧者也因而得以矇混過關，爲所欲爲，甚至飛黃騰達，從而應了老子的名言：“將欲取之，必先與之”。
對於八旗勳貴、朝廷重臣、方面大員、封疆大吏等擔任高級職務的官員們的密奏中的那些阿諛拍馬之語，他一一予以痛斥。這種密奏和皇帝在密奏上的批示都是不公開的，除了上奏者和批示者外，他人無法看到。因此雍正的這些批示，絕非假撇清，做樣子，以示清高。下面，讓我們看看。
在對李蘭奏摺的硃批中，雍正明確地表達了他對臣下奏摺中的阿諛虛文深爲厭惡。該折中有“皇上之洪福”的字樣，本是最普通的套語，即使比起“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萬壽無疆”等常見套語來，也算不上肉麻。但雍正在批示中卻明白地警告李蘭說：“朕深厭惡此種虛文!” 趙國麟奏摺中稱自己的意見是“一得之愚”，雍正覺得這是虛僞，批示道：“用愚字多矣!朕豈有肯畀愚人以藩司之職!” 宜兆熊奏摺中自稱對皇帝如何忠心耿耿、知恩圖報。雍正對於有關表忠輸誠的馬屁字句作了如下批示批(硃批)：“(墨字，即奏摺原文)臣雖粉身碎骨(硃批：不必如此)，(墨字)至死以報(硃批：何用如是!)”。蔡良奏摺說他對宣傳聖諭如何賣力，雍正的批評頗爲風趣俏皮：“(墨字)臣每當官兵聚集之公所，必大聲疾呼，委曲開導(硃批：因欲衆人聽聞，大聲是矣，疾呼似可不必)”。王士俊得到雍正賞賜屯絹兩匹、蜜荔枝一瓶後上折致謝，乘機大大拍了皇帝一個馬屁，但卻不料拍到了馬腳上：“(墨字)賞臣花屯絹兩匹、蜜荔枝一瓶。…縫衣有耀，頂踵皆被龍光;懷核親嘗，肺腑長含玉液(硃批：衣只被身，何及頂踵?核豈足嘗，難入肺腑。概屬套語，浮泛不切!)”。沈廷正奏摺中拼命貶低自己，以便吹捧皇帝：“臣自知器小才庸”。雍正看着不順眼，譏諷地批示說：“將己之態度一語寫出如畫”。憲德奏摺中自稱“戰慄惶憟”，硃批改爲“羞愧汗赧”，令其對己的拍馬行爲感到羞慚。
雍正反對虛文，因爲他深知這些虛文“概屬套語，浮泛不切”，完全無助於解決實際問題。因此對於那些以阿諛拍馬的虛文來敷衍皇帝而不講實話的官員，雍正在硃批中毫不留情地予以痛斥。例如他罵樓儼的奏摺“殊屬迂闊不通之至!”斥馬覿伯的奏摺“滿口支吾，一派謊詞!”說楊鵬的奏摺“洵爲大笑談!果系年老昏聵乎?汝據實奏朕知之!”。對於上此類奏摺的官員，也在硃批中嚴厲責罵。例如罵宜兆熊：“庸愚之極”、“欺誑瞻徇、昏愚無識之督撫!” 罵嶽超龍：“汝輩不忠不誠，凡夫俗子之所欺誑也!” 罵石禮哈：“不學無術，躁妄舛謬!” 罵武格：“可謂蠢鈍之極!”。這些罵詞已夠厲害的了，但還有更厲害者。例如硃批中罵管承澤：“可謂良心喪盡，無恥之小人也!” 罵魏經國：“如此負恩背理，老奸巨滑，敗壞國家法紀之人!” 罵伊拉齊：“似汝忘本背恩，剛愎自用之輩!” 罵楊名時：“大欺大僞，大巧大詐!” 對沈廷正和黃國材，罵得更無以復加：“(沈廷正)則爲木石之無知，洵非人類矣!”;“(黃國材)即禽獸不如之謂也!” 受到這種惡罵的官員，很多也就因此而“下崗”，銷聲匿跡了。
上面提到的這些官員，都是他所委以重任的高官和親貴，但是他對這些關係密切的人如此不留情面地痛斥，是他知道玩弄這種吹牛拍馬的官僚，大多未能履行其責，而妄圖用拍馬屁來掩蓋其無能、失職或偷懶。因此在硃批中，他一再要求官員勤奮工作，認真履行職責。如未盡職，硃批就要責問。不奏報地方實情，自要追問。如問柏之蕃：“地方事宜，如民情吏治，年歲豐歉，何故未見陳奏一字?”問董象緯：“朕諭爾兄，居官惟務巧飾，自到廣以來，未具一切實之奏。通省豈無一件可聞於朕之事?”。知情不報，責備更嚴厲，如責噶爾泰：“江寧城內，正月以來連此被盜，兼有旗兵種種不法舉動，朕悉於他處聞之。汝今何顏對朕!若雲不知，是乃無耳無目之木偶人也。如知而隱匿不奏，辜負朕恩，有過汝者乎!”。官員只報瑣事而不報大事，也不放過。如斥塞楞額：“爾身任封疆，當知大體，似此瑣屑不應奏之事瀆奏，必有應奏之事隱匿不奏聞者”。官員不認真作調查研究，奏報所奏缺乏根據，很難逃脫被責。如責法敏：“爾甫經到任，尚未周知地方事宜，遂爲此未見顏色之瞽折耶!不過據一二屬員之書生管見，即率爾道聽途說，公然具折上奏，殊屬孟浪妄謬之至!”。官員奏報不實，要受嚴斥。如斥何世璂：“此所奏分數(按：指二麥收成)，皆屬太過。似此虛捏，何益之有!”。官員要是想要隱瞞情況，那麼更難過關。如說阿克敦：“汝於廣東任內有數事欺隱，朕深爲寒心!”。奏報而不認真，同樣也要受訓斥。如訓楊鯤：“奏報如此怠慢，甚屬不合”。
雍正要求官員上奏摺要務實，爲的是令其盡責。官員奏報失誤後如能改正錯誤，此公倒也常常予以原宥，並不一棍子把人打死。如在硃批中對佟世麟說：“分派營伍一事，如何情由，其據實陳奏。如知改悔，朕猶寬恕”;對楊馝說：“似此認咎直陳，不事文飾，情尚可恕。但當奮興砥礪，以期無忝此任”。更爲可貴的是，如果雍正發現自己批示有誤，也不諱言，坦然認錯。如在硃批中對宜兆熊說：“朕前諭誤矣”;對楊鵬說：“朕嚴行批諭，系出一時之見。隨於各處訪詢，知爾所奏頗屬有理。前諭責汝錯矣。候另有旨”。這種因務實而作自我批評的情況，在專制君主中實爲罕見。
雍正惡“虛”求“實”，不要臣下吹捧，而要他們說真話，在中國帝王中屬鳳毛麟角。因此他的硃批，也別具一格。當然，由於各方面的侷限，他在這方面做得還頗爲有限。在各種公開場合，他仍然會心安理得地接受如潮而來的頌聖之詞。在接受官員私下呈上的奏摺時，也有被狡猾官員的超水平的阿諛文字弄昏頭的例子。所以在中國古代那種惡劣的官場文化環境中，即使精明強幹者如雍正，也難以真正擺脫這種千年惡習。不過即使如此，這種惡“虛”求“實”的精神，確實也值得大書一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