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禧元年(1017年)，周敦頤出生。周敦頤有一個大他十歲的同父異母的哥哥周礪，有一個大他五歲的姐姐周季淳，還有一個小他四歲的弟弟周敦賁，兄弟姐妹間的感情極好。
天聖二年(1024年)，周敦頤8歲，其父病逝三年後，與同母異父之兄盧敦文隨母投靠衡州(今衡陽)舅父、龍圖閣學士鄭向，因他聰慧仁孝，深得鄭向喜愛，又酷愛白蓮，鄭向就在自家宅前西湖鳳凰山下(今衡陽市二中)構亭植蓮，周敦頤負笈其間參經悟道。現爲濂溪周氏宗祠(今南華大學附一醫院處)。
天聖六年(1028年)，還不到十八歲的姐姐周季淳因病早逝了。兩個月後的一天，周敦頤八歲的弟弟周墩賁又因病夭折。
月岩悟道
天聖七年(1029年)，十四歲的周敦頤請示父母，在僕人周興的陪伴下，帶着簡單的生活行李，帶着許多書本，揣着許多想不明白的問題，奔向月岩，專心讀書思考。
千里投親
天聖八年(1030年)，周敦頤十五歲這一年，父親因病去世了。經過兩個多月的旅途奔波，周敦頤跟着母親終於來到了舅舅鄭向家。
景祐三年(1036年 )，鄭向依據官銜，按照慣例，可得到朝廷的恩蔭，准許一名子弟出來做一名小官。愛之如子的舅舅將這個機會給了他，周敦頤就此當上了朝廷將作監的主簿，就在同一年，周敦頤娶朝廷兵部職方郎中陸參之女陸氏爲妻。
景祐四年(1037年)，鄭向調任兩浙轉運使，周敦頤離開衡陽隨舅遷潤州丹徒縣(今鎮江市丹徒區)。不到一年的時間裏，舅舅、母親相繼去世，周敦頤按照母親的遺囑，把她安葬在潤州，與舅舅鄭向爲伴。之後，周敦頤便在潤州鶴林寺守喪，期間見過范仲淹。
初入仕途
康定元年(1040年)，周敦頤二十四歲，三年守喪期滿，出任洪州分寧縣主簿。
慶曆四年(1044年)，吏部來分寧考覈，周敦頤得到廣泛好評，二十八歲的周敦頤開始了他仕途的第一次升遷——提任南安軍司理參軍。
興教辦學
慶曆四年(1046年)，周敦頤在擔任荊湖南路郴州郡郴州縣縣令年期間，最突出的政績是興教辦學。一來郴縣，周敦頤就在公務之餘，利用舊有的縣學興教講學。二程的父親大理寺臣程珦在南安(今江西省大餘縣南安鎮)認識了周敦頤，見他“氣貌非常人”，與之交談，更知其“爲學知道”，同他結爲朋友，隨即將兩個兒子程顥、程頤送至南安拜其爲師受業。
慶曆四年(1046年)冬，升移到郴州的桂陽任縣令(今湖南省郴州市汝城縣)。
皇祐四年(1050年)，被改任爲郴州桂陽令，繼續興教辦學。
至和元年(1054年)，改授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今江西南昌)。到任時，當本地人得知他就是當年在寧做官時能辨明疑案的周敦頤，就高興地說：“他是可能明辨是非安寧刑獄的人，我們這些人找到訴說的人了。”(選自《宋史·道學一》本傳)
嘉祐元年(1056年)，改太子中舍，籤書署合州判官，共計五年。一年後生下長子周壽。不幸的是，兒子不到一歲，妻子陸氏便病故了，
嘉祐四年(1059年)，太常丞蒲宗孟從合州經過，與周敦頤交談三日，既投緣又深感周敦頤的崇高正大，曠達瀟灑。就在第二年，把自己的妹妹蒲氏嫁給了周敦頤。三年後生子周濤。
論道王安石
嘉祐五年(1060年)六月，周敦頤從合州(今重慶合川)解職回京，正好遇上回京述職的王安石。他們相互間仰慕已久，在京城，在一個風清月明的夜晚，周敦頤應邀造訪了王安石。王安石對年長自己四歲的周敦頤充滿了崇敬，相見恨晚。以至於周敦頤離開了，他還久久地回味着、感慨着，忘記了睡覺和吃飯。他們這次的聚會和交談，雙方都從對方那裏得到了新的思想的啓悟。
廬山結緣
嘉祐六年(1061年)，遷國子監博士，通判虔州。周敦頤的好友潘興嗣，知道他要經過江州，就提前趕到江州等候，在驛館與周敦頤見了面，邀他一起遊廬山。
千古絕唱
嘉祐八年(1063年)的5月，周敦頤應邀與一羣文朋詩友遊玩聚會。興之所致，大家便相約寫詩作文。周敦頤一氣呵成揮筆而就一篇119字的散文，就是名傳後世的《愛蓮說》。
執政爲民
治平元年(1064年)，移任永州通判。
熙寧元年(1068年)，轉虞部郎中，擢提點廣南西路刑獄，次年移知南康軍。
熙寧三年(1071年)，轉爲虞部郎中，提升廣南東路提點刑獄。次年，領提點刑獄事。 周敦頤在廣東提點刑獄的職位上幹了不到一年。就在這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勤政的他四處巡按，足跡幾乎遍及廣東的山山水水。
歸隱廬山
熙寧五年(1072年)，周敦頤不幸感染了瘴癘，辭官歸隱定居在廬山蓮花峯下，他將母親的墳墓也從潤州遷來葬在離他居所很近的地方。他將門前的小溪正式命名爲家鄉的“濂溪”。定居於江西廬山濂溪書堂。
熙寧六年(1073年)六月中，病死於廬山濂溪書堂，終年57歲。
2主要成就
思想貢獻
一、哲學思想。其哲學思想的核心就是一個“誠”字。“誠”是他關於天道、人道、天人合一之道的最高境界的表達。“誠”主要分爲天道本體論和心性本體論兩方面。在周敦頤看來，“誠”首先是宇宙存在的根據，是宇宙的本體，即天道本體論。在《太極圖說》中，他認爲人與萬物同樣都是二氣交感所化生出來的，而其源都是太極，再由太極推及到了人極，也就是把人的道德、人性看成是與宇宙生生過程相同的無極太極、陰陽五行的過程，這樣，周敦頤便爲他的誠的理論奠定了宇宙論的基礎。“誠”所體現的心性本體論一個突出的表現便是人的倫理道德。周敦頤如此推重“誠”，就是堅信人類具有真誠善良的本性。他發揮了《中庸》關於“誠”的思想，從宇宙論進而推演出人道觀，建立了以“誠”爲本的倫理道德學說。
二、教育思想。其教育思想包括三方面，一是“教人向善，進德修業”的教育目的。周敦頤認爲人性向善，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師之教。二是“六經爲主，以誠爲本”的教育內容。他十分重視儒學經典，始終將“誠”放在育人最顯要的位置，反覆闡述，在《通書》中“誠”字的出現就高達20次之多。三是“自學爲主，重在啓發”的教育方法。始終堅持開明的教育方法，除了邀請當時的學界名流來講學，採用學生自學爲主，特別注重啓發原則。
三、社會政治思想。可以歸納爲德治與刑治兩個方面。一是德治。體現在修聖德、重師道、推禮樂三個方面。修聖德，周敦頤稱之爲立人之道，“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修而萬民感化。重師道。周敦頤認爲，使天下人從善而不爲惡，唯一的辦法就是重師道：“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推禮樂。周敦頤認爲：“禮，理也;樂，和也。”禮的實質在於理，“理”的本意在於治。二是刑治。周敦頤的刑治思想體現在他的德刑觀和慎刑觀上。在周敦頤看來，刑治是爲彌補道德的不足而採取的萬不得已的選擇。他指出聖人以天道爲法則，主要是以政養萬民，德治是最好的養民方法和手段。他主張“慎刑”，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不輕易使用刑治。
理學思想
周敦頤在治學中，提出許多新問題，並作出新的論斷，把儒學推進了一步。他所提出的無極、太極、陰陽、五行、動靜、主靜、至誠、無慾、順化等理學基本概念，爲後世的理學家反覆討論和發揮，構成理學範疇體系中的重要內容。成爲宋明理學的開山祖師。南宋理宗時，詔從祀孔子廟堂，其理學奠基者地位爲官方所承認。
周敦頤是宋明道學的開創者。
在當時儒、佛、道合流的形勢下，從對於《老子》的“無極”、《易傳》的“太極”、《中庸》的“誠”以及五行陰陽學說等思想資料進行熔鑄改造，併爲宋以後的道學家提供“無極”、“太極”等宇宙本體論的範疇和模式來說，周敦頤確有“發端之功”。二程的“擴大”，朱熹的“集大成”，就一定意義說，都不過是在周敦頤原有的思想基礎上使道學理論更加完善化、系統化而已。
周敦頤的哲學著作，現存者只有一幅從道教圖錄中改裝過來的《太極圖》、二百多字的《太極圖說》和不滿三千字的《通書》。
一實萬分
周敦頤通過“一”與“萬”的關係問題,把本體論的哲學爭論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他說：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通書》)
“萬”指事物的多樣性，“一”指多樣性的統一性。“是萬爲一”指事物的多樣性具有統一性。“一實萬分”指統一的本原的實體分化爲千差萬別的特殊物體。總起來看，他認爲，“萬物”是從水、火、木、金、土五種特殊實物變化而來的，五種特殊實物是從陰陽二氣變化而來而來的，陰陽二氣又是從“一”變化而來的。他所謂“一”，就是《老子》的“無極”和《易傳》的“太極”。把“無極”和“太極”兩個哲學範疇統一起來，重新對本原的實體進行哲學加工，顯示周敦頤“合老莊於儒”、融合儒道哲學的新動向。
他運用兩推法來說明“一”與“萬”的統一關係。一方面，從一到萬、從本體到現象：“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其公式爲：無極(太極)→陰陽→五行→萬物。另方面，從萬到一，從現象到本體：“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其公式爲：萬物→五行→陰陽→無極(太極)。把兩者結合起來，就是：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從上引材料可以看出，他的宇宙模式論雖然糅雜了物化論(“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陰陽五行學說(“二五之精”)的思想資料，但仍然歸其本於無極(太極)，貫徹的是老子“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的哲學路線。不過，他把無極和太極兩者結合起來規定本原的實體的特徵，顯示了道學開創者的理論思維水平。一方面，“無極而太極”，說的是無極雖可名之爲無，但無中涵有，其名爲太極。因此，無極不是絕對的空;另方面，“太極本無極”，說的是太極雖可名之爲有，但有本於無，其名爲無極。因此，太極又不是具體的物。周敦頤把本原的實體規定爲實有而非物、本無而不空的絕對體，是對以往哲學思辨的理論總結，表示他力圖克服玄學、佛學空無本體論的理論侷限，爲宋明道學在本體論上開闢新的途徑。
太極生陰陽
爲了論證“一實萬分”的本體論，
周敦頤他還以“誠”、“神”、“幾”等古老範疇進行哲學加工，進一步提出了太極生陰陽的動靜觀：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太極圖說》)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通書》)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通書》)
周敦頤用“物則不通，神妙萬物”的動靜觀解釋了“太極生兩儀”的古老命題。他用太極的“一動一靜”解釋了陽氣和陰氣的產生。所謂“生陰生陽”、“分陰分陽”，都是說陰陽二氣是從太極自我運動過程中產生、分化出來的。如果沒有太極的“一動一靜”，即如果沒有“無極(=太極)之真”，那末，即使有“二(二氣)五(五行)之精”，也不能“妙合而凝”，產生萬物。因此，把“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這兩句話與“物則不通，神妙萬物”聯繫起來看，萬物的生生不已不過是“變化無窮”、掌握動靜主動權的太極在那裏推動而已。這就在“萬物”、“五行”、“二氣”之上安上了第一推動者——無極(或太極)。
宋代道學家都用外因論解決理氣關係問題。二程的追問“所以陰陽者”，朱熹的追問“所以變通者”，都是受了周敦頤外因論的啓發，爲“形而上之道”的精神本體提供理論依據。
主靜立人極
《太極圖說》的起點是“無極而太極”的宇宙本體論，
周敦頤楷書《無慾故靜》其終點則是“主靜立人極”的封建倫理觀。
首先，“無極而太極”自我運動的結果，最後產生了“得其秀而最靈”的“人”( 《太極圖說》);而“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通書》)。這個衆人之秀的“一人”，由於掌握了所謂“仁義之道”，就可以使“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跡，莫知其然之謂神。”(《通書》)這個“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的“聖人”，就是代表“妙萬物”的“太極”來統治社會的。因此，被周敦頤神聖化、絕對化了的無形無象而又最高最初的“太極”，歸根到底是爲宋代有權有勢而又至尊至貴的封建上層統治者服務的。
其次，太極的“一動一靜”掌握了“化生萬物”的樞幾，使“二氣”、“五行”、“四時”這一系列自然秩序在它的推動下“妙合而凝”、“變化無窮”。與這種“妙合”相應，封建社會的等級秩序，也是“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 (《通書》)這種“合理性”， 周敦頤叫做“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通書》)。在自然界，萬物(“萬”)與太極(“一”)各有其應處(“正”)的地位;在社會上，統治者(“大”)與被統治者(“小”)也有其不移(“定”)的等級。周敦頤所欲論證的封建等級就是被以後道學家哲學化的所謂“不和乃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理”。
最後，正因爲人是“得其秀而最靈”，所以也總是有強烈的感情和慾望。如果“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論焉。”(《通書》)因此，他提出了三字訣。一曰“定”，就是“定之以中正仁義”，建立符合封建統治的政治原則和道德標準，“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 (《通書》)。這就是所謂“存天理”。一曰“主”，就是“主靜”，因爲“欲動情勝”是不可收拾的，只有“主靜”、“慎動” (《通書》)，才能深入考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的“幾”(苗頭)。這就是所謂“滅人慾”。一曰“立”，就是“立誠”，因爲“誠”既是“萬物資始”的宇宙本體，也是所謂“純粹至善”的先天本性(《通書》)。只要掌握了“誠”，就掌握了“五常之本，百行之源” (《通書》)。這樣“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通書》)人們都照着封建道德的標準去規範行動，誠心一立，人極也就立起來了。
太極無極
周敦頤以儒家學說爲基礎，融合道學，間雜佛學，提出"太極而無極"的宇宙生成論。他認爲，無極(無)生太極(有)。太極能動能靜，動則生陽，靜則生陰。動之極則走向靜，靜之極又回覆爲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陰陽生兩儀(天地)。再陰變陽合：生水、火、木、金、土五行。五行之氣流動，推動春、夏、秋、冬四季運轉。故五行統一於陰陽，陰陽統一於太極，太極本原於無極，無極是宇宙生成的根本。陰陽二氣與五行之"精"巧妙凝合，又形成男女。變化無窮的萬物中，人得天地之"秀"而爲萬物之靈。五行之性觸感外物而動，則呈現惡與善，形成錯綜複雜的萬物。
至誠主靜
周敦頤在宇宙生成學說基礎上，又提出"至誠"和"主靜"的道德論。他認爲，人性有五品，即剛善、剛惡、柔善、柔惡和中;適中是最完善的人性，其餘諸品皆有缺陷。只有達到"至誠"境界，人性才能完善。因爲"誠"源於宇宙的本原，體現太極的道德本質。是五常(仁、義、禮、智、信)的根本，是行爲的淵源，是聖人立身之德。達到"誠"，則進入至高至善的道德境界，成爲聖人。爲達到"至誠"，提出"主靜"的修養方法。讓人們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從寡慾達到無慾。無私無慾，便成爲至聖。這樣的聖人，便可與天地之德、日月的光明、四時運行之序、鬼神作兇吉等最高法則相符合。
他還從道德論的角度，闡述禮樂。認爲禮就是理(條理)，陰陽有理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皆得其理而後和。樂就是和，陰陽理而後和，萬物也有其理而後和。故要先講禮、而後讀樂。在聖五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之後，乃可作樂。樂的作用是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應"談而和"。使人不起慾念，心如死水。樂聲淡、樂辭善、可移風易俗。妖聲豔辭，則敗壞風尚。古聖人作樂，以宣暢和心，使天地和、萬物順，感動神祗、鳥獸。
文以載道
周敦頤提倡"文以載道"。強調文辭是藝，道德爲實。篤其實而書之，美則愛、愛則傳，賢者得而學之，是爲教化。不務實，雖業師保勉，人也不學。不知務道德，而專以文辭爲能，是"虛車"，實爲弊端。
明慎用刑
周敦頤政治主張的中心是"順化"。指出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聖人修仁義之德，萬民才能接受教化，化而爲善。同時，也強調刑罰，認爲天以春生萬物，以秋成萬物。故聖人法天，以政養萬民，以刑治世。但要"明慎用刑"。主刑者，掌握人的性命，不可不慎，要中正明達。
傾向改革
鑑於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周敦頤提倡要認識天下之勢。天下形勢極嚴重，則不可挽回。認識形勢嚴重，要靠力量挽回。認識不早，力量不積，則無力與人競爭，是天意。不早認識，不積蓄力量，不用力挽回形勢，則是人事問題，不能怪天意。故政治上傾向改革，稱讚新政。
根據長期的仕宦和講學的實踐，強調尊師重道。指出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