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出生於官僚家庭，從小生活在富足有餘的環境之中，受到良好的教育。傳統戲曲把他說成被父母遺棄，由嫂子(包拯系獨子)帶大成人，用於鋪墊包拯的身世和他對百姓疾苦的熟識，此種演繹可以理解，但這不符合歷史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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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29歲考中進士，按宋朝的制度，考中了進士就可以外出做官，這也是包拯十年寒窗所追求的。但老邁的父母不願離開故土，這使得包拯面臨離家做朝廷命官還是在家侍養父母的兩難選擇，在功名與盡孝中他選擇了後者。司馬光在《涑水記聞》中評論，“拯進士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宦且十年，人稱其孝。”包拯的死對頭歐陽修也客觀評價他“少有孝行，聞於鄉里”。這就是包拯的至孝，他一生行事出發點就在於此。
從以後實踐來看，包拯履行了他的承諾。他的好友吳奎稱頌包拯“竭力於親，盡瘁於君”，這是舊時代社會士大夫在倫理道德上要做到的兩個重要標誌。當朝的仁宗皇帝自己終生堅守孝義高於一切，不孝無以爲國的行動理念，在這點上包拯自身的優勢得以凸現。據此，包拯引起了仁宗皇帝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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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爲後世所歌頌和懷念，一方面是因爲他爲百姓做了好事，百姓從內心深處感激他，歌頌他;另一方面源於包拯個人的道德品質的魅力，以及由此而折射出的強大的人格力量，成爲後來者汲取人格力量的源泉。史載，包拯爲人剛直，敢於忠言直諫，從不趨炎附勢，是北宋仁宗朝一位勁正之臣，他一生堅守“大奸必摧”的原則。吳奎在他《墓誌銘》中指出了包拯：“人或曲隨，我直其爲;人或善容，我抗其辭”的性格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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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傑出人物，都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包拯從政時，上距宋太祖開國已七八十年，北宋的統治已進入中期。開國時期那種朝氣勃勃、勵精圖治的精神，已逐漸消失，官員大都變得懶散，不少人置國家大事於不顧。選拔能爲國家幹實事的人是當時社會一種客觀需要，這給從小就“盡信前書之載，竊慕古人之爲，知事君行已之方，有竭忠死義之分，確然素守，期以勉循”的包拯顯示與人迥異的才華提供了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