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在位期間，繼續推行均田制，搜查隱漏的農戶，重編戶籍，增加了稅民，保證了國家財政收入，削弱了豪強勢力，使隋初的社會經濟呈現繁榮景象。
由於賦稅越來越多，所以，農民總是設法逃避。豪強地主也是想盡辦法少交租稅。爲了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楊堅在建立隋朝後，採用了兩項措施，即“大索貌閱”和“輸籍定樣”。
大索貌閱，就是根據相貌來檢查戶口，是不是隱瞞了，或者報了虛假年齡。輸籍定樣則是在第一個的基礎上確定戶口數，編制“定簿”，以此爲依據來收取賦稅。這樣，既增加了收入，也防止地方豪強和官僚勾結，營私舞弊。同時，從豪強手裏將原來依附的人口解放出來，也有利於增加國家的勞動力，調動他們的生產積極性。
農民的賦稅包括租、調和力役幾種，在隋朝，對年齡有明確的規定：三歲以下的男孩和女孩都叫做黃，四歲到十歲的叫做小，十一到十七叫中，十八到六十叫丁，六十以上叫老。
國家的賦役對象是丁，一對成年的夫婦每年向國家交粟三石，這是租。種桑養蠶的地方每年交絹一匹，相當於四丈，以及綿三兩;種麻的地區則改爲交納布一端，相當於五丈，以及麻三斤，這兩種都叫調。另外，成丁的男子每年要服役一個月，叫力役。到了後來，隋文帝又規定，五十歲以上的人的力役可以用布帛來代替，這叫庸。租庸調製在唐朝也基本上實行了。
同時，隋文帝還統一了幣制，廢除其他比較混亂的古幣以及私人鑄造的錢幣，改鑄五銖錢。度量衡也在這時重新統一。
至於土地制度，隋朝基本上繼承了北魏以來實行的均田制：成年男子即丁男可以分到露田八十畝，永業田二十畝。成年的女子分露田四十畝。奴婢和一般人的佔田數相等。此外，官員從一品到九品，可以分到一到五頃數量不等的職分田，以此作爲俸祿，等以後不做官了上交國家。各地的行政機關也有一些土地，收入作爲辦公的費用支出，叫做公廨田。
這些辦法大量地減少了國家的財政開支，從另一個角度看，就是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由於有了這些有效的措施，所以，在短短的二十多年裏，隋朝經濟出現了繁榮景象。耕地面積大量增加，隋初爲一千九百多萬頃，二十多年以後，增加到五千五百多萬頃。農作物的產量增長較快。隋文帝即位之初，府庫空虛。十多年以後，政府的府庫已容不下各地徵調的絹帛，而需要建立新的府庫。到隋文帝末年，西京和各地的倉庫都裝滿了糧食，多的達到千萬石，少的也不下數百萬石。後來，唐朝建國20年時，隋朝的庫藏還沒用盡。正如《貞觀政要·辯興亡》裏所說：“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隋朝倉庫的豐實是我國歷史上少見的。因而後來隋煬帝才如此豪爽地向西域的商人炫耀自己的實力，纔有了揮霍的資本。
文帝留意民間疾苦的所爲，在歷代帝王中也是少見的。公元594年，關中饑荒，他派人去了解百姓所吃的食物，知道他們吃的竟是豆粉拌糠。
文帝將這些食物出示給羣臣，流着眼淚責備自己的無能，命令撤消自己日常的膳食，不飲酒，不吃肉，他率領饑民到較爲富庶的洛陽就食，命令侍衛不準驅趕、威嚇百姓。遇見扶老攜幼的人羣，他引馬讓路，善言撫慰。路難走的地方，他還命令左右幫助擔挑的災民通過。
公元600年，齊州有個小官，名叫王伽，押送李參等70餘個犯人去京城，走到滎陽，王伽對李參等人說：“你們犯了國法，受罪是應當，看看護送你們的民夫，一路上多麼新時期，你們於心能安嗎?”李參等人謝罪，王伽就遣散民夫，釋放李參等犯人，約定日期到京城主動會齊，說道：“如果你們失約，我只有代你們去受死了。”
到了限期，七十餘人竟一人不少，文帝聽了很讚賞，召李參等攜帶妻子入宮賜宴，並宣佈赦免了他們，並且下了一道詔書，說只要官吏有慈愛之心，至誠待民，百姓並非難教，要官吏學習王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