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10年(建安十五年)，曹操下《求賢令》，提出“明揚仄陋唯纔是舉”，以此作爲他的用人準則。其實曹操在這以前早就反對以門第和德行作爲選官標準。公元203年(建安八年)，他發佈了《論吏士行能令》，批判了選官重“德行”不問“功能”的議論，而提出“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的用人標準。
繼210年提出“唯纔是舉”政策後，於217年(建安二十二年)，更發佈了《舉賢勿拘品行令》，在令中甚至提出對那些雖“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要盡皆舉薦，“勿有所遺”。曹操的“唯纔是舉”政策有重大進步作用。(1)打破了東漢以來世家大族把持政權，壟斷仕途的局面。
曹操雖籠絡了一些豪強大族勢力，但他卻又奉行打擊豪強大族的政策，“重豪強兼併之法”。“唯纔是舉”的用人政策是他整個打擊豪強大族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他一方面“唯纔是舉”，另一方面還殺掉了一些大族名士派，如孔融、楊修、魏諷等人。“唯纔是舉”政策對世族在政治上是一個嚴重打擊。(2)擴大了曹操統治集團的範圍，增強了曹操政權的基礎。
在“唯纔是舉”政策下，一大批有才能的中小地主分子被吸收到曹操政權中去。如“拔于禁、樂進於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功，列爲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爲牧守者，不可勝數。”一大批中小地主有才能之士加入曹操集團，這對於刷新吏治，是有積極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