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書》載：隋司隸刺史房彥謙，“家有舊業，資產素殷，又前後居官，所得俸祿，皆以周恤親友，家無餘財，車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這個記載中的“玄齡”，就是唐代名相房玄齡。也就是說，房彥謙靠“獨以官貧”的“清白”，培養出了一個極品兒子。這裏，示人的啓示很多，智者見智、仁者見仁，但由“官貧”而打造出的一個“幸福鏈條”卻是共認的，即：官貧—清白家風--澤延子孫。
封建社會人治專權，“一朝天子一朝臣”，朝廳堂暮囹圄者大有人在。許多有識官吏參透了“官場如賭場”的謎底，爲規避“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保持自家香火延續，無不縝密處事，防止“授人以柄”。這其中最通用的法寶，就是“官貧”和“清白”。蓋因做官者尚貧，就不會動心去貪;做官者安貧，就不會貪贓枉法犯事。如是，不僅自己落個善終，還會培植“清白”家風，滋養出爭氣兒孫。正所謂：家貧出孝子，官貧出賢臣。縱觀歷朝各代，因貪墨而福及子孫者，幾希;相反，安於“官貧”和“清白”的清官廉吏，身後卻多是光耀門楣的俊才賢臣，如東漢的“楊門四世太尉”、後周的“竇氏五賢臣”等。無疑，這是一種爲官做人的幸福。
我們不妨再設想一下，倘若這房彥謙是個貪墨，在相當於現代省部級長官的要位上，撈了個盆滿鉢溢，“所遺子孫”的將會是什麼?且不言在熱衷“釣魚執法”的隋文帝手下當差，隨時面臨着朝堂上被砍頭的風險。《隋書》記，開皇十三年(即公元593年)，晉州刺史、南陽郡公賈悉達，顯州總管、撫寧郡公韓延等官員都因中“計”而被砍頭。《新唐書》亦有例可考。德宗時，節度使王鍔搜刮錢財，“富於公藏”，使其子王稷除用於賄賂“京師權門”外，還在家中造夾牆藏匿。王鍔死後，王稷雖官至子鴻臚少卿，卻很快惹上了官司，最後被人殺死。很顯然，王稷喪身敗家的根由在老爹“貪墨”。兩相比較，不難看出，房玄齡之所以名標凌煙，成爲大唐一代名相，與其父倡導的“清白”家風密切相關。或許，正是基於對這種因果的遠識，房彥謙“雖致屢空”，卻“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
我們今人在用古典時，往往喜歡套用一句：一個封建官吏尚且有這樣的見識，我們以爲人民服務爲宗旨的現代領導理應做得更好。道理的確如此，可事實上，我們有的領導幹部還真沒有房彥謙一般的見識。在法庭受審最後陳述中，泣不成聲“對不起家人”、“對不起孩子”，他們利令智昏、全家齊動員大搞腐敗時，何曾想過這是在積禍害子孫的“造孽錢”?又何曾想過會孵化出“惡少”的現世報應?可悲的是，這些“官場達人”本已擁有了世人少有的輝煌成功，最終卻折了老子、賠上兒子、殃及孫子，甚至爲了減輕罪責互相諉罪，親人成了仇敵，等待他們的只有黑洞般的痛苦寂寥。親情竟何以至此?父母愛子女，何以淪爲如此結局?這不能不令人唏噓，發人深思。
“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愛子是無罪的，溺愛則是毒藥。有的事錯了可以重來，但錯位的愛意味着毀滅。當初劉鐵男讓兒子在關聯單位拿乾薪，肯定不是爲了積累犯罪證據，一定是自以爲得計，討了大便宜。殊不知，把不勞而獲當作智慧，必然損害人民利益，同時親手毀滅自家的幸福;把爲孩子撈取萬貫家財當作疼愛，必然會使孩子在“衣來伸手、飯來張口”中，失去獨立成長、發展的能力，看似爲孩子“計深遠”，實乃誤其前程、斷其生路，可謂飲鴆止渴，愚不可及。故，我贊成林則徐晚年給兒子們寫的一副對聯：“子孫若如我，留錢做什麼?賢而多財，則損其志;子孫不如我，留錢做什麼?愚而多財，益增其禍。”這既是對子孫的砥礪，又是一種期待。顯然，房彥謙至今仍然不失爲學習的典型。
文章來源：山東省紀委監察廳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