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密(582年-619年1月20日)，字玄邃， 一字法主，京兆長安(今陝西西安)人，祖籍遼東襄平(今遼寧遼陽南)，隋唐時期的羣雄之一。李密出生於四世三公的貴族家庭，隋末天下大亂時，李密成爲瓦崗軍首領，稱魏公。率瓦崗軍屢敗隋軍，威震天下。在瓦崗軍原領袖翟讓準備讓位給他時，翟讓的哥哥卻從中阻攔。他不得已殺瓦崗軍舊主翟讓，引發內部不穩，被隋軍屢敗。後被越王楊侗招撫，又因與宇文化及的拼殺中損失慘重，不久被王世充擊敗，率殘部投降李唐。沒過多久又叛唐自立，被唐將盛彥師斬殺於熊耳山。
李密作出集中全部兵力攻打洛陽的決定後，他的軍事參謀柴孝和向他提出了一個放棄洛陽、西襲長安的作戰建議。
歷史就像一臺複印機，總是鍾情於重複運動。這個建議四年前作爲楊玄感軍事參謀的李密也同樣給他的上司提起過。
還是複印四年前的情節。那一次，楊玄感把李參謀的建議當成了耳邊風。這一次，李密同樣讓柴參謀的建議自左耳進，從右耳出。
柴孝和建議李密派翟讓和裴仁基分別守衛洛口倉和回洛倉兩大糧食基地，然後自己親率全部瓦崗精銳，倍道兼行，直取隋朝政治心臟長安。再然後據守西京，東平河、洛，傳檄天下。
以局外人的眼光來看，這確實是一條上好的計謀，比攻打洛陽明智得多。然而，旁觀者清，當局者迷。此時的李密思維已經有些短路了，他兩隻噴火的眼睛始終直勾勾地盯着對手的老帥，早已忘了老帥旁邊那些護衛的車馬炮象了。他以兩點理由否定了柴孝和的建議。
第一條理由是自己的部下都是山東人，如果不打下洛陽，他們肯定不願意西行入關。第二條理由是說投靠瓦崗的將領多半是強盜出身，組織紀律性太差，互不服氣，如果自己離開，這些人一定會“各競雌雄，如此，則大業隳矣”。
其實，這兩條理由都不能成立。軍令如山倒，作戰部隊向來是領導指哪打哪，不存在是山東人就不去山西打仗這一說，真要這樣的話，那世界上就無仗可打啦。以李密“雖盛夏，皆如揹負霜雪”的嚴明軍紀和其在瓦崗的威信，不可能出現他想打而部下不願意跟的情況。
第二條理由纔是問題的核心。把這條理由所透露出的潛臺詞通俗地解讀出來就是：李密怕自己走了以後，部下“篡寨奪權”，造他的反，革他的命。
李密的擔心也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其時瓦崗軍的組成人員很複雜，除了李密的蒲山公營，還有另外三種類型：以翟讓爲首的瓦崗元老型、以裴仁基父子爲主的官軍投降型、以孟讓和郝孝德爲代表的山寨土匪型。李密擔心這三類人趁他離開後會將眼下的“聯產承包制”改成“分田入戶”的單幹制，甩開自己，各個自立門戶。
這種擔心純粹多餘。翟讓要想單幹就不會主動讓位、裴仁基的勢力還不夠單幹的規模、至於孟讓和郝孝德，就更不用擔心了，他們本來就是單幹了很多年的山大王，形成不了規模纔來投靠李密的。
此時的李密已經被權力絆住了腳步，在極具誘惑的權力面前，他畏首畏尾，開始躺在了“保守治療”的處方上，這種心態和幾個月後他擔心失去最高權力而謀殺翟讓的行爲是一致的。
如果李密聽從了柴孝和的建議，率領數十萬大軍直撲長安，極有可能會創立一個新的朝代。因爲當時長安的精銳部隊不少都隨楊廣去了南方，防守力量比洛陽薄弱。而且由於多次開倉放糧，瓦崗軍在民間口碑很好，西進途中肯定會不斷有民衆加入。面對幾十上百萬的軍隊，長安城根本無法抵擋。最重要的一點是，那時候李淵還沒有起兵，當兵強馬壯的瓦崗軍到達北方時，李淵就已經沒有機會興兵了，否則就會面臨瓦崗軍的打擊。以李淵的明智，他極可能會選擇加入瓦崗，接受李密的領導。果真如此，歷史就翻了個跟頭。
雖然這只是一千年以後的推測，但任何一種結果的產生都是建立在一定的規律和特定的軌跡之上的。
歷史沒有痕跡，但軌跡是可以推算的。
李密要對洛陽動手了。
第一步，他先命孟讓帶一支軍隊在洛陽外郊搶掠燒殺，把城外搞亂。那些城郊結合部的居民可倒了黴了，一夜之間就變成戰爭難民。爲了躲避戰亂，他們呼啦啦全跑進洛陽城內找保護傘去了。這正是李密想要的結果，他的目的就是要把儘可能多的人趕進城內去消耗裏面的糧食。
第二步，瓦崗軍全線出擊，封鎖洛陽城一切進出通道，向城內發起猛烈攻擊。
瓦崗軍進逼洛陽後，越王楊侗立即派人向遠在江都的楊廣請求支援。楊廣生怕洛陽丟失，立即從關內抽調集精兵馳援東都。
洛陽是塊硬骨頭，當年李密的老上級楊玄感就在這裏磕掉了牙，丟掉了命。李密攻佔洛陽之路雖然也並不平坦，但由於此時瓦崗寨兵多糧豐，士氣如虹，所以，攻城拔縣，勢如破竹，洛陽守軍被李密的瓦崗軍打得沒有聲音、沒了脾氣。到後來，他們只能憑城固守，等待援軍。
從北方調去的關內兵被打垮後，楊廣又在河北、涿郡等地調兵急援洛陽，同時派遣江都通守王世充率領五萬江淮勁旅開赴東都。
王世充來了，兩個冤家碰頭了。此後，王李二人在在洛陽周圍方圓百里的戰場上鏖戰血拼，聲震中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