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名頊，原名仲鍼，英宗長子，生母爲高皇后。治平三年（1066）十二月立爲皇太子。英宗死後繼位。在位19年，終年38歲，葬於永裕陵。
神宗繼位之時，宋朝統治將近百年。宋初制定的許多政策，其弊端已經漸漸顯露出來，官場腐敗盛行，財政危機日趨嚴重，百姓生活困苦，各地農民起義不斷，遼、西夏在邊境虎視眈眈。面對這種情形，神宗對太祖、太宗皇帝所制定的“祖宗之法”產生了懷疑。年輕的神宗有理想，勇於打破傳統，他深信變法是緩解危機的惟一辦法。在王安石的輔助下，開始了一場兩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大變法，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進行了諸多改革，對趙宋王朝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神宗進行變法並非一時衝動，早在少年時代，神宗就已經心懷壯志，希望能改變國家的命運。在成長的過程中，神宗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這些直接決定了他當政之後務實、創新的治國理念。
富國強兵：神宗與王安石的理想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臨川人，世稱臨川先生。慶曆二年，22歲的王安石考中進士，歷任江蘇、浙江、安徽等地的地方官。在任期間，他體察民間疾苦，對基層社會情況有了較爲充分的認識。這爲他此後的改革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王安石文學造詣也十分深厚，與韓愈、柳宗元、蘇軾等人並稱“唐宋八大家”。當時文壇領袖歐陽修讚歎王安石：“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意思是後來人是無法超越王安石的文學成就的，評價之高，不難想見。
王安石對仕途的規劃與他人不同，絕大多數官員都爭着做京官，而他卻屢次辭去進京升官的機會，選擇在地方上埋頭苦幹近20年之久。許多人推薦他，王安石託故不出。像歐陽修、文彥博這樣的朝廷大員，也三番五次地希望他出任京職，都被他拒絕了。嘉祐三年(1058)十月，在多次推辭無效的情況下，王安石被調到京城，擔任三司度支判官。由於政績突出，嘉祐五年王安石被任命爲同修起居注。這一官職是清要之職，晉升的機會很大，但王安石多次推辭，不肯受命。最後朝廷實在沒辦法，派人把委任狀送到王安石家，王安石竟然躲進廁所之中。朝廷一再下令，王安石才被迫接受這一官職。
多年的地方官經歷，使得王安石對北宋社會問題有了深刻的認識，政治上也逐漸成熟起來。在京期間，王安石將多年來的想法，寫成了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這份《言事書》指出，宋王朝內部潛伏着諸多矛盾與危機，並針對這些問題提出了改革的具體意見和辦法，希望能扭轉積貧積弱的局面。這篇萬言書不僅是王安石本人政治立場和見解的高度概括，而且成爲此後指導變法的總路線，對宋代政治經濟文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但是，仁宗似乎並無進取之心，加之忙於立儲之事，王安石的這份萬言書沒有引起仁宗和執政大臣的重視。
嘉祐八年（1063），王安石因母親去世而離職。在此後的4年間，王安石在金陵興辦書院，收徒講學，陸佃、龔原、李定、蔡卞等人此時都是王安石的弟子，這爲後來變法培養了一批人才，也爲變法作了輿論上的準備。
雖然王安石當年所上的《萬言書》沒有引起仁宗的注意，要求改革的願望未能實現，但他因此受到主張改革的士大夫的廣泛關注，成爲這一羣體的代表人物。大家把變法圖強的希望寄託在他的身上，一時間天下公論：“金陵王安石不做執政大臣，是王安石的不幸，也是朝廷的不幸。”朝野上下輿論紛紛揚揚，王安石身價倍增，一時間成爲婦孺皆知的名人。
神宗對王安石也是傾慕已久。在未繼位之前，神宗就看過王安石的那篇《言事書》，非常讚賞王安石的見解。神宗身邊的親信韓維也是王安石的崇拜者，在給神宗講解史書時，每每到神宗稱好時，就說：“這不是我的觀點，而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見解。”這樣，雖然神宗沒有見過王安石，但王安石在神宗心目中的形象已是非常高大。
王安石的性格比較執拗，人稱“拗相公”。他一心治學而不修邊幅，經常蓬頭垢面出現在衆人面前。仁宗在世的時候，有一天宴請羣臣，大臣們在池塘釣魚。王安石對釣魚沒什麼興趣，專注思考其他事情，竟然把盤子裏的魚餌都吃光了。仁宗以爲，誤食一粒魚餌尚情有可原，但是把整盤魚餌都吃光，實在不合常理，他感覺王安石是個奸詐之人，很不喜歡他。在保守傳統的人們眼中，王安石是個古怪的人，甚至有人從王安石的面相上斷言其“眼中多白”，是奸臣之相。以張方平、蘇洵爲首的官員反對神宗重用王安石。但這些沸沸揚揚的議論並沒有動搖神宗的決心，他決定把王安石召到身邊親自考察。
神宗先是任命王安石爲知江寧府，幾個月之後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入京受命。神宗一聽王安石來京，異常興奮，馬上召其進宮。神宗與王安石晤面，聽取王安石有關政治、財政經濟以至軍事上的改革謀略之後，深感王安石就是能與自己成就大業的人才。而王安石亦被神宗勵精圖治、富國強兵的遠大抱負所折服，君臣二人爲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走到了一起。不可否認，神宗的改革理想之所以在繼位之初就能付諸實施，與王安石的支持有着密切關係。
熙寧二年二月，神宗任命王安石爲參知政事，主要負責變法事宜。同時調整了人事安排，組成新的執政班子。神宗任命的五位執政大臣有“生老病死苦”之稱。“生”指王安石，他正生機勃勃地籌措變法。“老”指曾公亮，他年近古稀。“病”指富弼，他因爲反對變法而稱病不出。“死”指唐介，他反對變法，每日憂心忡忡，變法剛開始就病死了。“苦”指趙抃（ｂｉàｎ），他不贊成變法，但又無力阻止，成天叫苦不迭。
王安石要求變法，既不是爲了升官發財，也不是爲了滿足個人野心，完全是出於一片報國之心。雖然貴爲宰相，王安石在生活方面卻極爲樸素，他從未貪污一分錢，也不接受別人的禮物。金錢對他似乎毫無吸引力，他連自己俸祿的數量都不清楚，拿回家之後，任家人隨便花銷。王安石這種無私爲國的精神感動了神宗，在他眼裏，王安石不是普通的臣子，而是自己的良師益友，兩人之間的關係已經超出了君臣之誼。變法前期，神宗對王安石言聽計從，幾乎所有大事都要與王安石商量。新法實行之後，引發了巨大的反對聲浪，矛頭直指王安石。神宗雖然有過遲疑和動搖，但最終還是堅定地站在王安石一邊。
熙寧重寶正是因爲神宗對王安石的信任，使得變法得以迅速實行。在王安石的主持下，均輸、青苗、農田水利、免役、市易、保甲、方田均稅、保馬等諸項新法相繼出臺。這些新法涉及的方面比較廣泛，幾乎涵蓋社會的各個方面。
這場變法使得宋王朝又重新恢復了生機與活力。新法的實行，大大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社會生產力有了巨大發展，墾田面積大幅度增加，全國高達7億畝，單位面積產量普遍提高，多種礦產品產量爲漢代、唐中葉的數倍至數十倍，城鎮商品經濟取得了空前發展。宋朝軍隊的戰鬥力也有明顯提高。然而，變法並非一帆風順，而是充滿坎坷，神宗和王安石不得不面臨着巨大的考驗。
曲折實踐：風雲涌動的朝廷與後宮
司馬光手跡神宗與王安石等人大張旗鼓地改變祖宗以來沿襲已久的各種制度，勢必激起朝野內外的強烈反響。朝中以司馬光爲首的守舊派反對王安石進行的變法，每一項新法頒佈之後，朝廷中都會出現近乎白熱化的爭論。
在現代許多人的心目中，司馬光是個因循守舊、頑固不化的守舊分子，其實不然。面對嚴重的社會問題，司馬光也主張改革現狀，並提出自己一整套治國主張。司馬光不止一次向神宗進言，要從用人、理財等方面緩解已經出現的各種弊端。但隨着變法的深入，司馬光與主持變法的王安石之間分歧越來越大。就其竭誠爲國來說，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體措施上，各有偏向與側重。
正是因爲如此，變法派與守舊派展開了激烈的鬥爭。不僅朝中的司馬光、範鎮、趙瞻紛紛上書陳述對新法的不同看法，就連在京外的韓琦、富弼等元老重臣也不斷向神宗表達自己對王安石及其新法的不滿。司馬光與呂惠卿爲了青苗法還在神宗面前爭辯不已。神宗雖預料到實行變法會遇到阻力，但守舊派反對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卻是他始料未及的。與此同時，另一股勢力也在影響着神宗，那就是來自後宮的巨大壓力。
新法的實行，觸及到了宗室、外戚的切身利益。例如，神宗和王安石變革宗室子弟的任官制度，使不少遠房的金枝玉葉失去了得到官職的機會，因而招致他們的強烈不滿。這些宗室子弟不僅向朝廷上書，甚至圍攻王安石本人，攔住他的馬，對他說：“我們和皇帝都是同一祖先，相公不要爲難我們。”王安石嚴辭拒絕了他們的要求，人羣纔不得不散去。朝廷沒收了向皇后父親的部分財產，曹太后的弟弟也受到了違犯市易法的指控，他們自然十分仇視王安石。以兩宮太后及皇后、親王爲首的宗室外戚抓住一切機會詆譭新法。一次，神宗同弟弟岐王趙顥、嘉王趙頵一起玩擊毬的遊戲，雙方以玉帶爲賭注，嘉王卻說：“我若勝了，不求玉帶，只求廢除青苗、免役法。”曹太后是個認爲“祖宗法度不宜輕改”的守舊派，在變法爭論最爲緊張激烈之時，兩宮皇太后就常常在神宗面前哭泣，曹太后更是對神宗說：“王安石是在變亂天下呀！”神宗與祖母之間感情極好，見到祖母如此傷心難過，心裏必是十分內疚，恰恰此時，岐王趙顥也從旁勸說神宗應該遵從太后的懿旨，新法是不會帶來什麼好處的。神宗心煩意亂，怒斥歧王道：“是我在敗壞天下，那你來幹好了！”這是將心中的怒氣和痛苦發泄在了弟弟身上。岐王誠惶誠恐，失聲痛哭。神宗面臨朝廷和後宮的雙重阻力，內心的煩躁、矛盾可想而知。
巧合的是，自從新法頒行之後，各地就不斷有異常的自然現象出現，如京東、河北突然颳起大風，陝西華山崩裂，一時間人心惶惶。那些別有用心之人利用這些抨擊變法，說這些是上天對人間的警告。熙寧七年（1074），北方大旱，民不聊生。神宗爲此憂心忡忡，他也開始相信這是上天的某種預警，並對自己繼位以來所實行的一系列新法進行反思。正在此時，一個叫鄭俠的官員向神宗上了一幅流民圖，圖中所描繪的景象使神宗大受震動，無數的百姓流離失所，賣兒鬻（ｙù）女，慘不忍睹。神宗本想通過變法，使百姓安居樂業，他萬萬沒想到竟然會是這樣的結局。第二天，神宗就下令暫罷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18項法令。儘管這些法令不久在呂惠卿、鄧綰等人的要求下王安石手跡恢復，但是，神宗與王安石之間開始出現裂痕，互相的信任也受到嚴峻的考驗。這對變法派而言，無疑是不祥的訊息。
反對勢力當然不會放棄這樣的機會，他們繼續大肆抨擊王安石及其新法。在這種巨大壓力下，王安石向神宗提出了辭呈。神宗最初沒有同意，但在王安石的堅持下，最終同意並要王安石推薦官員代替自己的職務，這表明神宗並未完全放棄富國強兵的理想，而是要繼續推行變法。王安石安排韓絳和呂惠卿主持朝廷事務。熙寧七年四月，王安石第一次罷相，出知江寧府。
王安石離京之後，變法運動由韓絳、呂惠卿等人負責。此時，變法派的中堅力量爲了各自的利益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呂惠卿是個極有野心的人，王安石離開後，他提拔親族呂升卿、呂和卿等人，扶植自己的勢力。同時打擊變法派內部的其他成員，妄圖取代王安石的地位。他打着變法的招牌，肆意妄爲，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滿。韓絳等人強烈請求王安石返京復職。神宗也認爲，只有王安石，才能挽回局面。熙寧八年二月，召王安石回京復職。
王安石雖然回京了，但呂惠卿沒有放棄自己的野心。他再也不是當年那個積極幫助王安石變法的得力助手。呂惠卿不僅不協助王安石推行新法，反而處處妨礙，公然挑撥神宗與王安石的關係。神宗發覺了呂惠卿的陰謀，將他貶出京城，但變法派陣營已經分裂。神宗此時將近而立之年，近10年的經歷使得這位少年天子日趨成熟，對於變法有了自己更深的理解和打算，不再事事依靠王安石。君臣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因而改革之路越走越艱難。
熙寧九年六月，王安石的愛子王雱（ｐāｎɡ）病逝，這對王安石的打擊極大。王安石堅決求退，神宗於十月第二次罷免了王安石的相位。王安石帶着壯志未酬的遺憾和滿腹的傷悲離開了京城，結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退居金陵，潛心學問，不問世事。
王安石離開了，但神宗並未放棄改革的既定路線。王安石第二次罷相後的第二年，神宗改年號爲“元豐”，從幕後走到前臺，親自主持變法。然而，變法依舊伴隨着反對的聲音，神宗親自主持的新法同樣遇到朝中羣臣的異議。失去了王安石，神宗本就很傷心，現在又要獨自面臨巨大的壓力，不免有些惱火。他決定實行更爲強硬的手段來推行新法，嚴懲反對變法的官員。蘇軾不幸成爲這次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蘇軾是北宋文壇成就卓越的大家，與父親蘇洵、弟弟蘇轍號稱“三蘇”，其文章爲天下所傳頌。但這位名滿全國的才子在仕途上頗不得志，在他將近40年的官宦生涯中，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是在貶謫中度過的。
元豐二年（1079），也許是蘇軾一生中最黑暗的歲月。四月，蘇軾調任湖州，他按照慣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謝，謝表中有“知其生不逢時，難以追陪新進；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養小民”一句，多少帶點發牢騷的意味。主張變法的一些人抓住這個機會，指責蘇軾以“謝表”爲名，行譏諷朝廷之實，妄自尊大，發泄對新法的不滿，請求對他加以嚴辦。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更從蘇軾的其他詩文中找出個別句子，斷章取義，羅織罪名。如“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說蘇軾是指責興修水利的措施；蘇軾歌詠檜樹的兩句“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蜇龍知”，被人指稱爲影射皇帝：“皇上如飛龍在天，蘇軾卻要向九泉之下尋蜇龍，不臣之心，莫過於此！”朝廷便將蘇軾免職逮捕下獄，押送京城，交御史臺審訊。與蘇軾關係密切的親友，如蘇轍、司馬光、張方平，甚至已經去世的歐陽修、文同等20多人受到牽連，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烏臺詩案”。“烏臺”是御史臺的別稱，據《漢書·朱博傳》記載，御史府(臺)中有許多柏樹，常有數千只烏鴉棲息在樹上，晨去暮來，號爲“朝夕烏”。因此，後人將御史臺稱爲“烏臺”。
蘇軾下獄後，其長子蘇邁一直照顧他。在等待最後判決的時候，蘇邁每天去監獄給他送飯。由於父子不能見面，暗中約好，平時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決的壞消息，就改送魚，以便早做心理準備。有一天蘇邁有事，不能去給父親送飯，就託一個朋友代勞，但蘇邁忘記告訴朋友這個約定，偏巧朋友給蘇軾送去了一條魚。蘇軾一見大驚，以爲自己難逃一死，便寫了兩首絕命詩給弟弟蘇轍：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闇自忘身。
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
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
與君世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柏臺霜氣夜悽悽，風動琅璫月向低。
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
眼中犀角真君子，身後牛衣愧老妻。
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
蘇轍看到哥哥的兩首絕命詩，痛哭流涕，悲傷不已。他立刻上書神宗，希望能以自己的官爵贖去其兄之罪。神宗欣賞蘇軾的才華，並沒有將其處死的意思，只是想借此警告那些反對變法的官員，頗有殺雞給猴看的政治意味。神宗讀了這兩首絕命詩，感動之餘，也不禁爲蘇軾蘇軾《赤壁賦》的才華折服。加上朝廷中有多人爲蘇軾求情，賦閒在家的王安石也勸神宗，聖朝不宜誅殺名士，就連重病在牀的太皇太后爲此事也責備神宗，神宗遂下令對蘇軾從輕發落，貶其爲黃州團練副使。經過100多天的牢獄生活，蘇軾離開京城，前往黃州。巨大的挫折並沒有改變蘇軾豪爽的性格，飽經憂患的人生體驗反而激發了他創作的熱情，在黃州的日子，蘇軾寫下了“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等膾炙人口的詩詞。
烏臺詩案發生的前後，神宗沒有停止改革的進程，親自對熙寧年間的變法措施加以調整，繼續推行，並着手對官制進行了一次大的改革，使變法運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變法是一條異常艱辛的道路，其間神宗雖然有過懷疑和動搖，但最終還是堅持下來。憂國憂民的神宗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和熱情都投入到這場大變法之中，爲實現富國強兵的目標而努力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