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國歷史上公認的明君、聖主，也成爲此後一千多年的帝王典範。然而，若對之仔細思索便會發現，隋煬帝對他的影響隨處可見，隋煬帝就好像一把“達摩克里斯之劍”(源於古希臘神話，即“懸頂之劍”，使人時刻感到危機意識，猶如警鐘在鳴)懸於其頭頂。二者具有太多的相似之處，甚至可以毫不諱言的說，正是隋煬帝的前車之覆造就了李世民的明君大業。
我們不妨對二者做個簡單對比，李世民與隋煬帝同爲次子，由於嫡長子繼承製的緣故，註定了二者無法按正常程序即位，但也不是沒有可能。
按照阿德勒的說法，家庭排行處於中間的孩子，往往容易被忽視，爲引起重視，他們就會通過後天的自我完善來獲得競爭力。所以二者在其青少年時期均有不凡表現，從隋煬帝滅南陳，李世民平義軍等行爲來看，這一觀點還是具有一定說服力的。隨着競爭力的增強，不可避免的帶來信心的膨脹，即：天子有德有才者居之，這在其潛意識裏不自覺的生根、發芽，一旦破土而出，逼宮之事便是勢之使然，後來果然如是。
雖然即位貴如天子，卻難以服衆，只有上合天意，下順民心纔是天命所歸，如何才能證明這一點?惟有文治武功、開創盛世，讓老百姓安居樂業才能證明。根據何在?“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上天常佑善人，否則何以能開創治世?那麼，上天無心，何以知之?上天雖無心，但“天生烝民”，烝民代天所視、代天所聽，說白了也就是一句話，即：老百姓認同就是天命，哪管你是弒君還是嗣位。二者都明白這一點，但明白歸明白，失之毫釐，就會謬以千里。
不妨分析一下二者的年號，大業者，開創大一統之業也，即功蓋秦皇漢武;貞觀者，即澄清天下，恢宏正道也。無奈楊廣用力過猛，不懂“治大國若烹小鮮”的道理，在錯誤的時機幹了正確的事，無論是西巡、東征高句麗還是營建東都、開鑿大運河都無疑是“前人栽樹，後人乘涼”，罪在當代，利在千秋之舉。而李世民則“無爲而治”即可，因爲這些隋煬帝代他辦了，罪在楊廣，利在世民，這豈不是天意?這也難怪，誰讓人家是老君的後代，“我無爲而民自化”，“治大國若烹小鮮”的基因早已根植在潛意識裏，不學即能。
“食色，性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這是人之天性，不可抗拒，無論是誰，皆是如此，更何況皇帝。那麼，皇帝又何以不能免俗，他不是真龍天子嗎?不，他是人，“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bài”，作爲皇帝，擁有三宮六院也是平常之事，何況“有權不用，過期作廢”，若不“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又何以彰顯皇帝之權威，享受皇帝之快感?皇權與皇帝是雙向的，皇帝爲皇權不斷賦予新的內涵，塑造着它。
反過來，皇權又塑造着皇帝，所謂“心懷利器，殺心自起”即是如此。正是因爲沒有“頭頂的星空與心中的道德律”，所以即位前一向“自律”的楊廣在即位後，便大肆享樂，掉進了英雄冢，按照心理學的的說法，一個對自己過度剋制、壓抑的人，會使自己的真實慾望得不到滿足，一旦條件發生轉化，潛意識的洪水將會沖毀堤壩，變得不可收拾。
從楊廣的所作所爲來看，似乎證實了這一點。後期的李世民與之大致相似，但幸運的是，他避免了前車之覆。“我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是因爲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這是牛頓的經典名言。牛頓如是，李世民亦如是，巨人之爲巨人，不能以成敗論，他們對於後人的借鑑意義是具有同等價值的，有時，似乎失敗的意義更大一些，因爲這足以令後人警醒，楊廣就是後者。正是因爲親歷了隋朝的二世而斬以及風起雲涌的農民起義，使李世民充分認識到行王道、德政的迫切性與必要性，所以在貞觀前期，李世民基本是“無爲而治”，“使民以時”，這也是他之所以能開創“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貞觀治世的一個重要原因。
但是，一個人的自制力畢竟是有限的，李世民也不例外，隨着貞觀盛世的到來，頭上的達摩克里斯之劍對他的警示作用也日漸削弱。如有一次，魏徵在朝堂上“逆龍麟”，惹的李世民氣憤至極，回到後宮後，聲稱要殺了魏徵這個鄉巴佬，幸得長孫皇后的勸解才罷休。
後來，李世民又重走了隋煬帝的路線，出兵高句麗，說來也怪，彷彿難逃歷史的輪迴，李世民再次鎩羽而歸。之後，他痛定思痛，意識到沒有了魏徵這面鏡子，自己纔會迷失了方向。另外，在李世民的晚年，耽於享樂，一方面大煉丹藥，想要長生久視;另一發面，廣選天下秀女以充實後宮，最爲我們所熟知的便是徐惠和武媚。其實這個問題不僅在於李世民一人身上，縱觀整個歷史，比比如是，如漢武帝、唐明皇、康熙帝······皆是虎頭蛇尾，鮮有善始善終者，這無疑是歷史的一大怪圈，令人費解。
單就李世民來看，是因爲有隋煬帝這把達摩克里斯之劍懸頂，使得他兢兢業業、如履薄冰，這無疑是最好的外在約束。當然我們也不可否認李世民的自律，但這畢竟太脆弱了。似乎從後面的事情，我們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李世民之所以想殺魏徵、東征高句麗、充實後宮，無疑是潛意識所爲，因爲被壓抑久了，再加上達摩克里斯之劍的威力削弱，所以使得洪水決堤。
我們試想一下，普通人對於別人的指責尚且接受不了，何況一國之君呢?如果常被指責，不僅削弱了君主的自信心，而且也淡化了君主頭上的光環，威嚴和神聖蕩然無存，試問這何以服衆?之所以東征高句麗，也還是出於想要超過隋煬帝，避免其後塵的考慮，這就使得其難以理性地對待客觀條件，所以失敗也就是理所必然了;之所以充實後宮，實際上與隋煬帝是一樣的，我們不能用“馬太效應”來看待這一現象，認爲李世民開創了貞觀盛世，就一定是不好色的，隋煬帝國破身亡就是好色的。問題的關鍵不在於皇帝好不好色，關鍵在於如何處理好其與政治的關係。
將隋煬帝喻爲達摩克里斯之劍不一定確切，但就李世民的一生來看，他始終是以隋煬帝爲前車之鑑的，這無疑是一股強大的外在約束力，使其不敢越雷池一步，從而開創了貞觀盛世。但是隨着盛世的到來，膨脹了李世民的自信心，即認爲自己是明君，楊廣不過是亡國之君，事實證明自己高明於楊廣千萬倍，自己肯定不會成爲楊廣之流，所以鄙視他也是自然而然的了，對其前車之鑑也就不以爲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