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天問》中說，禹巡治洪水，走遍四方，一次，偶然與塗山氏相遇於臺桑，旋即分別。懷孕的塗山氏女在傷念中生下啓後就死了。所以，啓生下來就失去了母親，是個苦孩子。禹死後，啓破壞了禪讓制，自行襲位，建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朝代-----夏。從此，原始社會宣告結束，開始了奴隸社會，啓也成爲我國曆史上第一個帝王(有的史學家認爲禹是第一個帝王)。他放棄陽翟，西遷到大夏(今汾澮流域)，建都安邑(今山西省夏縣西)。
“夏啓”身份新說
一、從對“夏啓”評價的分歧說起
夏啓作爲我國曆史上第一個朝代的建立者，無論是從歷史文獻記載還是從學者研究的角度來看，啓爲禹之子似乎已成定論。但就是這樣的一個傳說中的人物，歷史評價卻褒貶不一。
《孟子·萬章上》說：“丹朱(堯之子)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與不肖，皆天地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萬章上》還提到，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呂氏春秋·先己篇》中也說，夏後啓與有扈氏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後伯啓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不飭，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
上述啓賢的說法，經過司馬遷《史記·夏本紀》固定下來，在大多數人看來，啓稟承天命，贊繼大禹之道，順利地實現從禪讓走向世襲，實在是衆望所歸，啓無疑是歷史一個重德修賢的聖明君主。
即使在神話傳述中，啓也是一個神通廣大，能與天帝交通的聖賢之神。《山海經·大荒西經》中說：“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後開。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開焉得始歌《九招》。”《楚辭補註》對此解釋說：“九辨九歌，禹樂也。言禹能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承先志，贊敘其業，育養品族，故九州之物皆可辨數，九故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
但我們同樣注意到歷史文獻與傳說中對啓的評價卻有截然相反的一面。《戰國策·燕策一》說：“禹授益而以啓爲吏。及老，而以爲啓爲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墨子·非樂上》說：“啓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於酒，渝食於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大，天用弗式。”《淮南子·齊俗篇》中說：“昔有扈氏爲義而亡。”高誘注曰：“有扈，夏啓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總之，夏啓似乎又成了一個不足以任天下的德薄之人，他破壞了原有的禪讓制度，將天下變成私有，繼位後又淫逸無度，黨同伐異，實在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無恥之徒。
爲什麼歷史上的啓爲什麼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呢?除了古史辨學者顧頡剛先生所指出的先秦諸家爲了宣傳自己的學說思想而“競奇鬥巧”的因素外，是不是還有另外一種可能呢?
二、“杜宇、鱉靈”神話的啓示
古代蜀地，同樣流傳着一個“鱉靈”治水的故事。
《太平御覽》卷八八八引漢時揚雄所著《蜀王本紀》說：
蜀王之先名蠶叢，……後有一男子名日杜宇，從天墮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從江源地井中出，爲杜宇妻。宇自立爲蜀王，號曰望帝，治汶山下，邑郫，化民往往復出。.望帝積百餘歲，荊有一人名鰲靈，其屍亡去，荊人求之不得，鱉靈屍至蜀復生，蜀王以爲相。時玉山出水，若堯之洪水，望帝不能治水，使鰲靈決玉山，民得陸處。鱉靈治水去後，望帝與其妻通，帝自以薄德，不如鱉靈，委國授鱉靈而去，如堯之禪舜。鱉靈即位，號曰開明。
關於這則神話，早有學者懷疑它和堯舜禪讓、大禹治水等傳說之間的關係。童書業先生認爲這段故事顯然就是雜採中原神話編造而成，所謂杜宇就是禹，而鱉靈就是鯀。近來又有學者懷疑鯀、禹、啓就是該神話中的鱉靈，並判定鯀、禹治水和鱉靈治水的神話是同一神話分化的結果。
探討兩則神話間的相互影響關係，顯然已超出了本文的範圍。真正引起我們注意的是此則神話中提到的杜宇、鱉靈禪讓的原因：鱉靈治水，望帝卻乘機與其妻私通，自以爲薄德，於是委國授鱉靈而去。其它歷史文獻上也有相大致相同的記載，《說文解字·四上》說：“蜀王望帝淫其相妻，慚亡去，爲子巂(規)鳥，故蜀人聞子巂鳴，皆起雲望帝。”《華陽國志·蜀志》也說：“望帝使鱉冷(靈)治水，而淫其妻。冷還，帝慚……。法堯舜禪授之義，遂禪位於開明。”
杜宇與鱉靈作爲蜀人的祖先，同爲後世人們所敬重。至今在郫縣西南一里多路，還可見到望業地祠的遺蹟。有望帝陵和業帝陵，兩陵相對，以前人們在這裏祭祀望帝(杜宇)和業帝(鱉靈)，祀典極爲隆崇。但兩人關係實在曖昧難辨，上所引《蜀王本紀》說：“望帝去時，子歸鳴，故蜀人悲子歸鳴而思望帝”。《說郛合刊》卷六十輯《寰宇記》說：“望帝自逃之後，欲復位不得，死化爲鵑。每春月間，晝夜悲鳴。蜀人聞之，曰‘我帝魂也’。”後人多疑杜鵑有冤，恐怕杜宇、鱉靈禪讓故事背後隱藏着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所謂杜宇和鱉靈妻私通的說法，難道是承繼杜宇的鱉靈或其開明王朝爲貶低杜宇而僞造出來的，還是真有其事?古史渺遠，我們不得而知。但無疑，禪讓傳說並非像我們以前想象的那麼簡單。
再回到我們先前的話題，結合我們大家所熟知的堯舜禹禪讓傳說來看，如果說《蜀王本紀》中所記載的鱉靈就是禹的原型，那麼故事中的另一個重要人物杜宇又會是誰呢?我們不妨假定他就是舜，看看接下來會有什麼情況發生。
三、舜禹“禪讓”傳說的推原
舜在承繼堯的帝位以後，首先借治水無功、不用帝命的名義除掉了意欲造反的鯀，將其殛之於羽山。這也就是《書·洪範》所說的，“昔鯀堙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敘。”鯀則殛死，禹乃嗣興。關於禹興的原因，《淮南子·原道篇》說：“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之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海納職。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由此可見，禹通過思父之非，修德保民，又重新獲得了民衆的擁戴。這使舜又重新感受到了來自禹復興對自己權勢所帶來的嚴重威脅，爲了根絕後患，舜於是精心策劃了一場“借雞生蛋”的好戲。
舜命禹繼續治水，《書·皋陶謨》大禹曾這樣說：“予創若時，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關於其中“辛壬癸甲”四字，孔安國解釋爲：“辛日娶妻，至於甲四日，復往治水。”後來學者多從此論。表面看來，似乎是大禹爲了完成治水任務，新婚三天便捨棄婚妻子，急急忙忙踏上治水的征程。而後，啓十月而生。世上難道竟然有這樣的巧合?
我們推測，實際上可能是禹難違帝命，間不容髮。《史記·夏本紀》說：“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舜借治水之故，將禹支開，乘此機會機與禹的妻子塗山氏私通，生下了後來的啓。原來所謂的“啓”竟然是舜帝之子!
重新明確了啓的身份，那麼以後的諸多迷團也就迎刃而解了。《楚辭·天問》洪興祖補註引《淮南子》說：“禹治鴻水，通轘轅山，化爲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慚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啓。”清代學者馬驌《繹史》卷十二引《隨巢子》也說：“禹娶塗山，治鴻水，通轅轘轅山，化爲熊，塗山氏見之，慚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啓。”實際上，這則母死子出的神話核心並不是啓的出生，而在於禹妻的化石而死。塗山氏見到自己的夫君，羞愧於自己的行徑，觸山而死，這纔是事情的真相。
接下來的事情就順理成章了，舜帝因爲其子商均不肖，又以禹治水功高，且能平定三苗之亂，所以便作個順水人情，“薦禹於天，爲嗣。”這樣既滿足了禹的要求，又達到了自己的目的。但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舜帝這一看似完美的計劃不幸被禹的同姓諸侯有扈氏所知，所以他極力反對禹傳位於啓。這時的禹進退兩難，雖然懷疑啓的出身，但遠古時代不象現在可以有條件作個親子鑑定，況且自己只有啓這一個名義上兒子，只得盡力平息這一謠傳。所以《莊子·人間世》說：“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至於啓是否真爲自己所生，只能憑由天命了，如上引《戰國策·燕策一》所說：“禹授益而以啓爲吏。及老，而以爲啓爲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啓由於得雙方的共同支持，所以“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於是，夏啓作爲“兩君之子”便順利地繼承了王位。
可是那個有扈氏仍然不知好歹，繼續散佈啓爲舜的所謂“謠言”。這是夏啓絕不能容忍的，這也就是《書·甘誓》所說的有扈氏不服，啓伐之。(啓)大戰於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事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故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故於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汝!”《淮南子·齊俗篇》說：“昔有扈氏爲義而亡。”高誘注曰：有扈，夏啓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其實有扈氏也有自己的打算，無非是想借此證明自己纔是禹的真正後代，從而獲得對整個部族的控制權，但由於實力不濟，最終被夏啓所滅。
說到這裏，我們同樣可以明白，歷史上夏朝初期“太康失國”以後，爲什麼少康最終藉助舜的後代姚姓有虞氏國的力量來實現復國的願望，其中的原因恐怕也得追溯到他的曾祖啓的特殊身份上罷了。
必須聲明，啓爲舜之子只不過是我們根據古史傳說材料所提出的一個假說，雖然有擺弄古史材料之嫌，但這樣的一個假說對於我們理解傳說時代的歷史是不是毫無意義呢?
四、“夏啓”身份假說的意義
舜是神話中的帝嚳和殷民族祭典中的高祖俊，這一點已被郭沫若等學者通過甲骨文研究所證實，大多數學者認爲舜就是東夷殷民族傳說中的祖先。鯀禹是西羌夏民族傳說中的祖先，也被許多學者通過禹的出生地與巴蜀關係所證明。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兩個民族的交合融匯以及相互勢力的此消彼長無疑是“禪讓”制度源起的重要因素，治理水患與共同對付南方三苗集團則是他們聯合的基礎。我個人認爲，所謂“禪讓”制無非是兩個民族輪流執掌權力的形式。
其實，這一看似“和平”的禪讓形式背後隱藏着卻是雙方民族勢力的對比。即使堯舜禪讓的傳說，也並不是像先前儒家所宣傳的那樣充滿道德化的色彩。史載堯帝統治時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堯帝實在沒有辦法來安定天下，只得讓位於舜。而舜也決非一般平民，《史記·夏本紀》說：“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根據《史記·正義》引周禮郊野法雲“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如果我們按一夫一家四口來計算，舜儼然是一個擁有萬人之衆的部落首領，這在當時實在是一個龐大的新興勢力集團，所以《屍子》上說：“舜一徙成邑，再徙察國。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至簡而易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親信。於是妻之以媓，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託天下焉。”堯舜之間正是通過聯姻這種方式順利地實現了權力的轉接與過渡，至於後來的舜逼堯之說，可能只是出於堯邦頑固分子的一種藉口罷了。
而在東夷民族首領舜即將執掌權力的時候，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夏民族的首領鯀企圖憑藉自己的實力打破這種平衡局面，如《呂氏春秋·行論》所言：“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下之道者爲帝，得帝之道者爲三公。今我得帝之道，而不以我爲三公。“以堯爲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羽山，副之以吳刀。”舜帝在平息鯀的叛亂之後，又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權勢，成功地自己的親生兒子嫁接到夏禹民族之中，最後通過禪位與禹的方式，從而確立了啓作爲天下共主的地位。夷夏兩個民族皆歌“吾君之子”，共同生活在一個貌似合理的統一體系之中，進一步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腳步。同時，也順利地實現了從“禪讓”到“世襲”的轉變，爲中國早期第一個國家的建立創造了條件。
至於，我們前面提到的關於啓的不同評價，現在也許有了一比較明確的答案，那就是後來夷夏民族對早期歷史的不同陳述。在理解古史傳說方面，不同的民族背景是不是我們應該可以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呢?
要之，正是舜帝的不光采行徑完成了夷夏兩個民族的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次融合。從長遠角度來看，有點“小眚不掩大德”的意味，畢竟這種所謂的“和平”演變比血腥的民族爭鬥和互相屠戮更爲可取一些。本文所謂“夏啓”身份新說雖然難免紕漏，但對於我們理解古史中“禪讓制”向“世襲”的轉變以及早期的民族融合進程，無疑提供了一條可能借鑑與重新思考的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