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調陽(1516年～1580年)，字和卿，號豫所。祖籍大冶縣茅潭裏呂家村(今屬陳貴鎮)，出生於廣西桂林。明代後期著名政治家，歷仕嘉靖、隆慶、萬曆三朝，以廉正聞於朝野。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廷試高中一甲榜眼，授翰林院編修，後歷任國子監祭酒、禮部尚書、吏部尚書、內閣次輔，加封文淵閣大學士、武英殿大學士、建極殿大學士、太子少保、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少傅、光祿大夫、柱國等，死後贈太保，諡“文簡”。
歷仕三朝的“當世丙吉”
明朝中後期，官場傾軋激盪，呂調陽曆仕三朝，官階只升不降，堪稱奇蹟，根本在於其道德修養。在政務中，呂調陽以平和穩重、善於協調政壇矛盾而著稱。他從不拉幫結派，始終保持一身正氣，“門無私謁”。爲國家辦事有功績從不炫耀，也不願意聽別人對其歌功頌德。“所樹惟恐見知，所急惟恐見德”“人故無所藉以頌公”。
呂調陽深諳大明朝典章禮儀，任禮部尚書時釐正典章，“自宗藩、外戚、中常侍不得逾制”，入內閣後成爲國家重大事務的禮儀主持人之一。據《明宮史》載，“若大喪，若大婚，若崇祭，若薦號，若降夷、受俘，諸臣儀曠典事，鹹籍公相成以當上心。”在隆慶、萬曆年間，宮廷中幾乎所有的皇帝大婚禮、皇后受朝禮、萬壽節(即皇帝生日)、喪葬禮、太子冠禮、皇帝親征禮、春日吉慶等，都由呂調陽主持。萬曆皇帝登基時即由呂調陽任禮儀主持人。
呂調陽去世後，萬曆皇帝十分哀傷，爲之“輟朝一日，詔所司議卹典，賜祭十一罈;遣官營葬，贈太保，諡文簡……朝廷恩禮大臣，未有加於此者”，可謂備極哀榮。首輔張居正親自撰寫《呂文簡公墓誌銘》，稱其“在漢丙吉，今也則公”，稱讚他“公質行多長厚，餘獨心服。其在政府，斷斷乎有古大臣之風”。
兩朝帝師與《帝鑑圖說》
呂調陽學識淵博，亦是一位教育大家。隆慶元年(1567年)，呂調陽出任南京國子監祭酒，不久即調回北京任國子監祭酒。因其曾從師於國子監祭酒、陽明學派學者“永康學”的代表程文德，遂以永康之學教授諸生。他在任時，重視道德教育，拋棄傳統的注入式，代之以啓發式，並率身以教，以身作則。
因治學嚴謹，言行端莊，老成練達，呂調陽在穆宗(隆慶帝)、神宗(萬曆帝)年幼時被賜聘爲經筵講官。據《明神宗實錄》，萬曆元年正月二十六日，“賜知經筵官成國公朱希忠、大學士張居正，同知經筵官呂調陽各敕一道”。他每次爲神宗侍講經筵之前，必先作齋戒沐浴，以示虔誠肅穆，講解時引經據典，“列古義以規時政”，從不故弄玄虛，誇誇其談，因而深得神宗賞識敬重。
呂調陽潛心從政，所留著述不多，但他在任上與張居正一起編了一本專門供小皇帝朱翊鈞閱讀的圖文書——《帝鑑圖說》，用深入淺出的方式講述儒學要義，希望皇帝勵精圖治，在歷史上頗有影響。編纂此書的目的，在張居正、呂調陽於隆慶六年(1572年)十二月聯名具奏的《進圖疏》中有詳細闡釋：“竊以爲人求多聞，事必師古。顧史家者流之慮千百，雖儒生皓首，尚不能窮，豈人主一日萬幾所能遍覽……伏望皇上俯鑑愚忠，特垂省覽，視其善者取之爲師，從之如不及;視其惡者用以爲戒，畏之如探湯……”
編修《明實錄》與《明會典》
呂調陽還是一位史學家，在其任上主持編修了穆宗、神宗兩朝實錄和萬曆會典。據《明神宗實錄》載，隆慶六年(1572年)九月，張居正請修《穆宗實錄》，神宗允准，命成國公朱希忠爲監修官，大學士張居正、呂調陽爲總裁官，至萬曆二年(1574年)修成。萬曆四年六月，內閣大學士張居正、呂調陽、張四維合疏奏請開館續修會典。是月神宗敕諭內閣，擇日開館。此典籍修至萬曆十三年完稿，至十五年二月上表進書，前後十餘年，纂成萬曆《明會典》二百二十八卷。
與吳國倫的交會
呂調陽，朝廷重臣;吳國倫，當世名士。這兩位同時代黃石地區著名人物的交集堪值一敘。
呂調陽與吳國倫系“同年”，爲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同科進士，又是鄉黨里人，自此“交垂三十年”。雖生於南粵，但呂調陽有着濃厚的故土情結，其子輩以“興”字爲行，以示不忘故鄉。他還在大冶“治新第”，準備回祖籍地養老。萬曆六年(1578年)，呂調陽連上十疏自請歸裏，在返還桂林時取道興國“省族展墓”，特地到大冶看望了祖居地的家鄉父老，祭掃祖墓。
此行呂調陽還與吳國倫結爲兒女親家，其四子興武與吳國倫之女締結婚約，關係更深一層。吳國倫在《呂公行狀》中描述了呂調陽對故土的眷戀之情：“爲遷復故土計，徘徊不能去者一月”。呂調陽離開興國時，吳國倫送其至富池口話別。越二年，呂調陽逝於桂林，噩耗傳來，吳國倫傷嗟不已，嘆“盟言在耳，重來無期”，與鄉賢合立呂公祠，以資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