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五月，北京傳出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在東南一帶奮力抗倭的名將胡宗憲在獄中自殺身亡。一時社會輿論大譁，有人認爲他是嚴嵩黨羽而加以指責，也有人認爲他是蒙受冤屈而爲之惋惜，特別是那些親身經歷過東南抗倭的名士、名將無不扼腕嘆惜國家痛失棟樑。胡宗憲何許人也?他的死爲什麼能引起如此不同的評議和爭論?
胡宗憲(?-1565)，明徽州府績溪縣人，字汝貞，號梅林，又號林龍川人。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進士，歷任縣令、右僉都御史、右都御史、總督、兵部尚書，著名抗倭名將戚繼光因他一手提拔和扶持而出名，著名畫家沈明臣、文徵明、徐渭等人是他的親密戰友。胡宗憲有過開明政績和赫赫戰功，也有過“黨嚴嵩”和“征斂貪污”的惡名，因此，他是一個複雜的歷史人物。爲了正確地看待歷史人物的本來面貌，有必要對他一生的功過是非進行論辯。
一、胡宗憲的開明政績和顯赫戰功
明朝嘉靖時期，土地高度集中，賦役苛重，民謠有“嘉靖、嘉靖，家家皆盡”的說法，致使階級矛盾日趨激烈。考中進士的胡宗憲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被任命爲山東益都縣令。
當時的山東一帶，“旱蝗相繼，盜賊蜂起”。據歷史上很有影響的一部史書《明名臣言行錄》記載，胡宗憲一抵任立即着手處理這二件大事，以便緩和益都縣的矛盾。他召見當地父老，詢問治蝗方法;又傳令，凡犯有罪行者，可以用蝗蟲卵抵贖;同時“勤詢疾苦”，對於殘害人民的苛捐雜稅“旦暮釐別”。這樣，調動了百姓抗禦災害的積極性，肆虐一時的旱、蝗災很快就被撲滅，當年糧食獲得大豐收。
由於忍受不了階級壓迫，當地人民在一個諢號叫“草上飛”的農民帶領下 ，舉起義旗。草上飛“虎悍甚，有衆數千，據礦爲患久，莫能制。”胡宗憲知道這些都是走投無路的災民，沒有派兵進剿，而是“召其父母宗族，諭以利害，示之恩信”，加上糧食豐收，這支隊伍自動解散。胡宗憲“擇其可教者千人編爲義勇。會有詔，令巡撫曾銑募青、齊兵入衛，遂以應焉，一不以擾其民也。”這就是後來聞名遐邇的青州兵。
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胡宗憲調任湖廣道御史，奉差按察宣大。據《績溪縣誌》和《明名臣言行錄》記載，當時，蒙古酋長俺答汗正率兵圖謀進犯北京，邊情十分危急。胡宗憲到任後“延訪士民知滷情者，虛懷叩問，士有機智勇敢者隨才收錄”;大同左衛軍因不滿調動而譁變，胡宗憲單騎赴兵營諭定，這樣宣大邊防漸趨穩定。胡宗憲又估計，俺答汗進犯北京，必從黃花口、古北口。他上計總督蘇祐，要求急遣二支兵馬在此守衛。可惜二支兵馬被兵部阻在居庸關，以致俺答汗長驅直入。俺答汗進犯北京退出後，他設伏以待，結果“斬首四十，還被擄人畜無算。上因知公名，欲大用之矣。”
嘉靖二十年以後，倭寇的侵擾已經遍及東南沿海，《明史》說，當時“迨承平久，船敝伍虛，及遇警，乃募漁船，以資哨守。兵非素練，船非專業。見(寇)舶至，無不殘破。”官軍因此常打敗仗。《明史記事本末》和《嘉靖東南平倭通錄》記載，“嘉靖三十年夏四月，倭寇犯臺(音太)州，破黃岩，大掠象山、定海諸邑。”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參將湯克寬及僉事任環圍攻崇明南沙倭，失敗，亡卒四百餘人。嘉靖三十三年三月，“參將俞大猷督兵剿普陀山倭寇。我軍半登，賊突出乘之，殺武舉火賦等三百餘人。”在倭寇猖獗、官軍不斷失利的情況下，胡宗憲於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被命巡按浙江，三十五年被任命爲總督。
胡宗憲到任後，指揮明軍取得了抗倭的輝煌勝利。據《明名臣言行錄》、《明史記事本末》、《績溪縣誌》和《籌海圖編》等歷史文獻記載，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春，盤踞拓林的倭寇，在徐海、麻葉的率領下，進犯嘉興。胡宗憲當時正在浙東溫、臺一帶，聞訊後立即趕往嘉興，設計殺死倭寇七、八百人，解了嘉興之圍。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倭寇自福建福寧州之連江入浙境越平陽、仙居至寧波、奉化與錢倉。賊合，凡七百人，深入紹興，勢益滋浸。”胡宗憲親督兵備副使許東望、容美等，在後梅圍攻倭寇，殲滅一部份。至晚，倭寇突圍，胡宗憲又在西山嶺設伏殲滅520名。嘉靖三十五年八月，勾結倭寇入侵的海寇徐海被胡宗憲定計殺死。十一月，一股倭寇自溫州登岸，流刼於會稽等地，官兵屢戰失利。胡宗憲於是自提大軍作戰，在浙東龕山一鼓殲滅之。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倭寇頭目王直被胡宗憲用計殺死。嘉靖三十七年春，胡宗憲又指揮俞大猷等人奮力進攻倭寇巢穴舟山，剷除了進犯東南沿海的基地。嘉靖三十八年六月，“倭衆別部二十餘艘屯崇明三沙，總督胡宗憲檄總兵盧鏜帥師破之。前後斬首百餘，遁去。”直至嘉靖四十年，胡宗憲還指揮軍隊在浙江寧、臺、溫一帶大敗倭寇。要知道，胡宗憲的這些功績在當時是相當了不起的，如《金陵瑣事》記載，嘉靖三十四年，倭寇72人從浙江一路殺到皖南、南京，勢如破竹。在南京殺二把總，殺軍士八、九百人，而自己沒有損失一人。胡宗憲成百上千的殲滅他們，在當時無人能比。
胡宗憲在抗倭戰中之所以取得如此戰績，主要原因是：
首先，他注意調查倭情及浙江地理環境，做到知彼知已。據茅坤在《籌海圖編》序中說，“公結髮入仕，勤習戎事，又宦遊吾浙也久，一切彼己之扼塞形勝、虛實向背瞭然於公襟帶間，故得以擘畫至是一耳。”胡宗憲還組織人將沿海倭情、抗倭辦法及地理形勢編成《籌海圖編》，作爲剿倭手冊。他說：“予之爲是編也，即醫家之所纂古方書是也，神農嘗百草與方外牛溲馬浡吾並籍之以待越人倉公者之出而擇焉。”
第二，招攬人才。據《明史》等史料記載，茅坤，字順甫，雅好談兵，人稱奇才。但他仕途頗爲不順，在吏部做官時“坐累，謫廣平通判”，任大名兵備副使時“爲忌者所中，追論其先任貪污狀，落職歸。” 對於這樣一位愛好軍事的落魄官僚，胡宗憲沒有輕視，而是“延之幕中，與籌兵事，奏請爲福建副使。”對那些沒有大功名的秀才，胡宗憲也虛心延請。有一次他聽說崑山秀才鄭伯魯“好言兵事，且憤諸將校不得彼己之審，而輒以身嘗敵也，頗爲手次諸夷所入寇與其將士所當勝負處。”於是立即“幣聘(鄭)君過幕府，裒次其事”，而鄭伯魯也不負所望“首括諸道之綰海而洲，與其諸島之錯海而峙者爲圖”，輔佐胡宗憲作戰(據說《籌海圖編》就是由鄭具體執筆)。“爲諸生，有盛名的”著名書畫家、文人徐渭也爲胡宗憲“招致幕府，與歙餘寅、鄞沈明臣同管書記。”徐渭脾氣古怪，好酒常醉，胡宗憲不以這些小節爲怪，常“顧善之”。徐渭也傾心而助，“好奇計，宗憲擒徐海、誘王直，皆預其謀。”胡宗憲的誠心感動了許多清高不仕的人才。如文徵明，素來不結交官府，也在胡宗憲的感召下出就幕府。所以史書上說他“禮賢愛士，一時名流……皆延之幕中。”
第三，加強軍備。他一是依靠人民抗倭。萬里海疆，倭寇到處出沒，光靠明朝的一點官軍防剿，必然顧此失彼。胡宗憲深明於此，所以決心動員廣大沿海人民共同保衛祖國海防。據《明名臣言行錄》記載，他“於沿海招募義勇，照以客兵支給口糧”。對於擁有采捕魚蝦小船的民、竈(鹽)戶，“示諭赴府報名，給予照身牌面。無事聽其在海生理，遇警隨同兵船追剿。此則官兵無造船募兵之費而民竈有得魚捕益之役。”他聽說義烏鄉民勇敢，便派戚繼光前去訓練。他對義烏兵“給餉甚厚”，還讓他們“番休回縣”，組建了一支新型的民軍，以致義烏兵“以勁名天下，有事調用遂以爲常。”同時，整頓軍隊，完善巡邏制度，以期有備無患。他“繕甲治艦，峙墺選將練士惟謹。水陸分地，刻期防汛惟謹。示佔守機宜，約束惟謹。策畫萬全，兵氣振厲，人人無不樂爲死者。”
第四，避免與倭寇硬拼，善用奇計。在著名的嘉興保衛戰中，胡宗憲面對強敵，毫不畏懼。他說：“兵法以攻謀爲上，角力爲下”，密取酒百餘甕，米五十包，投以毒藥。選取能幹健卒，裝作傐軍，用船載向倭營。結果倭寇哄搶回營食用，中毒七、八百人。他又令城周圍酒家在酒中投以毒藥，民家將米浸上毒藥，井水中放上毒藥，使倭寇渴不得飲，飢不得食，只好退走。嘉靖三十四年冬，倭寇登刼大澚至三港，“守備劉隆，千戶劉綱，百戶張澄戰歿於陣”，倭寇遂侵犯臺州。胡宗憲就此分析說：一、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寇方得志三港，其氣驕，我兵方捷於樂清，其氣勁，乘驕如拉朽耳。二、援軍容美兵精悍甲諸部，萬里從徵，朝氣正銳，但初來未諳險阨，今授以布伏邀擊之法，則爲全勝之技。於是命各軍分道布截，又“迎賊所向預置藥餅餌之。”有備待敵，倭寇或中伏或中毒“始侮入台州境。”
第五，身先士卒，與士卒同甘共苦，對士卒關懷備至。在嘉靖三十五年後梅戰役中，明軍將倭寇圍困住，胡宗憲親臨前線指揮。第二天，雷雨大至，“公與諸將冒雨立水田中，或勸之少避，不聽。”這一戰共殲滅倭寇四百多人。倭寇圍攻杭州的時候，胡宗憲“親登城臨視，俯身堞外，三司皆股慄，懼爲流矢所加，宗憲恬然視之。”由於倭寇騷擾，鄉村民衆紛紛堅壁清野逃入城市，明軍所至之處往往缺乏飲食。有一次，胡宗憲率軍剿倭，無處覓食，剛恰來至一小道觀。道士聽說胡宗憲來剿倭，連忙拿出僅有的一點食物來招待胡宗憲。這時探卒回來報告倭情，他聽說探卒餓了二日，“公淚下，盡撤酒餅與之。道人進曰：‘庵中僅有此，願少留。’公曰：‘此探卒，吾三軍耳目也，不得食必斃，寧忍飢以食有功。’左右皆感泣。”正因爲胡宗憲關懷、愛護士卒，身先士卒，所以士卒在剿倭中也奮勇爭先，樂於爲之效命。在龕山之捷中，圍攻倭寇的明軍由於連日追戰，十分疲勞，但他們在胡宗憲的鼓勵下鬥志昂揚，踊躍請效死夜襲，無一不以一當十，至天明已全殲倭寇。又據周暉《金陵瑣事》記載，南京衛所軍士陳忠武藝高強，英勇善戰，曾在胡宗憲手下與倭寇作戰，胡宗憲親自將所乘馬給他騎，他“人雄馬壯，白袍雙刀舞入陣中，如無人焉。”
另外，胡宗憲面對強倭十分冷靜和鎮靜。茅坤說：“方其羽檄所告，日數十至，公舉杯談笑，往往事後發成敗，百不失一。”嘉靖三十四年，倭寇進犯臺州，“台州告急，公笑曰：‘寇來有三敗，我皆得之，不足平也。’”指授方略，果然擒寇三十餘人，死傷不計。嘉靖四十年，倭舟百餘，寇一、二萬人從寧海、樂清等地內犯“人情洶洶，檄書人馬交錯於道。公顧從容，燕笑自若。徐罵曰：‘桀黠奴投死耳，撲滅之在旦夕也。’乃籌軍授方略”，結果，“不逾二旬而捷凡九至。”充分暴露了他具有高度涵養的大將風度。
事實證明，胡宗憲身上集中了中國古代名將的不少優點，難怪徐渭將他喻爲明代的“郭子儀”、“李愬”。(《徐渭集》十五卷)正是在胡宗憲的奮力追剿下，幾乎無法控制的東南沿海一帶才得以平靜下來。
這裏值得指出的是，胡宗憲不但有高度的軍事天才，而且也有進步的政治思想。他認識到，雖然倭寇給中國人民帶來極大的痛苦，但他並沒有因此否定與日本的友誼以及貿易關係，事實上他一再向嘉靖皇帝請求恢復這種關係。據《戒庵老人漫筆》、《明史》和《嘉靖東南平倭通錄》等書記載，嘉靖三十四年，他請得上命“以蔣生(洲)爲正使，陳生(可願)副之，充市舶司員，率夷夏若干人以往，招撫王直，因宣諭日本王也。”二生肩負友好使命，在日本五島、豐後、山口、平戶等國進行交往，當地國王“夷禮恭至”，“輒傳諭禁諸夷無寇中國邊境。”他們並“還被掠人口，具方物入貢。”嘉靖三十六年，胡宗憲上疏要求與日本互市，只因有人流言他受日本使者直善妙等金銀數十萬爲求通市，才迫使他追回上疏。一個閉關鎖國的封建王朝的將領有這種想法是難能可貴的。
二、胡宗憲真的“黨嚴嵩”和“征斂貪污”嗎?
長期以來，關於胡宗憲的過與非集中在和嚴黨的關係、征斂貪污這樣兩個問題上。
其一，《明史》說胡宗憲“因(趙)文華結嚴嵩父子，歲遺金帛子女珍奇淫巧無數。”胡宗憲爲什麼要結交嚴黨?
其實這是胡宗憲保身爲國的需要。嚴嵩竊居首相要位後，奸貪害政，形成了一個自上而下的禍國集團。他們嫉賢妒能，在政治上“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如嘉靖三十二年，嚴黨工部侍郎趙文華被派往江浙祀海並督察沿海軍務。趙抵浙後，依仗嚴嵩爲後臺“凌轢官吏，公私告擾，益無寧日。”浙直總督張經奮勇剿倭，功績卓著，只因不買趙文華的賬，趙文華便“連疏劾經”致使張經被害死。繼任爲總督的周珫不久又被趙文華搗鬼罷去。這年八月，南直巡撫曹邦輔在楊家橋圍殲倭寇獲勝，趙文華因沒有搶到頭功，便向嚴嵩誣告曹以致曹被謫戍邊。對於這樣一個炙手可熱的嚴黨，胡宗憲與他們結交是違心的，被逼的，其目的是爲了避免他們對自己的迫害。否則又將“繼張經、李天寵而肆諸市朝矣!”胡宗憲“萬一有變，身不足言，其如國事何?昔人有云：貨以藩身，況固之以安國家之杌隉，免生靈荼毒乎?”因此，說到底也是爲了抗倭的大局。另外，明朝對軍隊控制的很死，事必請示而後行。而抗倭形勢瞬息萬變，戰機稍縱即逝。胡宗憲以“賊勢縱橫，非事不中制，請必允行，不能成功也。輦金帛子女以賄分宜(嚴嵩)”就是爲了取得戰略決定權，以便更靈活、更主動、更有效地抗擊倭寇。這個動機是秉心爲公的。因此，僅從饋送這個表面現象而言，不能說胡宗憲就是嚴嵩黨羽。這一點，連一向昏庸的嘉靖皇帝都有清醒的認識：“宗憲非嵩黨。朕拔用八、九年，人無言者。”另一抗倭名將唐順之的遭遇與胡宗憲一樣，只因是趙文華所薦，所以“聞望頗由此損”，因此，我們不能採取歷史機械主義的態度，對歷史上那種認爲凡是與嚴嵩有關係就是嚴黨的錯誤看法應徹底否定。(《明史》、《明史記事本末》、《明名臣言行錄》)
其二，對於胡宗憲征斂貪污，《明史》說他“所侵官帑、斂富人財物也不貲”，給事中羅嘉賓、御史龐尚鵬“上宗憲侵帑(音唐)狀，計三萬三千”。對此，胡宗憲極力辨白，這些錢沒有進入自己的腰包。那這筆錢用於何處?能否據此來否定胡宗憲征斂不當和貪污官帑?
我們先看嚴世蕃貪污納賄勒索情況。《明實錄》五四四卷說，嚴世蕃依仗其父，對文武百官勒索不已：“自中外百司及九邊文武大小將吏，歲時致饋，名曰‘問安’。凡堪報功罪以修築城墉必先科剋銀兩，多則鉅萬，少亦不下數千，納世蕃所，名‘買命’……甚者，戶部解發各邊銀兩，大半歸之世蕃，或未出都而中分，或已抵境而還送。”嚴世蕃貪污的結果，造成軍餉空虛，而想要抵抗外來侵略必須自籌資金。胡宗憲在此情況下，只好“侵官帑，斂富人財物”。在出此下策的過程中，胡宗憲沒有向窮人動手，反映了他的良苦用心。再從胡宗憲剿倭中也可看出錢財的去向。胡宗憲說：“臣爲國除賊，用間用餌，非小惠不成大謀”。如嘉靖三十五年四月，倭寇圍困阮鶚於桐鄉，胡宗憲一時無兵可救，想來想去只有用餌“以伐其謀，攜其黨出阮公而徐圖之耳，乃捐萬金。”誘致徐海、王直又花了大量金錢，他常常“厚遺諜者”，“厚遺來謝酋”，又“數遣諜者持簪珥璣翠遺海兩侍女，令日夜說海。”這樣做，減少了軍隊傷亡，保障了人民生命財產和促進了倭寇內亂，爲最後剿平倭寇鋪平了道路。同時，胡宗憲一反明軍將領剋扣軍餉、貪吃空額的積弊，給軍隊士兵以重賞厚餉使他們在抗倭戰中樂於爲國捐軀。如當時駐守海鹽的湯克寬部隊士兵口糧“每日人各八分(銀)”，本地兵“各口糧一日五分，每十日一給。而酒肉犒賞，守巡府縣絡繹與之，是以兵士願出死力戰守焉。”(見《明史》、《明名臣言行錄》和《倭變事略》)
從以上的史料和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所謂胡宗憲“征斂貪污”問題雖不屬子虛烏有，亦大半爲不實之詞。區區三萬兩同趙文華在浙江“蒐括庫藏百萬計”根本不能相比，更何況胡宗憲的錢還是取之民用之民。
三、“妄撰聖旨”和徐階陷害
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十一月、四十二年五月，胡宗憲因“征斂貪污”和“黨嚴嵩”二次被逮。特別是後一次，又加上一個“妄撰聖旨”的重罪。
所謂“妄撰聖旨”是指嘉靖四十一年四、五月間發生的事。據《明名臣言行錄》記載，胡宗憲被劾，他以書抵羅龍文轉交嚴世蕃，“書中自擬旨以屬世蕃，會世蕃被罪，書未達仍匿龍文所。”其目的是希望嚴世蕃用聖旨的形式爲其開脫。這封信後來被巡按御史王汝正抄家時抄出。實際上，嚴世蕃長期非法值宿內閣，常代其父撰寫聖旨草稿，是人所共知的事實，胡宗憲的這封信本不是什麼大事。但問題不在這裏，胡宗憲本人明白，這不過是獲罪的表面原因，真正原因乃是徐階在搗鬼，癥結起於賄賂。
胡宗憲賄賂嚴嵩的目的是保身抗倭，但對於同是內閣成員的徐階，胡宗憲也不敢怠慢，不過比起嚴嵩來徐階所得要少一點。當時他是這樣想的：“蓋即慮分宜(嚴嵩)之忌其二交;又謂桑梓慘禍必華亭(徐階，松江華亭人)所急，吾爲以身保障良厚幸矣，倘有恕心乎?不謂其怨刺骨也。”因此當胡宗憲第一次放歸閒住後，已任首相的徐階令“郡縣何東序、謝廷傑輩伺其動靜，因構與公罪者謂其侵匿羅龍文財產，復奉旨逮繫錦衣。”又誣以“妄撰聖旨”的大罪。胡宗憲這次入獄後，自知不免，遂服毒自殺，以死反抗。一代名將竟然犧牲在朋黨的傾軋之中。
胡宗憲蒙冤，當時人心不服。《績溪縣誌》說，胡宗憲被逮時，“茅坤上書頌其冤。及卒，沈明臣作孤憤，走墓下哭，天下聞而悲焉。”《四友齋叢說》說：“江南自有倭夷之變，用兵六、七年，中更總督數人，所費錢糧數百萬，然毫髮無用。唯胡梅林稍能建功。……其破費錢糧雖多，然其功亦何可終掩哉!一時如曹東村(邦輔)、任復庵(環)，忠勇絕人，然卒無所用，正以其量小惜費，不能用人耳。今不能成功之輩，一切置之不問，而獨將任事之人置之於死，籍沒其家，則此後誰復與朝廷任事哉?失政刑矣。”可謂公論自在人心，浙江人民爲了紀念他的抗倭功績，曾在杭州西湖邊建立胡公祠，四時祭祀。綜上所述，胡宗憲的一生是戰鬥的一生。在反侵略戰爭中，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在封建朝政十分敗壞的情況下，他委曲求全，不計個人譭譽，充分表現了愛國主義的本色。當時和後世的一些人因爲不瞭解明朝抗倭的艱難和曲折，不瞭解時政的險惡和複雜，人云亦云，耳食傳言，對他詆譭有加，這是不公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