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言，字公謹，號桂洲，明朝中期政治家、文學家，贈少師夏鼎的兒子。爲人豪邁強直，縱橫辯博，因大禮議而受寵，累加少師、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其後被擢爲首輔。接下來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相關介紹，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刀越磨越硬，越磨越快，並不是什麼好事。
嘉靖朝的內閣首輔夏言就是這樣一把刀，他是靠兩點在大明朝堂上崛起的，一是與寵臣較量，二是揣摩嘉靖的心思。
嘉靖剛即位時，兵科給事中夏言就上疏，希望皇帝上朝以後在文華殿批閱奏疏的同時，能夠召見閣臣當面作出決定，“不宜謀及褻近，徑發中旨。”
這個建議得到了嘉靖的“嘉納”。
一擊即中後，夏言一發不可收拾，又連續七次上疏，建議嘉靖改革“後宮附郭莊田”，限制後宮及皇親國戚的利益，奏疏寫的擲地有聲，朝野傳頌一時。
由此引得嘉靖的欣賞與重視後，嘉靖九年，夏言抓住嘉靖的一個心理(由於“大禮議”而怨恨與他對着幹的羣臣，很想通過改革禮儀制度來彰顯自己不容置疑的帝王權威)，提出“祀典”建議——改變祖宗舊制，分別祭祀天、地、日、月。
對此，朝臣大多表示反對，此前靠“大禮儀”發跡的寵臣張璁(cong)也在反對者之列，但嘉靖卻因此格外眷顧於他。
夏言的這一系列舉動，是獻媚迎合嗎?
是。但與小人的獻媚迎合不同。
這一點很重要。
小人獻媚迎合往往是越獻身段越軟，越圓滑。而夏言覺得自己靠的是思辨才華，所以他越是得逞，骨子裏越自負，越驕縱。
仗着嘉靖的眷顧，隨後夏言便與寵臣張璁展開了較量。
因爲張璁“自伐其能，恃寵不讓”，嘉靖有意要制約他，加之張璁爲朝中士大夫憎惡，幾次較量下來，夏言大勝，聲望與日俱增，官階也由給事中升爲少詹事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經筵講官。
夏言這個人氣度不凡，眉目疏朗，胸前美髯飄拂，嗓音洪亮，說話不帶鄉音。每次經筵開講，嘉靖都全神貫注，異常欣賞，流露出“欲大用”的意思。
在這種情況下，夏言明白，要想攀高樓，登頂峯，還必須不斷地揣摩嘉靖的心理。在功利心的驅使下，這一階段的夏言很會拍馬屁，嘉慶每次寫詩，送給他看的時候，他都要寫詩迎合，然後再把嘉靖的詩作製成碑刻送還回去。此外，他時時刻刻窺視帝旨，每次“奏對應制倚待立辦”，一副忠心賣力能臣的架勢。
這一套手段對嘉靖很管用，不久他即得到嘉靖賞賜的一枚銀質印章，上刻“學博才優”四字，使用此印章，可以“密封言事”。
毫無疑問，這是嘉靖要大力提拔他的政治信號。
隨着張璁、方獻夫相繼離開，皇子的誕生，嘉靖對夏言愈發倚重，很快就給了他太子太保、少傅兼太子太傅的榮譽頭銜。
嘉靖十五年，夏言以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參與機務。此時，李時雖爲首輔，但決策大權卻操於夏言之手，此後入閣的顧鼎臣，又一向以“柔美”著稱，不敢對夏言持異議，不過“充位”而已。
經過短暫的微妙過渡，嘉靖十七年十二月，夏言終於官場登頂，出任內閣首輔。
嘉靖用人有個標準——“不欲臣下黨比”，夏言揣摩到這一點，時刻注意標榜自己“不黨”的操守。
然而，先恃纔敢爲，後孤傲自負，極其高調囂張的夏言忽略了一點，在官場，當一個人有致命缺點的時候，一定會有致命的敵人。
夏言的這個致命敵人就是嚴嵩。
嚴嵩雖然比夏言晚六年進入內閣，但卻比夏言早十二年得中進士，官場資歷實屬深厚。但夏言卻因爲自負囂張，從不把具有險惡野心的嚴嵩放在眼裏，而嚴嵩在未尋到攻伐機會前，卻是另一副模樣，頗懂得忍辱負重，韜光養晦，面對夏言時，他事事保持恭敬的態度，阿諛奉承，唯唯諾諾。
對此，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中有一個絕妙的比喻——“如子之奉嚴君”，好像兒子對待嚴厲的父親一樣。
而夏言呢，絲毫沒有察覺到隱藏在身邊的致命危險，不僅如此，因爲得勢後的極度自負傲慢，夏言對嘉靖也不像先前那樣恭順，尤其對嘉靖沉迷道教玄修，他十分不滿，並且有剛直不彎的對抗之舉。
嘉靖喜歡穿道袍，戴香葉冠，善於阿諛奉承的嚴嵩之流會以同樣的裝扮來討好皇帝，但夏言卻直言“非人臣法服”，有失朝廷體統，拒不跟從，一如既往地身穿朝服。
嘉靖對此十分不滿且有厭惡心理，認爲這是夏言對他的“欺謗”。
嘉靖二十一年六月，嘉靖藉口“天雨傷禾”，親筆寫了手敕，歷數夏言“欺謗”、“舞弊”等罪狀。嚴嵩乘機離間，在嘉靖面前，一面頓首，一面淚如雨下地控訴夏言欺辱屬下的種種惡行。
嘉靖大怒，不久即將夏言罷官。
夏言罷官後，嘉靖開始把嚴嵩看作親信，而嚴嵩迎合上旨更勝夏言一籌，因寫得一手好青詞，他越發地受到嘉靖青睞，並很快以禮部尚書加武英殿大學士，進入內閣，進而又成爲內閣首輔。
但嘉靖是個很會操控朝臣的帝王，隱約發覺嚴嵩過於專橫後，他又以一封親筆信將夏言召了回來，對嚴嵩加以制衡。
遺憾的是，夏言官復原職後，依然固我，不僅鋒芒俱在，而且不拘小節。
舉兩個例子。
當時閣臣照例有“上官供”，也就是皇帝賞賜的工作餐，嚴嵩是恭恭敬敬地吃“上官供”，夏言卻從來不吃，而去獨自享用府中送來的奢侈美食。
內閣加班，嘉慶經常派太監去夜探閣臣動靜，夏言全然不顧這些，只要手頭事畢，他便從容酣睡，而嚴嵩卻每每挑燈苦幹，爲嘉靖寫青詞。
《名山藏》中提及的一個細節更能說明一些問題：嘉靖派太監來見夏言，夏言以首輔自居，從來將太監視同奴僕。嚴嵩則不然，見到太監，不僅親切握手，款款請坐，而且還要把黃金塞進太監的衣袖裏。
人有時候是被環境殺死的。
見夏言在朝中越來越勢孤，嚴嵩索性勾結錦衣衛頭目陸炳，公然陷害陝西三邊總督曾銑，並藉此誣稱夏言收受曾銑賄賂。
嘉靖聞訊大怒，立刻削奪夏言官職。
起先，嘉靖對夏言並沒有萌生殺意，但嚴嵩卻在這時添了兩把向夏言索命的闇火。
他暗中派人在京城散佈流言，說夏言“心懷怨望”，一向不戴香葉冠是“爲朝廷計”，不是爲自家計。
完了，他給嘉靖寫了封祕密奏疏，用漢朝皇帝殺翟方進的舊事來影射現實，促嘉靖下定處死夏言的決心。
嘉靖二十七年三月，夏言正在回鄉途中，見到嘉靖派來的錦衣衛，他驚慌失措地從車上跌下，長嘆一聲：“吾死矣!”
這一嘆，十分地蒼涼!
四月，夏言被關入錦衣衛鎮撫司詔獄，他向嘉靖伸冤，但結果換來的卻是綁赴西市斬首，妻子蘇氏流放廣西。
堂堂內閣首輔，未有謀反大罪，亦不是貪官奸臣，最後竟然遭到“棄市”。
可見嘉靖之昏惡，嚴嵩之陰毒。
當然，這一官場悲劇也有夏言自身的問題，自造險境，不懂如履薄冰。
又或者說，性格決定命運，尤其環境不善不智的時候，更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