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睢陽保衛戰中的張巡，爲啥備受肯定?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安史之亂的睢陽保衛戰中，張巡及其率領的唐軍先後吃掉了兩三萬百姓，這一記錄得到了各種史料的佐證，幾乎是鐵板釘釘的真實。
雖然人們常說，合理的結果，不能掩蓋過程的罪惡;但對於張巡，這一說法並不適用。在他身上，我們能看到許許多多基層愛國者的影子：
太平盛世時，達官貴人聲色犬馬、極盡奢靡，張巡身爲縣令默默無聞、毫無怨言;
當國家、民族面臨滅頂之災之際，權貴有的落荒而逃、有的望風而降，但基層官員張巡卻挺身而出，以大無畏的犧牲精神，捨棄自己的性命、尊嚴乃至名聲，掩護了唐王朝的半壁江山。
張巡這樣的人，也許會被某些別有用心者嘲笑爲炮灰、傻子;但在筆者看來，他不愧爲民族脊樑。
“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公元755年，身兼大唐三大節度使的安祿山率領15萬大軍反叛，驚動的不僅僅唐玄宗，更有千千萬萬中原老百姓。
自李世民執政以來，大唐在過去的130多年間雖持續作戰，但基本都是主動對外進攻，內地已經好幾代人沒有經歷過戰火。因此，安祿山南下時，面對“步騎精銳，煙塵千里，鼓譟震地”的強大邊軍，“海內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河北州縣毫無抵抗之力，地方官要麼大開城門迎接敵人，要麼棄城逃命，敢於反抗的則迅速被就地殺害。叛軍長驅直入，所經過的地方被燒殺搶掠，一片殘敗蕭瑟。
而當時的大唐軍事力量，基本都分佈在幾大邊鎮。面對危急情況，在中央朝廷層面，唐玄宗急忙徵調朔方、河西、隴右等節度使率主力入援;在地方，則先後有平原太守顏真卿、滎陽太守崔無等地方官竭力組織力量抵抗。但面對訓練有素、早有預謀的強悍北部邊軍，唐軍節節敗退。安祿山沒用幾個月就打下東都洛陽，兵鋒往西直抵關中、往東南逼近富庶的江淮。
第二年，譙郡(安徽亳縣)太守楊萬石向叛軍投降，並下令時任真源縣令的張巡出城向西接應燕軍。但張巡拒不聽命，反而挑選了1000精兵西進，抵達雍丘縣迎戰叛軍。而此時的雍丘縣令令狐潮早已投降了敵人，並且扭過頭來攻打朝廷軍隊。
爲什麼這麼多大唐朝廷命官如此輕易的投敵呢?在他們看來，從政爲官只是出人頭地、攫取富貴的途徑罷了;無論爲唐朝服務，還是爲安祿山賣命，自己所追求的東西都不會受到影響。因此，識時務者爲俊傑，不斷有官員臨陣投地，甚至還成了叛軍的兇殘爪牙。
接下來，令狐潮與張巡，這兩個相鄰兩縣的主政官、知根知底的老熟人，由於選擇了不同的道路，開始了曠日持久的廝殺。
面對令狐潮率領的數萬叛軍，雍丘縣城內的張巡身先士卒，帶着兩千守軍頑強抵抗，甚至還經常趁着對方鬆懈或者夜深人靜之際出城偷襲。雙方僵持了60多天，一共打了大小300多場戰鬥，喪氣的令狐潮只好退兵，卻遭到了張巡的追擊，叛兵被斬俘兩千多，令狐潮本人也差點被活捉。
惱羞成怒的令狐潮再度回身圍攻雍丘，他甚至抓住機會勸降張巡，但卻遭到了對方的嘲諷與羞辱。
又過了40多天，雙方仍舊僵持，而此時的長安城已經被攻破，令狐潮再次送信給張巡，說明了當時的情況，並勸其早日投降，不必負隅頑抗。
但張巡仍不爲所動，他殺掉6名思想動搖的將官，無視敵我兵力懸殊的困境，繼續抵抗到底。 惱羞成怒的令狐潮全力進攻，張巡則見招拆招，雙方再度相持了幾個月。
在這期間，叛軍陸續攻下了周邊各城邑，逐漸形成對雍丘的合圍之勢;張巡見狀迅速撤出，往東與睢陽太守許遠會師，共同抵抗叛軍。
睢陽(河南商丘內)處於睢陽渠要衝，是連接汴水、淮河的樞紐，扼守着通往富庶江淮地區的交通命脈。爲了拔下這顆釘子，公元757年起，安慶緒(安祿山之子)派尹子琦率領十幾萬大軍進攻睢陽。
面對強敵，城內守軍毫不膽怯，張巡、許遠兩人密切配合，與將士同甘共苦。敵人雖人多勢衆，但短期內也無可奈何。一直殺到七月，此時的城內已經面臨着糧食枯竭的處境，甚至淪落到吃樹皮、茶紙的地步，僅存的1600名守軍，個個面黃肌瘦、臉無人色，甚至虛弱的連弓都快拉不動了。
又堅持了些日子，城內只剩下600多將士，有人建議放棄睢陽、往東撤退，但張巡、許遠認爲：““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爲了保住江南半壁江山，他們決定繼續堅守。
這時，城裏的茶紙已經被吃完，於是他們殺掉戰馬爲食;馬被殺完後，又到處抓鳥雀、老鼠充飢;而這些小動物也吃完後，張巡毅然殺掉自己的愛妾，許遠則殺了家奴，充當士兵的口糧;下一步，則是“括城中婦人食之，繼以男子老弱”。但即使這樣，城中百姓明白，既然橫豎都是死，但絕不能投降叛軍，他們淡然迎接死亡，數萬百姓的睢陽城，最後只剩下了400人。
沒過多久，叛軍終於攻進了睢陽城，張巡往西遙拜：“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隨後被俘，面對敵人的屠刀，他毫無懼色、慷慨赴死，終年四十九歲。
對於張巡在安史之亂中起到的關鍵作用，杜牧曾在《上宣州高大夫書》中這樣解釋：“張巡......以兵九千守睢陽城凡週歲，拒賊十三萬兵，使賊不能東進尺寸，以全江淮。”在中原淪爲一片焦土的情況下，正是依靠江淮地區源源不斷提供的物資，唐肅宗才得以在長安、洛陽軍落入敵手的情況下，最終反敗爲勝、擊敗了叛軍。
因此，當聽說睢陽城內發生的事情後，雖然有些朝廷官員指責他們泯滅人性，但大多數官員以及唐肅宗本人，都對張巡高度肯定。後來，唐肅宗追贈張巡爲揚州大都督、鄧國公，並優待他的兒子。唐代宗、唐德宗、唐宣宗三位皇帝，也都曾先後褒揚張巡的功績，甚至將其繪像凌煙閣。
後世歷朝歷代也給予了張巡無盡的榮譽。宋朝尊許遠、張巡爲“保儀尊王”、“保儀大夫”;到了清代，則把張巡的塑像請到太廟中，成爲四十一位陪臣之一;而我們熟悉的柳宗元、韓愈、杜牧、文天祥等文人志士，也都對張巡不吝溢美之詞。
人們時常有這樣一種心態：身體上享受着犧牲者帶來的庇護，口頭上卻要以所謂的道德優越感指責犧牲者的不完美。這是一種病，得治。
就像司馬光憤怒疾呼的那樣：“彼顏杲卿、張巡之徒，世治則擯斥外方，沉抑下僚;世亂則委棄孤城，齏粉寇手。何爲善者之不幸而爲惡者之幸......”和平年代，常把張巡這種老實人壓在底層、棄之如敝履;面臨國難時，卻又把他們當成了救命稻草，推到對抗強敵的第一線。善者的不幸，往往意味着惡人的大幸，這種情況，不能屢屢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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