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小編一起探尋歷史上真實的王莽。
王莽篡位後的十五年裏，唯一干的事情就是改革，以及爲了應對由此導致的亂局而疲於奔命。
王莽改制的內容，與他所處的時代全然不相符，反而依稀有些近現代概念的影子。因此，他也被冠以了“穿越者”的雅號。但這只是個戲稱，實際上，王莽是個徹頭徹尾的復古者。作爲儒生治國的一次全面嘗試，他的失敗也在情理之中。
要搞清楚王莽改製爲啥失敗，我們得先弄清楚他爲何能夠上位。
外戚王莽能夠篡位，靠的卻並不是外戚，而是天下儒生的支持，這跟西漢後期的衰落有關。
從巔峯走向滑坡，西漢的衰敗來的如此之快。在“以霸王道雜之”的漢宣帝時期，西漢政治清明、社會和諧、經濟繁榮、四夷賓服，達到了綜合國力的最巔峯;而他的兒子漢元帝即位後，爲人柔懦、不懂權謀，逐漸導致皇權旁落，外戚與宦官勢力興起，西漢開始走向衰落。
對於西漢末年的朝野狀態，史書中用了兩個描述。
在統治階層，“各從其欲，欲所無窮”，極度的腐敗，日復一日的互相傾軋，極大影響了政權的有序運轉;
在經濟、民生層面，“國家空虛，度用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土地兼併日益嚴峻，大量資源向權貴、豪族手裏集中，朝廷稅收銳減，失去土地的百姓流離失所。
根據當初董仲舒提出的理念，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即聖君治國;而西漢末年統治者的無能，已經讓當時的士大夫階層逐漸心生不滿，涌現出了一股“厭漢”的情緒。
另一方面，秦漢以來，“五德循環”的邏輯頗有市場。比如早在漢昭帝時期，就有一個名爲眭孟的文人上書聲稱：“漢帝宜......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週二王后，以成順天命。”說出這種大逆不道的言論，下場可想而知：以妖言伏誅;
甚至到了漢宣帝時期，仍有一位“蓋寬饒”提出了類似的主張，下場也差不多;
而到了頹勢盡顯的漢成帝時期，這種言論出現得更加頻繁，谷永曾上言：“黃濁冒京師，王道微絕之應也。”不久後，方士甘忠可提出：“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
而到了漢哀帝在位期間，甘忠可的弟子賀良前仆後繼的上言：“漢運已經中衰，應當重新接受天命”。
這種輿論流傳的太廣，以至於漢哀帝本人的思想逐漸產生了動搖，比如他曾半開玩笑的對自己的男寵董賢說：“吾欲法堯禪舜，何如?”
而王莽之所以能夠崛起，外戚身份只是個敲門磚，真正的法寶，則是順應當時天下文人階層的“厭漢”思潮、刻意把自己打造成儒家理想中的“聖君”形象。
比如在王氏子弟紛紛極盡驕奢時，王莽卻“獨孤貧，因折節爲恭儉”，而且還“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簡直是外戚界的一股清流;
伯父王鳳生病後，王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與儒家理念中“孝”的標準完全吻合;
他擔任侍中之後，不像其他外戚那樣任人唯親、賣官鬻爵，也不大肆斂財，窮奢極欲，而是一邊仗義疏財、賑濟他人，一邊大力舉薦民間賢士，“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
王莽還嚴格要求家人，他的妻子“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爲僮使”，外形上跟一般人家的奴婢沒什麼兩樣;而他的幾個兒子中，王宇、王獲、王臨，都因爲觸犯了法令被王莽勒令自殺。
因此，在王莽被漢哀帝遣送回封地後，曾經出現了100多次“吏民”爲他上書喊冤的情況;甚至到朝廷裏參與考試的士子，也在試卷裏對王莽的功德大加歌頌。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下，漢哀帝不得不把他召回。
王莽回京後不久，漢哀帝去世，王莽的姑姑、太皇太后王政君成了話事人，在朝臣幾乎全票推舉下，王莽官復大司馬一職。在扶持年幼的漢平帝上位後，王莽按照更加迅猛的節奏收買人心。
比如大肆分封功臣、宗室，先後有兩百多人因此得到了好處;
團結老幹部，給予退休官員終生領取原俸祿1/3的待遇;照顧鰥寡孤獨，遇上災荒年，他帶頭捐出自己的土地、錢財賑濟窮人，甚至還專門在長安城給貧苦百姓修建了免費住房;
優待老人婦女，承諾不讓這些弱勢羣體遭受政治上的株連;
他擴充太學，擴大招生規模，給太學生們修建了上萬間條件優越的宿舍;在郡、縣、鄉都設置學校，全方位、無死角推行儒家教育;
......
王莽的付出，自然收到了回報。比如，在他拒絕接受朝廷賞賜的田宅時，共計有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上書對朝廷施加壓力。王莽最終登上帝位，幾乎是水到渠成、被儒生們推上去的。
其後，王莽立即動手，按照他的設想對社會進行改革。他的改制基調，在首個詔書中就已經體現得明明白白：
古者......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
即：秦代以來禮崩樂壞，這正是民間困苦的根源所在，因此，自己要以封建皇權的力量，在天下推行儒家所推崇的三代古制。
具體來說，有這幾方面：
第一，土地國有，不得買賣，推行傳說中的井田制;地主手中多餘的地必須上交;
第二，奴婢不得買賣;
第三，除了原有的鹽、鐵專賣外，酒也實行國家專賣制;
第四，由國家出面貸款，利息極低，取代民間資本;
第五，施行平價貿易，即政府出面收購，維持物價穩定，防止商人囤貨居奇;
第六，降低爵位，比如匈奴、高句麗等附屬國的首領，都要去掉“王”的稱呼，降低爲“侯”。
其他還有改革幣制、徵收土地荒棄稅、改革政府架構等等一系列措施。
由上可見，王莽改制的初衷，是希望以恢復西周時代的周禮制度，來實現自己治國安天下的理念，以徹底解決西漢末年政治腐敗、統治者奢靡無度、土地兼併嚴重、百姓流離失所、民生困苦的危機。實際上，這就是儒家所推崇的禮治。
客觀而言，他的上述舉措，深刻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痼疾。但社會發展自有其規律，不是依靠行政命令就能解決的，要從掌控社會命脈的地主階級手中攫取利益，那無疑虎口奪食。
而爲了推行這些政策，王莽的新朝採用了法家的嚴刑峻法，無數諸侯、公卿、平民遭受重罰，反而加劇了階級的矛盾、社會的動盪。
而且，在遇到挫折後，王莽很容易朝令夕改，導致人們“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對於朝廷的想法、制度無所適從，各階層逐漸怨聲載道。
此外，由於把藩國的“王”降格爲“侯”，王莽激起了匈奴等部落的拒絕。面對這種情況，他無視當時的困難，輕易的付諸武力，把數十萬百姓拖進持續不斷的邊境戰火中。
最終，王莽雄心勃勃的改制，迎來的卻是這樣的結局：
在官員階層，“各因官職爲奸，受取賕賂以自共給”，儒家理想中的禮治，不但沒有改變原有的貪腐風氣，反而促使其愈演愈烈;
民間老百姓則“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奸吏因以愁民”，面對繁瑣的法令，老百姓無所適從，拼盡全力獲得的回報，連稅收都應付不了;在家裏老老實實待着，也會因爲鄰居私自鑄錢而慘遭連坐。
最終，老百姓只有“悉起爲盜賊”這一條路可走，綠林、赤眉軍，原本僅僅是求食的流民而已，卻被硬生生逼成了席捲全國的起義軍。
戲劇性的是，在見識了王莽的改制後，原本“厭漢”的天下，又逐漸迴歸了“人心思漢”，這就是當時的各股起義軍中，紛紛擁立劉氏後代爲主的原因所在。最終，出身地主階層、卻已經儒化的劉秀，由於思路清晰、政策得當、能力突出，成功聚攏了人心、民心，成了笑到最後的那一位。
王莽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政治家，但卻不是個合格的帝王。以我們如今事後諸葛亮的視角來看，封建時代的統治，本質上是把社會資源維持在一個合理的分配界線上，既要保證地主階級的利益，也得滿足老百姓的生存需求。要實現這一目標，既要示之以寬柔，更要以務實的法令、制度、權謀加以約束，其難度之大，不是儒家提倡的古制能夠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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