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今天小編給大家整理了洪武四大案的相關內容，不知能否幫助大家拓展一些知識?
論起朱元璋，就一定要說洪武四大案，即空印案、胡惟庸案、郭桓案、藍玉案。這四個大案都透露出朱元璋卓越的帝王心術，通過三個最重要的特點就可以看出——間隔時間短、波及範圍廣、指向性強。
洪武九年(1376)或洪武十五年(1382)的空印案主要針對地方的官員;洪武十三年(1380)的胡惟庸案則劍指文臣;洪武十八年(1385)的郭桓案是對京城的高官下手;洪武二十六年(1393)的藍玉案則向武將開刀。如此精準、快狠的定向打擊，與其說是朱元璋在懲治貪腐，倒不如說是帝王心術的完美運用，爲朱家江山的保駕護航。
先來說洪武九年(1376)或洪武十五年(1382)的空印案。
何爲空印?顧名思義就是先蓋章後填表。按規定，全國的地方官員每年都要向戶部呈送稅款賬目，地方和中央的賬目須完全相符，分毫不差。若一項不符，整個賬冊都會被打回重報。但上繳的是糧食，在運輸過程中會有損耗，出現雙方賬冊與實物對不上的現象是大概率事件。又因西南、西北、東南的官員來京(南京)交通不便，路途遙遠艱辛，戶部官員又着急結項，若被打回重造勢必耽誤，於是元朝就出現了這種官場潛規則，地方官員會事先準備蓋過印信的空白書冊以備到京重造。
但朱元璋並不知道這種潛規則，發現後更是盛怒，認爲這是官員相互勾結、欺君的重罪，即刻下令將主印官員處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軍遠方。
柏樺教授曾在《朱元璋與空印案》書中做過這樣的結論：“空印案牽連的人數應該超過千人。按照當時的官制，官吏總數約2萬人，懲處千人，佔官吏總數的5%，足以引起轟動效應。”
空印案表面上看是朱元璋對於官吏權力的整治，不少後世甚至將其評爲冤案，罵朱元璋草菅人命，可是發跡於草莽之際的朱元璋知道這是官員在倚仗手中權力魚肉百姓，貪污斂財，他曾經親手推倒那個腐敗的朝廷，又如何能忍受自己的帝國再次出現這樣的現象?
接下來就是洪武十三年(1380)的胡惟庸案。
洪武六年(1373)，淮西朋黨集團即文臣朋黨的重要成員胡惟庸擔任右丞相，在任期達七年的丞相生涯中，他在朝中結黨營私、排除異己。最典型的就是劉基，由於他曾對朱元璋說過胡惟庸不宜入相的話，故遭嫉恨，被解僱罷祿。但胡惟庸窮追不放，在洪武八年(1375)劉基染疾，他派太醫前去探望，劉基在服藥後不久後一命歸西。
後來的洪武十二年(1376)占城國進貢，胡惟庸瞞報不奏，還推諉給禮部，致使朱元璋深感皇權旁落，宰相專政。很快，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朱元璋以宰相胡惟庸圖謀造反的罪名下令將其凌遲處死並株連九族，由此拉開了胡惟庸案的開端，時間長達12年之久，波及被誅殺者多達三萬餘人，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才方告結束。
胡惟庸案表面上是朱元璋爲強化君權的一次政治事件，細細研究，會發現此案不過是個藉口，藉此對行政體系進行重置，罷相廢中書省，將全國大小事務獨攬皇帝一身，爲自己宏圖志向鋪路，也爲朱家江山保駕護航。
接下來就是洪武十八年(1385)的郭桓案。
洪武十八年(1385)三月，戶部侍郎郭桓等人被告發盜賣官糧，於是朱元璋下旨查辦，發現戶部侍郎郭桓等人總共貪污兩千四百多萬石糧食。後發現牽涉全國十三個布政司中的十二個，六部中五部，涉案金額越來越大。
因朱元璋在布衣之時，父母、哥哥就因沒有糧食在半月內全部餓死，有此了經歷，自然貪腐不會手軟。涉案的五部官員全部處死，爲了追贓又查抄不少富戶糧商地主，由此地主對朝廷產生怨恨，爲平民怨，又將審刑官吳庸等人處死。
明史記載“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贓七百萬，詞連直、省諸官吏，系死者數萬人。”
郭桓案不能簡單看作朱元璋對朝廷上下貪污的整治，更是他對基層田畝和政府的重新洗牌和掌控。
最後就是洪武二十六年(1393)的藍玉案。
我們先要了解此時的太子朱標，自打他出生，朱元璋始終對其厚望，在其27年的太子生涯中，朱元璋從未想過換人，不僅自己悉心教導，還請名儒爲師。朱標不像朱元璋脾氣火爆，而是爲人溫文爾雅、無紈絝之習，對大臣和老師十分恭敬。且有朱元璋爲政手段殘酷嚴厲對比，朱標在朝中的擁戴程度可想而知。
本案主角藍玉也對朱標忠心耿耿，因此朱元璋想要留他一命，作爲太子的武人集團班底，讓朱標繼承大統後的清除北元做準備。可惜天不遂人願，朱標於洪武二十五年(1392)去世，走在了朱元璋前面，留下的皇孫幼小，壓不住手握重權、跋扈囂張的藍玉。因此在第二年朱元璋藉口藍玉謀反，開始了對朱標太子的武人集團班底的屠戮，首先是藍玉，念及是兒女親家寬大處理：碎剮改剝皮。後牽連被殺的武將及族人達一萬五千多人。
藍玉案表面是朱元璋對開國勳臣的清洗，實際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結果，太子朱標猝不及防的英年早逝，只能重新洗牌，爲年幼的皇孫做打算。
在朱元璋爐火純青的帝王心術運用下雖歷經幾次殺戮，但卻使新生大明的江山愈加穩固。
連康熙帝都讚譽朱元璋：“明太祖天授智勇，崛起布衣，緯武經文，統一方夏，凡其制度，準今酌古，鹹極周詳，非獨後代莫能越其範圍，即漢唐宋諸君誠有所未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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