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漢朝女性地位，希望對你們能有所幫助。
《漢書》、《後漢書》中所記載的母親形象其反映的是社會對母親要求與期許。
漢朝，由於政治、經濟、地域文化、孝治政策等諸多因素，漢代母親形象表現出明顯的時代特徵。諸如，漢代社會各階層的母親形象呈現出差異化，儒家塑造的理想母親與現實母親形象出現偏差，漢代母親形象的母性意識較強，加之受到先秦遺風和開放的社會風氣的影響，漢代母親形象與後世母親形象也有着較大區別。
總體而言，《漢書》、《後漢書》所記載的各類母親，其母親形象具有以下幾個主要特徵。
社會各階層母親形象的差異化
漢代各階層母親由於生活環境與教育水平的不一致，其所展現的母親形象也不盡相同。
漢代宮廷貴族母親首先由於物質條件的優越，撫養子女的經濟壓力和其他生活壓力較小，其母親形象也主要從輔佐保護皇兒登基和繁養子嗣等方面體現出來。如呂后、戚姬和衛皇后等等，她們通過各類政治手段爲子爭儲，在宮廷鬥爭中爲子多謀，運籌帷幄。
其次，這類母親在漢代的社會地位較高，且大多宮廷貴族母親都有相對較高的文化水平和道德修養，她們研讀經典，知禮尊法。尤其是東漢時期的宮廷貴母，她們不僅才學橫溢、賢良淑德，多數還出身於貴族門第家庭。
除此之外，皇家貴族的母親也往往是傳統社會中正統母親形象的代表，在日常生活中她們具有母儀風範，塑造了一種寬仁尊禮、賢德淑雅的理想形象。
漢代官宦階層的母親則偏重“教子”，她們睿智賢明，富有卓見，在子女道德人格方面的培養更加用心。這類母親所展現的賢母形象是漢代主流的母親形象之一。
官宦階層的母親大多重視的是對子女的家庭教育，她們將自己的愛國抱負傳遞給兒子，教導培育忠君善政的價值取向和道德觀念。如輔助兒子爲官的金日蟬母親和雋不疑母親，卓見有識的陳嬰、魯恭母親等等。
此外，類似東漢鄧皇后母親陰氏，由於她們受儒家思想影響較深，因此在家教女兒時這類母親更加註重對女性四德之儀的培養，期望女兒成爲“賢妻良母”，這也是漢代社會對女性的普遍要求。
對於漢代普通平民階層的母親而言，其母親形象多展現在對兒女生活的照顧與疼愛上，她們用心教導愛子，與兒女關係十分融洽，是符合漢代多數家庭母親形象的一類母親。她們在家庭中大多仁惻性慈，是穩定家庭和諧的重要保障。如育子有責的陸續母親，不願拖累兒女的東海孝婦周青之姑等等。
除此之外，在《漢書》《後漢書》中還記載了這一階層的繼母典範，這類母親將繼子視如己出，從未慍怒妒忌，甚至比對親子更加的溫仁慈愛。如翟方進的繼母更是助子學成爲官，“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給方進讀”;郭丹繼母爲子“爲鬻衣裝，買產業”，爲漢代社會樹立了理想的平民母親形象。
總之，由於受到教育、文化、經濟等因素的影響，漢代各階層母親形象呈現出較大的差異性。對上層貴族母親而言，由於宮廷奪權鬥爭，這類母親的形象多偏政治色彩，她們只期望爲兒女獲得更多的皇家權利，以保兒女周全。
官宦階層的母親由於文化知識水平與個人素質較高，則更加註重對兒女的家庭教育與培養。普通平民階層的母親因展現了溫暖而無私的母愛，符合社會大衆的母親形象，也被不斷推崇。
儒家理想母親形象與現實的不一致
自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教政策後，儒學在漢代逐漸確立了其正統地位，成爲官方指導思想。儒家重視對女性進行倫理道德教化，“仁義禮智信”“三從四德”等一系列倫理道德逐漸成爲女性的內心準則。
當女性身份發生轉變，由女兒到妻子最終成爲母親時，這些根深蒂固的儒家傳統思想便最終成爲她們教育、指導子女的理論來源。從《漢書》《後漢書》中所記載的各類正面母親可以看出，漢代所倡導的理想母親形主要以是否符合儒家倫理原則和道德規範爲標準，在上述的正面母親形象中，有助子成龍、護子周全的貴母，教誡訓子的賢母，撫育愛子的慈母和深明大義的勇母等。
不管“母”的稱謂是什麼，她們都是以子女爲中心，展現爲人之母的德行，成爲統治階層所要樹立的儒家理想的母親標準。但從兩漢社會的現實情況來看，想通過對母親的規範與引導，使得她們逐漸成爲儒家理想的母親，這本就不符合漢代的社會現實情況。
理想母親的標準與當時社會現實母親的思維、性格、生活環境、觀念等等存在着明顯的差距。因此，從母親責任、母親的自我意識和母親的活動空間來看，儒家理想母親形象與現實存在不一致。
就母親責任而言。林語堂先生在《中國人》一書中曾經說到：“女性的一切權利之中，最大的一項便是做母親，從義務方面講更是如此。”而母親應承擔的義務便是養育子女，包括教育、保護和關愛子女，除此之外，更重要的一點便是以身作則。
《女誡》是漢代儒家教導女性的經典著作。母親身份在女性性別中處於極爲重要的位置，《女誡》是班昭以母親的角度而作的訓女之文，更是班昭爲妻、爲母的經驗之談。
正是因爲身爲母親的班昭爲子女經營了良好的家庭氛圍，敬夫賢德、曲從尊德，纔會有足夠的信服力來教導兒女。但在漢代，也有許多自身德行不足的母親，如驕縱善妒的愚母慄姬心胸狹窄，不僅毫無教子之責，身爲嬪妃、妻子，更對景帝出言不遜，最終導致被立爲太子的兒子被廢，自己也憂鬱而死。
自私唯利的霍顯更是爲母不善，不僅自己惡毒地傷害許後，還教唆女兒毒殺太子，結果霍光去世後，由於霍氏一門的驕奢放縱，最終被滅族。這類母親全無爲母之責、爲母之德，顯然與儒家所提倡的理想形象大相徑庭。
總體而言，由於漢代處於傳統禮教的初創階段，由於各種現實因素的影響，儒家所提倡的理想母親形象並未得到很好的貫徹與落實，與漢代社會現實中的母親存在一定差距。但同時我們也能注意到，統治者爲縮小這種差距也通過旌表、懲戒等方式來向社會傳遞儒家理想母親的思想觀念，這種方式也使得兩漢母親形象逐漸趨向儒家理想。
兩漢禮教影響的漸進
就整個漢代而言，由於統治者大力提倡“以孝治天下”，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孝道與儒家女教觀念逐漸深入人心，因而從西漢至東漢母親形象亦逐漸凸顯禮教色彩，母親的貞烈意識與片面行孝觀念不斷強化。
就兩漢母親形象對比而言，西漢母親形象所展現的母性意識較強，貞順意識較弱。西漢時期，母親在實際生活中不僅注重對子女的撫養，更注重對子女的教育，尤其重視培養與成就子女的德行，如勸兒子不敢稱王的陳嬰母親，爲支持兒子事業不惜犧牲生命的王陵母親，教子有方的金日磾母親等，在漢代皆被視爲賢母的典範。
到東漢時期，隨着儒學的社會化，女性逐漸把儒學禮教內化爲自己的行爲準則。加之東漢統治者對貞節婦女褒獎的力度逐漸增大。東漢婦女的貞節意識逐漸強化，夫死守節養育子女的母親逐漸增多。如前述東漢才女班昭 14 歲時嫁於同郡人曹世叔，丈夫早年去世後，她清守婦規，舉止合乎禮儀，被尊爲“大家”。
這種夫死守節盡心養育子女的母親在東漢是受人尊敬的貞節賢母。此外，東漢還有一些母親爲了盡孝而不顧子女，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如《後漢書·列女傳》所載，姜詩母喜好喝江水，取水的地方距離其住處有六七里路，姜詩妻經常順着泉流取水，非常艱難。後來其兒子也因爲去遠處取水溺死了。姜詩妻爲了對婆母盡孝搭上了兒子的生命，其孝顯然有愚孝色彩。
然而，東漢時期以姜詩妻爲代表的這類母親卻成爲統治者提倡頌揚的母親典範，這種極端的行孝方式也逐漸被後世所推崇。值得注意的是，這類母親雖獲得了孝名，但這種畸形的極端行孝帶給她們兒女的卻是悲痛，這類母親置子女於不顧，甚至輕易放棄自己的生命，是一種不理智不負責的行爲。
總之，由於兩漢時期隨着統治者的推引，儒家禮教的逐漸深入人心，從西漢到東漢，母親的貞順意識不斷增強，母親的母性意識逐漸趨向弱化。
漢代母親地位與後世之不同
在儒家禮教盛行的中國傳統社會，男尊女卑的倫理觀念根深蒂固。但儘管如此，社會對於母親的價值卻給予了充分的肯定。特別是在漢代，這一時代的母親較後世整體而言地位較高，其思想與行爲更加自由，尤其與封建禮教發展鼎盛的明清時期存在較大差異，主要體現在母權與母性意識兩方面：儘管中國古代女性擁有的權力甚微，但漢代母親在家庭中所掌握的權力卻比較高。
首先，無論是皇家貴族還是平民，母親都會得到子女的尊重，尤其在漢代，“以孝治天下”的國策的實行，漢代母權得到其他朝代所少有的制度維護，大力倡導“孝母尊母”，母親社會地位的提升使得她在家庭中的影響力和權力也較之後世擴大。
其次，母親在家庭中還擁有一定的財產權。漢代法律規定丈夫去世後，家庭財產由子繼承，但由於父親去世後，母親往往成爲理念上的家長，成爲家庭生活的中樞，管理着家庭內部的一切大小事務，並且擔負着撫養子女的重要任務，加之漢代宣揚孝道和長幼有序，母親的權力受到尊重。
此外，其中最具漢代特色的母權則是皇家母妃的干政，母后行使的一切教育權、立後權甚至立帝權都與政治活動息息相關，影響極大。從西漢時期的呂后、王皇后到東漢時期和熹鄧後、明德馬皇后等，這些皇族母親不但在家庭中被尊崇，在政治上也掌握着極大的權利。
總體而言，漢代作爲大一統建立的歷史時期，新舊糾葛，制度相對疏闊，受先秦尊母崇母遺風的影響，與後世相比，漢代母親權利較高。
結語
綜上所述，根據《漢書》《後漢書》中所記載文獻來看，由於漢代所特有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環境，使得文獻中所反映的漢代母親呈現出明顯的時代特色。
從橫向對比來看，漢代母親的性格特徵受各階層母親的差異化和儒家理想母親與現實的不一致等特點;從縱向對比看，由於漢代處於封建大一統重新建立與封建倫理逐漸定型的歷史初期，受到先秦崇母意識的影響，漢代的母親地位與後世存在較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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