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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士奇是明代名臣，先後歷經五朝，任內閣輔臣四十餘年，任首輔二十年，與楊榮、楊溥等同心輔政，並稱“三楊”，《明史》稱其爲明代賢相之首。
然而，這位以賢能著稱的楊士奇，晚年卻有着不光彩的一面。正是他的縱容和退讓，才造成了宦官王振專權，並最終招致了後來的土木堡之變，使得明代由盛轉衰。
楊士奇則出身貧寒。一歲時，還在襁褓中的楊士奇就不幸喪父，其母爲了生存，只得帶着他一同改嫁了時任德安同知的羅姓人家，楊士奇被迫改姓羅。童年時，他並不受繼父的關注，至於疼愛那就更不可能了。
羅家在年終祭祖時，年幼的楊士奇觸景生情，想起了自己的亡父，故而偷偷製作泥像祭拜楊氏的祖先。恰巧，此事被繼父得知，深受孔孟儒家思想薰陶的羅性並沒有生氣，反而大受感動，隨即恢復了他的宗姓並改變了之前的態度。
不過，楊士奇的好日子並沒過多久，羅性因爲獲罪而被髮配到陝西戍邊，不久就過世了。隨後，楊士奇跟隨母親回到德安，爲了貼補家用，他在十五歲時就憑藉自己的學識成爲了最年輕的私塾老師。
建文帝登基後，他爲了修撰《太祖實錄》而召集天下飽學之士，王叔英便推薦了楊士奇參與編撰工作。
因爲勤勉負責和任勞任怨，在編撰《太祖實錄》的過程中，楊士奇還得到了方孝孺的肯定，於是得以在京中留任，正式步入仕途。
隨着靖難之役的爆發，建文帝朱允炆的皇位變得岌岌可危，他身邊的紅人像解縉、胡廣等人，都在暗中積極籌謀自己的退路。
而楊士奇則顯得非常豁達，在他看來，自己只是一心爲國的臣下，在建文帝朱允期不是寵臣，換成了朱棣也不會成爲寵臣，可也不會再差到哪兒去。
朱棣即位後，楊士奇既不喜，也不悲，仍然在翰林院擔任編修一職。不過，正是他的這種“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豁達之氣，引起了朱棣的關注，很快就被委以重任併入閣當值。
在內閣初立時，諸事繁雜，職權不明，黃淮、解縉等人主要協助成祖處理重大朝政事務。而楊士奇的主要職責，就是劃分內閣的職權和處理具體事務。所以，楊士奇對於明朝內閣制的完善，可謂是居功至偉。
憑藉着自己的才幹和性格，楊士奇逐漸贏得了成祖朱棣的日益器重和信任。
面對北方元朝的殘餘勢力，朱棣開始一次次的御駕北征。在此期間，他的次子朱高煦屢立戰功，在越來越贏得聖心的同時，也萌生了對皇位的覬覦之心。
相比之下，太子朱高熾則顯得過於文弱，而且還是個體弱多病的大胖子。雖然礙於禮法，朱高熾被冊立爲太子，但他的儲君之位卻從來沒有穩固過，時時都有被弟弟朱高煦取而代之的危險。
每次在朱棣北征期間，楊士奇都被留守京師，協助太子朱高熾監國。而每次班師回朝後，成祖都要祕密召見楊士奇，具體詢問太子在監國期間的表現。
身爲內閣大臣，楊士奇儘管深知成祖朱棣的意圖，深知漢王朱高煦的險惡居心，但他卻仍然仗義執言，反對朱棣廢長立幼。據《明史》記載，楊士奇曾當面向朱棣進言:
太子天資甚高，有錯必改。其存有憐愛之心，將不負陛下重託。
明成祖朱棣過世後，朱高熾終於登基稱帝，史稱明仁宗。他很快就升任楊士奇爲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接替了楊榮成爲內閣首輔。
成爲首輔後，楊士奇延續了之前楊榮的政策，續寫着“三楊內閣”的輝煌，爲“仁宣之治”的出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最終，在首輔楊士奇等人的輔佐下，明宣宗開始了勵精圖治，基本實現了海內昇平的景象，創造了“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
非常遺憾，仁宣之治的兩位主角，仁宗朱高熾在位十個月，享年四十六歲過世;宣宗朱瞻基在位十年，享年三十七歲就過世了。
明宣宗駕崩後，年僅九歲的太子朱祁鎮即位，史稱明英宗。當時，由於“三楊”的存在，由於太皇太后的攝政，明朝政局沒有經歷大風大浪，各項朝政和軍政也都有條不紊的進行着。
但在這個時候，一個宦官卻贏得了明英宗的寵信，開始嶄露頭角，權勢日盛，那就是王振。
王振是個文化人，有着秀才的功名，只是秋闈屢試不中，他不甘心就此過一輩子，便在永樂末年自閹入宮，做了宦官。
史稱王振“狡黠”、善於伺察人意，因此，王振入宮後很快就得到了明宣宗的喜愛，被授以東宮局郎，服侍太子朱祁鎮，也就是後來的明英宗。
朱祁鎮即位後，王振被升爲司禮監掌印太監。這是明朝最有權勢的太監，負責完成決策中“批紅”的蓋印。
王振建議英宗以重典治國，他自己更是如此。誰若順從和巴結他，就會立即得到提拔和晉升;誰若違背了他，立即受到處罰和貶黜。因此，文武百官對他爭相屈膝，史載“國朝文武大臣見王振而跪者十之五”。
而面對王振的專權，身爲內閣首輔，國之柱石的五朝老臣楊士奇，卻沒有了當年的氣勢，不僅沒有對王振加以遏制，甚至有縱容和取媚之意。
在朱祁鎮上任之初，王振對以楊士奇爲首的三楊內閣還是頗爲忌憚的，不敢有所僭越。
明代實行所謂的票擬與批紅制度。內閣與各部大臣奏議公事先行“票擬”，由皇帝“硃批”決定可否。由於朝政複雜，加之部分皇帝無心朝政，遂由司禮監秉筆太監代爲“批紅”。即各部公文奏議交司禮監分類後，揀選其要呈送皇帝。皇帝或親批，或由秉筆口述大要而皇帝口決，秉筆代爲“照閣票批紅”。奏章經過“批紅”以後，發還內閣與各部依據批紅撰寫正式詔書執行。而掌印太監則負責對披紅的審覈，如果認爲可以，就蓋上印章。如果認爲不行，有權打回去重批。
王振身爲司禮監掌印太監，權勢極高。但王振初爲掌印太監時，對三楊內閣大臣卻是畢恭畢敬。“轉旨每立閣外，不敢入，三楊呼入坐以寵異之，振自是權侵重。”
三楊的縱容，使得王振權勢日盛，氣焰日益囂張。
王振曾問楊士奇：“吾鄉亦有可爲京官乎?”王振的意思，希望楊士奇推薦一個老鄉來做京官，這是太監公然干預朝政，而且還是重要的人事，照理，楊士奇應該一口拒絕。可是，楊士奇果真爲之推薦一個老鄉薛瑄，並將薛瑄任命爲大理寺卿。
但是薛瑄卻看不起身爲太監的王振，上任以後也不去拜謝，於是楊士奇又專門提醒他身邊的僕人：“若主之擢，王太監力也，朝罷可詣謝。”對楊士奇的傳話，薛瑄照舊不理。
王振對薛瑄這個老鄉倒是很關切，專門到內閣打聽。楊士奇爲了不讓王振失望，還撒了一個善意的謊言：“他馬上來。”又讓一個和薛瑄關係好的大臣去勸，薛瑄說：
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
從這件事情中，可以看出楊士奇對王振的縱容和懼怕。與薛瑄相比，內閣首輔，大學士楊士奇，實在是應該感到汗顏羞愧。
史書記載，太皇太后即明英宗的奶奶誠孝張太后對王振的所作所爲大爲不滿，認爲他“導帝不律”，把皇帝給帶壞了，準備賜死王振。
明英宗和王振情感深厚，關係密切，跪下爲王振求情。但是，令人意想不到而且難以理解的是，內閣大學士“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卻也同樣跪下爲王振求情。
最終，王振逃過一劫，這也爲後來的土木堡之變，埋下了禍根。正因如此，明人陸廉伯評價楊士奇時曾說：“文貞(即楊士奇諡號)功之首，罪之魁也。”“
楊士奇面對王振的這種退讓甚至諂媚，主要有三點原因。第一，楊士奇性格圓滑，思慮過多，做事往往畏首畏尾。第二，楊士奇畏懼明英宗。以及第三點，楊士奇溺愛自己的兒子，因私廢公。
楊士奇的兒子楊稷倚仗楊士奇的權勢，在家鄉橫行霸道，爲害一方，無惡不作，史載楊稷““挾父勢，掘他人墓葬己祖，多養無賴子爲奴，強奪婚姻家田地子女，擅抽分商貨，屢殺同鄉無罪人。”
因此，明正統七年，江西泰和縣民奏楊稷豪橫不法百餘事，訟詞所連者競達幾千人。最後，明英宗下令，抓捕楊稷並連重者三百餘人。
正統九年，楊稷死於錦衣衛獄中。據《玉堂漫筆》記載，楊稷被判處死刑時，楊士奇不僅不能做到大義滅親，甚至還想要倚仗自己過往的功勞，用明仁宗賜給自己的免死金牌爲兒子贖罪，可見其溺愛兒子之心。
因此，楊士奇備受譴責，朝廷言官彈劾楊士奇，諷刺他“不能教子齊家，何以服人事?”天下人都說，楊士奇之所以那樣畏懼巴結王振，放任王振的權勢增長，是“以子稷故，欲媚王振，以絲綸簿付之，故內閣之權盡移中官。”說楊士奇爲了掩蓋自己兒子的罪行，討好王振，將內閣的權力交給太監，以此換得王振在皇帝面前遮掩自己兒子的罪行。
這些說法在當時，““天下皆傳之”，對此，楊士奇羞愧難當，只能以老疾告辭。
明英宗對楊士奇還是很有感情的，專門下詔安慰他，詔書曰：“卿歷事祖宗，實惟簡在，暨服朕繼統，啓沃弼贊，厥勞尤多，卿子既乖家訓、幹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禮自處，以副倚昆。”楊士奇感恩哭泣，不久便憂慮不起，大病而亡。
這位歷經五朝，輔弼四朝，首輔三朝的天下名臣楊士奇，一生受人推崇，臨終卻以其私而敗，死後蒙塵，思之令人嘆息。
而比楊士奇自身遭遇更讓人嘆息的，他放縱成長的王振，之後釀成了土木堡之變，造成了百萬軍民的死傷和明朝的衰落。這一切，楊士奇都難辭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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