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乾隆禪位於嘉慶，當了三年太上皇，背後隱藏了怎樣的政治危機?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盛極必衰似乎是任何一個朝代都擺脫不了的魔咒，在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恐怕就是大唐了，而造成這種轉折的皇帝就是唐玄宗，開元時期，大唐走向極致的繁盛，天寶末期，安史之亂爆發，大唐的盛世戛然而止，此後就是一百多年的大唐憋屈史。而在大清朝，同樣也有這麼一位處在節點，準確來說應該是製造節點的皇帝，即乾隆帝。
所謂康乾盛世是在乾隆皇帝時期真正實現的，這種實現並非全是乾隆帝的功勞，畢竟在他之前的數位皇帝，從後金的建立者努爾哈赤一直到雍正帝，都稱得上是好皇帝，早已經爲康乾盛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乾隆帝不過是站在祖宗們的肩膀上繼續爲盛世的到來點一把火。
但很顯然，乾隆帝確實點了火，盛世也確實到來了，但將所有功勞不知不覺據爲己有的乾隆帝飄了，自稱什麼十全老人。他不知道或許假裝不知道，盛世的表象下是已經僵化的制度和從根部開始腐爛的吏治。乾隆或許已經意識到了問題，但是年齡的增加讓他滋生了享受的因子，花錢如流水已經不足以形容乾隆帝，動輒大排場、大動作、大消費。
有功之人自然應該享受最高級別的待遇，但是乾隆時期的土地高度集中，賦稅加重，和珅遍佈全國的關係網使得各種名目的盤剝越來越多，在這樣的環境下，百姓的日子自然好過不到哪裏去，極致的享受與極致的困頓一碰撞，那就是嘭的一聲炸裂。
從乾隆執政的四十年開始，民間的起義就開始冒頭，越到乾隆晚期越嚴重。而乾隆皇帝不知不覺已經在皇帝這個位子上做了將近六十年，眼看就要超過康熙爺爺了，孝順的乾隆決定讓位於兒子嘉慶帝，然後自己做了一個太上皇帝。實際上這個讓位也只是個形式而已，大事還是乾隆說了算，嘉慶這個皇帝的地位頂多比太子高那麼一點點。
明明是一國之君，卻對大部分的國政沒有干涉的權力，這放在誰身上也不好受。但是國無二主，也就是說嘉慶帝只是多了一個身份，但手中的權力很可能更加的少，父子倆的關係自然好不到哪裏去，乾隆讓位不代表讓政，嘉慶登基不代表親政，該有的權力沒有，必將導致矛盾。
這方面的例子古已有之，比如春秋戰國時期趙國的趙武靈王爲了專注對外軍事擴張，讓位於兒子趙惠文王，後來趙武靈王被圍困在沙丘行宮三個月，活活餓死，身爲兒子的趙惠文王自始至終沒有出現在沙丘，彷彿不知道這件事。
再比如唐睿宗曾在712年讓位於太子李隆基，而“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決於上皇，餘皆決於皇帝。”結果後來李隆基除掉了太平公主逼着唐睿宗真正讓位然後正式親政。
自古以來，沒有任何一位想有所作爲的皇帝甘願將自己手中的權力拱手讓人，所以太上皇和皇帝的關係都很微妙，最正常的情況就是太上皇被軟禁起來，以防他作妖。但是嘉慶帝還沒有那個實力與乾隆做對抗。但父子倆的鬥法必然一直沒有停，暗流涌動中的權力競爭是這一時期的第一重危機。
嘉慶帝的憋屈並不僅僅是乾隆帝的不讓權，還在於乾隆帝給他留下來的爛攤子，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就是，嘉慶帝登基的那一年，僅僅隔了不到兩個月，白蓮教起義就開始在各地如火如荼的進行，這一起義傳播範圍極廣，持續時間也極長，一直到嘉慶七年才被平定。
而白蓮教之所以起義，自然是在乾隆帝時期就已經埋下的禍根，前文說了，乾隆和和珅等官員的極致享受與百姓的極致困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白蓮教正式利用百姓心中的怨恨來對抗朝廷。
如果說乾隆的不放權是現實給嘉慶帝的第一個打擊，那白蓮教起義就是第二個打擊，而和珅的功高震主就是第三個打擊。和珅一度在乾隆晚年被稱爲二皇帝，權力甚至在嘉慶帝之上，嘉慶帝受制於乾隆也就罷了，居然還要受制於一個大臣，他內心的憋屈可想而知。
但他的反抗優勢那麼的微不足道，畢竟和珅經營多年，早已經將帝國的整個吏治攪得不成樣子，而且有乾隆帝在那裏，嘉慶帝很難放開手去處理和珅的問題。
吏治問題得不到解決，國庫的虧空就一直是個大問題，而平叛需要大量的錢財，這個錢財從哪裏出?從百姓出的話，又會反過來讓白蓮教起義更加強大，如果從國庫出、從官員那裏出，又無從下手。所以我們看在乾隆爲太上皇的這段時間，嘉慶帝對於白蓮教是有鎮壓的，但是鎮壓的效果並不明顯。
直到時間到了1799年的正月，距離嘉慶帝登基已經過去了三年，乾隆去世，嘉慶帝迅速親政，然後又迅速拿下了和珅，開始整頓吏治，處理貪污腐化問題，全面鎮壓白蓮教起義。
所以我們看乾隆爲太上皇的這段時間，嘉慶帝太難了，他面對多重政治危機，其一就是乾隆的不放權;其二就是和珅的位高權重;其三就是吏治貪污問題;其四就是白蓮教等農民起義。當然這只是國內存在的政治危機，而國際上來看，嘉慶帝出生的時候，正是工業革命開始的時候。在這個工業革命的浪潮裏，我們落後了，一步落後步步落後，巨大的政治危機已經埋下，在不久的未來等着清朝的皇帝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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