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血統之懸疑
雍正登基之事，始終籠罩在歷史的迷霧之中，其間蹊蹺之極，難以琢磨。
早年有一部書，叫做《清朝野史大觀》，書中說：康熙十四年，清聖祖立第二子胤礽爲太子。四十七年，以不類己而廢之，幽禁鹹安宮。次年復立之。五十一年，仍廢黜禁錮。他子亦不立。及六十一年冬，將赴南苑行獵，適疾作，回駐暢春園，彌留時，手書遺詔曰：“朕十四皇子即纘承大統。”所謂十四皇子者胤也。賢明英毅，嘗統帥西征，甚得西北人心，故聖祖欲立之。而卒爲其兄世祖所攫。世宗蓋偵得遺詔所在，欲私改“十”字爲“第”字。遂以一人入暢春園侍疾，而盡屏諸昆季，不許入內。時聖祖已昏迷矣。有頃忽清醒，見世宗一人在側，詢之，知被賣，乃大怒，投枕擊之，不中，世宗即跪而謝罪。未幾，遂宣言聖祖上賓矣。世宗即位，改元雍正。這裏說的是，康熙死前並沒有故意擺烏龍，不留遺詔，而是留下了傳位十四阿哥的詔書，但這封詔書落到了四阿哥胤禛的手中，四阿哥拿過來一看：哎喲……老頭怎麼寫錯了一個字啊，把“於”字錯寫成“十”了，我得幫老頭改過來……於是，“傳位十四阿哥”這句話就變成了“傳位於四阿哥……”
這個說法，在中國民間一度成爲了“定論”。但是顯然，只這麼一個定論是遠遠不夠的，所以書中還有新的猛料爆出：或曰：竊詔改竄之策，年羹堯實主持之。蓋世宗之母，先私於羹堯。入宮八月，而生世宗。至是，乃竊詔改篡，令爲天下主。故當雍正時代，羹堯權傾朝右，而卒以罪誅。是又一說矣。這裏說的就更離奇了，說是雍正的生母烏雅氏在入宮之前，人家是有男朋友的，這個男朋友名叫年羹堯。此人乃中國歷史上比較有名的傳奇人物，有着許多神異的傳說……這裏說年羹堯不辭辛苦地將烏雅氏搞大了肚皮，然後烏雅氏就拖着大肚皮進了宮，生下了小雍正……
照這個說法，雍正實際上是年羹堯的親兒子，與愛新覺羅一家沒有絲毫關係。
實際上，《清朝野史大觀》這本書，雖然說的是“野史”，卻也不是捕風捉影，憑空杜撰。這本書，是彙集了自雍正時代以來民間輿論的反映，說白了就是雍正年間的小道消息和坊間百姓言論的集成，正是因爲當年這些小道消息在江湖之中傳得沸沸揚揚，所以書生曾靜才以此爲據，撰文批評了雍正。
話說曾靜關起門來，對雍正諸多錯誤行爲進行了批評之後，就琢磨拿出點實際行動來，以免讓雍正在錯誤的路線上越走越遠……拿出什麼行動呢?
要不就造反吧。曾靜想。
可曾靜只是一介書生，手無縛雞之力，這反又是如何一個造法呢?忽然之間他發現了當朝統兵的大將叫嶽鍾琪，這個老嶽端的了得，是南宋時代抗金英雄岳飛的直系後裔。再推究起來，早年間岳飛抗金，打的就是金兀朮、哈迷蚩這些女真人，可是現在金兀朮、哈迷蚩的後人坐了江山，岳飛的後代反倒替他們打工，這事不對頭啊，大大的不對頭。於是曾靜就派了自己的學生張熙去找嶽鍾琪，理論理論這件事。
張熙見到了嶽鍾琪，先謳歌了岳飛的先進事蹟，然後質問嶽鍾琪：“你的祖先，抗擊女真人，成爲了民族英雄，你再怎麼着也不能給你的祖宗丟臉吧?可你怎麼屈身於異族甘爲奴才呢……那什麼，你要是深明大義的話，趕緊站出來，跟朝廷劃清界限，反戈一擊，回頭是岸，未爲晚也。”
嶽鍾琪道：“是極是極，先生說得真是太好了……來人，給我將這個書呆子抓起來。”
於是張熙被嶽鍾琪扭到朝廷，朝廷再往下追究，就把曾靜給追究出來了。發現了嫌疑犯曾靜，雍正才知道，這些不利於自己的市井傳言，已經成爲廣爲人知的“公論”了。當時他非常窩火，就命人將曾靜押入宮中，他要和曾靜面對面地展開公開大辯論。
雍正：“老曾啊，我們做學問的，講究一個以史實爲據，以資料爲準，不可以亂來的。你說我弒父、逼母、弒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好諛、任佞……這些生活作風錯誤，是不是捕風捉影?有沒有確鑿證據?”
曾靜：“有啊，大家都這麼說……”
雍正：“大家都這麼說有什麼用?確鑿的證據你有沒有?比如說宮中的檔案?”
曾靜：“檔案……那是你自己寫的吧?”
雍正：“當然是我寫的，不是我寫的，還是你寫的不成?”
曾靜：“你自己寫的，那當然……所以我說皇帝理應我們讀書人來做，我們讀書人寫史，纔不會像你一樣隱惡揚善，不尊重歷史……”
雍正：“可不管怎麼說，這些事宮中檔案上沒有，這你總得承認吧?”
曾靜：“我承認……”
雍正：“好，你承認錯誤就好……現在我宣佈，本次大討論勝利閉幕!”
雍正皇帝就這樣贏了。只是他一個人贏了還不算，關鍵是他的觀點獲得了後世史學家們的一致贊同，以後再說起這事，史學家們就會追問：嗯，你說雍正弒父逼母?嗯，這事雍正的個人檔案上記載了沒有?沒有?沒有你瞎說什麼?咱們史家要的是證據，除非你能找來雍正的日記，發現上面寫着：“今天，是我最開心的一天，因爲今天我終於逼死了我媽……”沒有雍正的日記爲憑，你說什麼都是沒用的。
那麼後世史學家所依據的這些證據，到底能不能靠得住呢?答案是不能，因爲清宮檔案中，缺失了一大塊。
神祕的潛在力量
諸阿哥爭位，不顯山不露水的雍正異軍突起，入主了皇宮，這件事讓人驚訝無比。實際上這事沒什麼好驚訝的，因爲雍正控制了一支神祕的力量。
《嘯亭雜錄》上有兩段故事，說的就是這支可怕的力量：
第一個故事，說的是有個大臣，新買了一頂帽子，就戴着這頂新帽子入朝，見到雍正謝恩的時候，雍正笑曰：“小心點兒，別弄髒了你的新帽子……”
第二個故事，說的是大臣王雲錦，晚上的時候和家人玩葉子牌，玩着玩着，忽然有一片葉子找不到了，找不到就算了……第二天上朝，雍正問他：“老王啊，昨晚上你幹啥了?”王雲錦回答：“沒幹啥，就是和家人玩牌……”雍正又問：“玩得開心嗎?”王雲錦說：“開始時挺開心的，可是後來有張牌怎麼找也找不到了。”這時候就見雍正慢慢地從袖子裏拿出張牌來，問道：“怎麼找不到呢?這張牌不是在這兒嗎?”
《郎潛紀聞三筆》上，也有一段故事：說的是天津撫部周人驥，是雍正丁未年的進士，他被朝中以禮部主事的身份派到四川掛職鍛鍊，眨眼工夫掛職了三年，要調回京師了，臨行的時候，他的僕人來跟他打招呼，說是自己要回京師。周人驥說：“你急什麼，再等兩天，我回京述職，帶你一起走。”那僕人卻道：“我也是回京述職的。”周人驥大詫：“先人闆闆，你龜兒子述個什麼職?”僕人笑道：“你娃還不知道呢?我原本是京中的祕密偵探，被派來跟在你身邊……幸好你沒惹我，否則的話……哼哼……”
《滿清外史》中，還有一段故事：這裏說的是一個內閣供事，姓藍，快到春節的時候，同事們都回家過年去了，只有姓藍的供事留下來值班。一個人橫豎無事，就弄了壺酒，對着月亮慢慢喝，這時候一個身材高大的男人走了進來，身上的衣服非常華麗，藍供事心裏說這傢伙會不會有什麼來頭呢……就急忙小心地迎上前去，請來人喝酒。來人欣然入座，一邊喝一邊問：“你是什麼官?”藍供事回答：“不是官，是個供事……勤雜員的意思。”對方又問：“那你都供什麼事呢?”藍供事回答：“也就是收收報紙，發發文件……”對方又問：“這大過年的，別人都回家了，你怎麼一個人待在這裏?”藍供事回答：“正因爲別人都走了，我才得留下來，這萬一要是有什麼事的話……”對方又問：“那你天天在這裏收收發發，有什麼意思呢?”藍供事回答：“有，有意思，熬到最後，可以弄一個小官來乾乾……”對方又問：“那你想當個啥官呢?”藍供事回答：“最好能當上一個廣東的河泊所官，那就太美了。”對方不明白：“當個管理河泊的小官，這有什麼意思?”藍供事回答說：“這你就不知道了，別看這個官小，可是送禮的人多啊……”對方哈哈大笑，起身離去了。
第二天，雍正上朝，就問大臣：“聽說廣東有河泊所官，是真的嗎?”百官回答：“是真的，確實有這麼個官，官不大，油水挺足……”雍正又問：“聽說內閣有個姓藍的供事，真有這麼個人嗎?”百官回答：“是有這麼個人，吃啥啥不剩，幹啥啥不行……”就聽雍正吩咐道：“傳旨，任命藍供事爲廣東河泊所官，欽此，謝恩。”
藍供事突逢這種好事，驚得嘴巴都合不攏，才知道昨夜與他聊天的人，竟然是雍正派出來的祕密偵探。
還有一個更有趣的故事，這個故事卻是載入正史的：曾經有一個御史，態度堅決地反對某項提案。第一次反對，雍正沒理他;第二次反對，雍正裝沒看見;到了第三次，雍正終於批覆了：你沽名釣譽，騙取名聲，騙三次就差不多了，再這麼搞下去，信不信我把你腦袋切下來……“爾欲沽名，三摺足矣。若再瑣瀆，必殺爾。”
那麼這個御史，用來沽名釣譽的是什麼事情呢?原來，這個御史是個同性戀，他深深地愛上了一名男演員，然而情天恨海，棒打鴛鴦，男演員竟然被選入南府當差，從男演員晉升爲警衛員了。此一去，可謂侯門深似海，從此蕭郎是路人……御史無法承受這種生離的折磨，就憤然上疏，反對將此男演員選入公務員隊伍……這事，早已被雍正知道得清清楚楚，所以他在後面又加了一個批註：“這就好比狗正在咬一塊骨頭，忽然被人搶走了，你當然怒火攻心了……”
從正史到坊間傳言，都確鑿無疑地證明了一件事：雍正使用了一支隱祕的偵探力量，對朝中的大臣們進行二十四小時貼身跟蹤。但有關這支密探隊伍的行蹤，我們沒有在大內的宮廷檔案上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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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十爲於”說
雍正矯詔篡位“改十爲於”，是清史中最廣爲人知的故事之一。它說的是：“聖祖皇帝(指康熙帝)原傳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指雍正帝)將十字改爲於字。”雍正非法繼位之傳言，以此最具代表性，但很遺憾，早就被爭辯對手輕而易舉地駁倒了。今天我們舊話重提，無意發起又一輪爭辯，而是想借此探討一下，“道理”與“實際”之間，有時會有怎樣的背離。
“於”還是“於”？
辯駁“改十爲於”不成立的第一條理由是：“於”字在當時應寫成繁體的“於”，“改十爲於”的說法本身就不能成立。從“道理”上看，這不可謂不充分。“改十爲於”內中之義，無疑是篡改康熙帝的遺詔，那能不能換個問法：康熙帝到底使用“於”還是“於”呢？康熙帝確實使用“於”字，下面是一個例子，在江西巡撫郎廷極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所上奏摺中，康熙帝有親筆硃批：“凡地方大小事關於民情者，必須奏聞纔是。近來南方盜案頗多，不可不細心察訪。”
但康熙帝也寫“於”字的，他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蘇州織造李煦的奏摺上有硃批：“巡撫宋犖，朕南巡二次，謹慎小心，特賜御草書扇二柄。賜李煦扇一柄。爾即傳於宋犖，不用寫本謝恩，以後有奏之事，密摺交與爾奏。”應該用“於”的地方，卻分明寫成了“於”。還有“與爾”也是用的今天所謂的簡化字。那麼面對着這一不合理的“於”字，臣下如何反應？李煦將皇帝旨意傳達給身爲江寧巡撫的宋犖，宋犖上折謝恩，他在奏摺中重抄了上述部分硃批文字，值得注意的是，最後一句中的“與爾”兩字是用繁體字寫成，但“於”字並沒有使用繁體字的“於”。這充分表明，宋犖注意到了皇帝不符合“規範”的“於”字的寫法。
宋犖是以這種獨特的抄寫方式，質疑硃批的真實性和權威性嗎？根本不是。看看他對於兩把御賜書扇的態度就可以知道：“仰見我皇上詩兼風雅，書駕鐘王(指鍾繇、王羲之)，臣什襲珍藏，世世永寶。”他絲毫不懷疑不“規範”的帶“於”字硃批。其實，這“規範”只是我們今天的規範罷了，實在是替古人瞎操心。曾有人推測，康熙帝有可能寫“於”，現在終於“發現”了實例，一個足矣！我們能夠說，僅就“於”字而言，如果康熙帝真有遺詔，如果雍正帝真的將“傳位十四阿哥(或皇子)”，改爲“傳位於四阿哥(或皇子)”並公之於衆，那麼，臣下是不會以“一字之差”否認這份詔書的真實性和權威性的。因此，以清代詔書中“於”與“於”不能通用就直接否定“改十爲於”說，不能成立。
必須稱“皇四子”“皇十四子”嗎？
判定“改十爲於”不成立的第二條理由是，傳位詔書這樣的重要文件，清代必須用“皇四子”“皇十四子”此類書寫格式。若“改十爲於”，就成了“傳位皇於四子”(此時“於”的繁簡問題不再重要)，這在邏輯上根本講不通。“皇几子”格式的說法，有強有力的證據，如雍正帝所頒行的康熙帝遺詔中說：“雍親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還有道光帝的親筆祕密立儲詔書：“皇四子奕詝立爲皇太子，皇六子奕訢封爲親王。”以上這些原件具在，言之鑿鑿。但我們還是可以追問一句：那時必須要用“皇几子”的書寫格式嗎？
順治帝的傳位遺詔是這麼寫的：“朕子玄燁……即皇帝位”。康熙時的冊封，如康熙十四年(1675年)“授允礽以冊寶，立爲皇太子。”四十八年(1709年)復立太子允礽時，“允祉、胤禛、允祺俱著封爲親王”——這些重要文件都沒有用“皇几子”的格式。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去世，十六日頒行康熙帝遺詔，四天後即二十日頒行雍正帝登極詔書。登極詔書的原件迄今未見，《清世宗御製文集》收錄的版本說：“……惟我國家受天綏佑，聖祖、神宗肇造區夏，世祖章皇帝統一疆隅，我皇考大行皇帝臨御六十一年……二皇子弱齡建立，深爲聖慈鍾愛……”這裏的“二皇子”，指的是允祉。值得注意的是，《上諭內閣》所收該詔書如是寫道：“……惟我國家受天綏佑，太祖、太宗肇造區夏，世祖章皇帝統一疆隅，我皇考大行皇帝臨御六十一年……皇二子弱齡建立，深爲聖慈鍾愛……”
同一份詔書的不同抄錄版本，“二皇子”寫成了“皇二子”。何以如此呢？原來，十一月二十日的詔書，用“聖祖、神宗”指代皇帝先人，但是八天後即二十八日雍正君臣議定康熙帝的廟號爲“聖祖”。如此一來，詔書中既有“聖祖”，又有“皇考大行皇帝”，後人看了肯定會莫名其妙，以爲說的都是康熙帝。後來雍正君臣在編纂以往上諭時，對此做了必要的改動，改用“太祖、太宗”指代先人，同時也將“二皇子”改爲“皇二子”。乾隆時篡修《清世宗實錄》採用的是改動後的詔書，也成爲了最常見、通用的版本。康熙帝傳位遺詔和雍正帝登極詔書，都是最重要的文件，且前後相繼頒佈，上述書寫格式的不一致，充分說明了康熙帝傳位之際，“皇子”的書寫並無固定格式。冊封、傳位等正式文件中“皇几子”格式用法，應是雍正以後才確定的。
也正是因爲當時沒有固定的稱呼格式，纔會有更多的傳言。朝鮮人記載說：康熙帝在暢春苑臨終時召閣老馬齊言曰：“第四子雍親王胤禛最賢，我死後立爲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氣象，必封爲太子。”後來索性有了矯詔篡位的另一種版本：改“十”爲“第”。民國時期天嘏所著的野史《滿清外史》說：康熙帝彌留時，手書遺詔曰：“朕十四皇子，即纘承大統。”雍正帝改“十”字爲“第”字。以“皇几子”的書寫格式爲據，反對“改十爲於”說，實際上是受到了後世官方文件書寫的影響，以此作爲判定較早期的康熙帝傳位書寫的標準，這是時空倒置，不足爲憑。
是書面遺詔，還是臨終遺言？
第三種反對意見認爲，遺詔這麼重要的文件，康熙時不可能只有漢文，也須有滿文，或首先應是滿文；即便漢文改了，滿文的內容也難以篡改，絕不像改漢字“十”爲“於”那麼簡單。對於“改十爲於”說，此乃釜底抽薪的一擊。問題複雜，無法細辯，只是想指出，此說法同上面的一樣，都過於講求“道理”，而忘了“實際”。反對“改十爲於”矯詔篡立說的，恰恰與他們的論敵有一共同的前提，即認爲確實存在康熙帝的遺詔。這裏所說的遺詔不是指前面引述過的，雍正帝即位後公之於天下的康熙帝遺詔(此遺詔是在康熙帝去世後製作的)，而是指康熙帝臨終前的遺詔，且它必須是書面遺詔，否則何談篡改？
但真有這樣一份遺詔嗎？雍正帝第一次談到他繼位的情況，是在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祕密立儲之時。他說得很簡單：“我聖祖皇帝……去年十一月十三日，倉促之間，一言而定大計。”在“倉促”“一言”的氛圍中，分明不會有什麼書面遺詔。第二年，雍正帝又說：“前歲十一月十三日，皇考始下旨意，……皇考陟天之後，方宣旨於朕。”到了雍正五年他又說：“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兄弟及隆科多入見。面降諭旨以大統付朕。”直到雍正七年，他在親自頒行的《大義覺迷錄》一書中爲自己繼位辯解時，還是如此立場，那就是：康熙帝只有“末命”，也就是臨終遺言，是口頭遺詔，而沒有書面遺詔。
這不是偏聽雍正帝一面之詞。隆科多曾自言：“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時。”對於這句話的意思，後世衆說不一，但沒有人否認隆科多是康熙帝臨終皇位授受的見證人。“白帝城受命”與上面雍正帝所說的場景一致，都在表明了康熙帝傳位，只有臨終遺言，沒有書面遺詔。“改十爲於”只是謠言，乃爭奪皇位失勢的皇子身邊的太監所編造，目的在於泄私忿。而歷來此說的反駁者自信“道理”在握，但未曾想到自己與被反駁者一樣，從一開始就遠離了“實際”，因爲沒有書面遺詔，那些關於詔書的種種“道理”，統統都無從談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