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2月24日，亞歷山德拉去世。朱可夫深受觸動。儘管時常爲了她的出軌而爭吵不休，但他對在內戰時期相遇的曾任教師的前妻仍然是有感情的。
從個人層面上來講，爲出版《回憶錄》所進行的戰鬥期間，他也飽受着痛苦。1967年12月初，即亞歷山德拉去世之前幾天，加琳娜也診斷出得了乳腺癌。當時最好的專家布洛欣立刻就給她做了手術，但他告訴朱可夫癌細胞已經轉移。布洛欣對他說，加琳娜只有五年時間的生存期。數天後，元帥發生了腦溢血。全身癱瘓，幾乎沒法說話。朱可夫最後一次婚姻的女兒瑪麗亞•朱可娃說：“當爸爸命懸一線的時候，媽媽走出了絕望的一步。經過艱難的手術之後，她還不到40歲，便成了殘廢，身體虛弱，臉色蒼白，但剛能站立，她就去醫院看爸爸了。她積蓄最後的力量，想要告訴他自己幾乎已經痊癒了。她就是想通過這種方式來給他鼓勁。她瀕臨死亡，卻仍想爲他注入生命。”格奧爾基•康斯坦丁諾維奇的鋼鐵般意志又最後一次起了作用。儘管疼痛劇烈，他仍鼓足力氣加快肢體恢復的訓練。年底，事情有了好轉，雖然腿腳仍不靈便，說話也是磕磕絆絆——後來就一直沒恢復過來——而且，頭痛也讓他日日夜夜不得安生。書的出版使元帥重新拾起了勇氣。照埃拉的說法，他每天都會收到一袋袋讀者來信，還有人對他說圖書館前面排起了長隊，都想讀他的書。他的表弟米哈伊爾•皮利辛說：“他沒法獨自走路，我們就必須齊心協力，帶他到遊廊上去。……我們讓格奧爾基坐到輪椅上，陪他在花園裏散步。……沒多久，他就決定不用輪椅，要我陪他走路。他抓着我的左手，右手拄着柺杖，我們就這樣走上三五分鐘。每天，我們都會增加一兩分鐘的散步時間。他對我說：‘我很快就會恢復過來，到時候我們就一起去釣魚。’但他沒有實現夢想，疾病再也沒放過他。”
1971年3月，第二十四屆共產黨代表大會召開。朱可夫當選爲代表。他特別激動，因爲這就是事實上的“平反”，爲此他還滿懷激情地做了準備。但新的軍裝沒做成。大會召開前幾天，勃列日涅夫致電加琳娜，對她說元帥應該待在家裏，能當選代表已經可以了。爲了確保朱可夫不出現在黨代會上，又不至於給他造成陰影，勃列日涅夫派巴格拉米揚去了他家裏。但這種羞辱很難忍受。
他那已成殘廢的妻子正被癌症吞噬，朱可夫的生活也只能侷限於索斯諾夫卡的別墅和療養院裏。1972年，加琳娜和瑪麗亞前往裏加灣畔度假。她給自己丈夫去信：“這兒有些人把我當作你女兒，瑪莎被當作你的孫女。但我很自豪地對他們說我是你的妻子，瑪莎是我們的女兒。”1973年11月，格奧爾基給她寫信道：“我只有一個希望，那就是我們還能過上燦爛幸福的日子。”加琳娜回信道：“格奧爾基，我親愛的寶貝！我仍然一如既往地愛着你。我要變得更強壯，要戰鬥下去，我希望還能和你一起在我們家裏過上幸福的日子。”加琳娜逝世於1973年11月13日。“這讓我再也活不下去了。”朱可夫對女兒說。在巴格拉米揚和費久寧斯基這些老同志的幫助下，他去參加了葬禮，但他已沒有力氣陪自己的心上人去墓地。正是由於悲傷過度，1974年5月30日，他陷入了昏迷。他被轉入了格拉諾夫斯基街上的醫院裏。1974年6月18日，他就這樣在無知無覺中去世了。
朱可夫葬禮那天，兩年前被驅逐出蘇聯的著名猶太詩人、未來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約瑟夫•布羅茨基正在鹿特丹蔘加國際詩歌節。他立刻就寫下了這首詩，《朱可夫之死》：
我看見喧鬧的隊列凝固不動
架上的棺槨，馬的臀部。
風並沒有爲這裏帶來
嚎啕的軍號聲。
我看見屍骨上綴滿勳章：
朱可夫步入死亡。
前方的戰士倒在無數牆根前，
雖然他的劍沒有敵人的鋒利，
伏爾加河平原上調兵遣將的轟鳴聲
令人想起漢尼拔。
他悄無聲息、倍感羞辱地結束了生命，
就像貝里薩里奧斯或龐培。
多少士兵的鮮血拋灑在異國的土地上！
他又是否爲此感到悲痛？
他是否還能回憶起那些
平民死在白色被褥的牀上？徹底遺忘。
若在地獄相見，他會如何回答？
“我當時在打仗。”
出於正義，他再也不會將
右手投入戰鬥。
快睡吧！俄羅斯歷史的一頁已足以讓
逃入異國都城裏的人
勇氣陡增
回家時腹中卻又滿懷恐懼。
元帥！貪婪的列特河將把你吞噬
連同你的靴子和話語。
但仍請接受吧——那微不足道的冥幣，
祖國的拯救者，這些話我會大聲說出。
敲擊吧，戰鼓。短笛，快快吹奏。
笛聲高亢，好似灰雀啾鳴。
布羅茨基的朋友們都震驚不已，覺得不可思議，故而向他提出了許多問題。這首詩是獻給斯大林的元帥嗎？寫這樣一首詩確實顯得奇怪，畢竟作者是個異見人士，不僅對蘇聯絕無好感，而且聲稱對任何類型的政治都毫不信任，根本不願與官方有任何妥協，這樣一位詩人到那時爲止，只爲伊麗莎白時期的詩人約翰•鄧恩、二戰期間拒服兵役且慘遭罵名的詩人羅伯特•洛威爾寫過作品。爲什麼會將朱可夫也添入了這個精挑細選的名單中呢？約瑟夫•布羅茨基對所羅門•沃爾科夫的回答一語中的：“爲什麼？因爲我們中的許多人多虧了朱可夫纔有幸活到今天。”
元帥逝世的次日，他的訃告便由中央委員會兩個部的祕書呈報給了政治局。經一致通過的訃告刊登在了《真理報》上，用501個商定好的字乾巴巴地追溯了朱可夫的一生。訃告的結尾處是蘇聯的新套話：“蘇聯人民的心將永遠保留着格奧爾基•康斯坦丁諾維奇•朱可夫的光輝回憶，他是列寧主義的黨的忠誠的兒子，是勇敢的戰士，傑出的統帥。”由相同部門擬定的一份備忘錄精確地規定了國葬舉辦的方方面面細節，但未提及朱可夫兩位長女的意願。他的屍骨被陳列在了紅軍廳內，而非工會廳內，後者通常是國家要人的臨時祭壇。前來觀瞻的人羣沉默不語地擠在棺槨前。警察遵守勃列日涅夫親自下達的命令，嚴格限制着人流和花束的數量，顯然，勃列日涅夫完全不希望散發着異端氣息的元帥在此受到太多的愛戴。
6月21日，遺體在頓斯科伊公墓的殯葬場火化。骨灰被封存於克里姆林宮的紅磚牆內，這是所有蘇聯領導人的慣例。朱可夫周圍安眠着其他老同志的骨灰：特里安達菲洛夫（死於1931年）、沙波什尼科夫（1945年）、托爾布欣（1949年）、馬林諾夫斯基（1967年）、羅科索夫斯基（1968年）、索科洛夫斯基（1968年）、沃羅諾夫（1968年）、梅列茨科夫（1968年）、鐵木辛哥（1970年）、葉廖緬科（1970年）、扎哈羅夫（1972年）。科涅夫先於他一年去世，華西列夫斯基晚他於一年去世，他是最後一位，至此，所有的著名將領均已謝世。國防部長格列齊科元帥、空軍元帥魯登科、莫斯科黨委第二書記、卡盧加工廠的鎖匠，民主德國國防部副部長霍斯特•施特希巴赫少將分別在紅場上作了告別演說。我們後來將會得知1943至1945年施特希巴赫曾是納粹黨的黨員，實在是歷史的諷刺。演說不僅僅是些陳詞套話。五位演說者強調了朱可夫的部隊在“偉大的十月”和“列寧主義的黨”內所起的作用。爲了永遠懷念他，防空部隊的一所軍事學院（我們不知道爲什麼是防空部隊）、莫斯科的一條路名、列寧格勒的一條路名，以及卡盧加州的一座集體農莊均以他的名字命名。此外，毗鄰斯特列爾科夫卡的烏高茲基•扎沃德村也被更名爲朱可夫村，基輔軍區參謀部也設立了一塊紀念牌匾。這些榮譽與對其他元帥的紀念沒什麼兩樣。
葬禮次日，兩個委員會——一個由中央委員會指任，另一個由國防部設立——全體來到了索斯諾夫卡的別墅。它們前來徵用元帥的檔案。那究竟該由誰來徵用呢？兩個委員會各自取出令狀，結果，軍事委員會在黨的代表面前偃旗息鼓了。拿來的文件中有朱可夫《斯大林死後》的手稿，這篇文章據認很危險，最終得等到蘇聯解體以後才得以發表。其餘私人檔案都被封存起來，存入了中央委員會的總務部內。
在他去世的1974年到蘇聯解體的1991年間，朱可夫聲譽日隆。他去世之後幾個星期，《回憶錄》第2版——增加了內容——即進入了書店，並再次暢銷。讀者也都很清楚這本書被審查官改寫過，但仍然成爲衛國戰爭方面最受歡迎的著作，甚至是蘇聯最廣爲閱讀的書。經計算，平均隔18個月就會出一次新版，累計銷量達數百萬本。1974—1991年也是共產黨意識形態衰落的時期，日益被1945年反法西斯勝利的歌頌聲所取代，更確切地說，是黨在操控人們對這場史無前例的創傷性事件所維繫的情感。我們已經發現，對衛國戰爭的膜拜是1965年勃列日涅夫的手筆，時逢勝利20週年紀念，慶祝之盛聞所未聞。5月9日宣佈放假一天，慶祝活動成爲蘇聯日程上最重要的節慶，位列11月7日（1917年十月革命）和5月1日（勞動節）之前。全國各地成立了許多退伍軍人組織，均得到了物質上的資助（特別通行證、優先乘坐交通工具等），且擁有重要的象徵意義，成爲蘇聯政體最後的支柱之一。國家調動了教育界、文學界、藝術界和影視界，毫無節制地慶賀勝利，緬懷犧牲者。名副其實的對亡者的膜拜終於組織起來了。有聖地（12座英雄城）、偶像（基輔和斯大林格勒-伏爾加格勒的巨大勝利）、聖徒（亞歷山大•馬特洛索夫、卓婭•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遺物（國會大廈上的旗幟，官方指定爲聖物中的聖物）、夜間音樂會、遊行、頌歌（《神聖的戰爭》）、長明火。黨爲10至15歲的兒童和青少年先鋒隊員組織了愛國主義夏令營，他們穿統一服裝，高舉着旗幟參加軍事比賽，其中，扎爾尼查（“夏日閃電”）夏令營最爲著名，直至今天，仍活躍在俄羅斯的大地上。
在勃列日涅夫所操控的這一意識形態的轉變過程中，斯大林又成了反法西斯勝利的建築師。人們有時會稱朱可夫爲“斯大林的影子”、“斯大林的元帥”，這種名號遂而又得以東山再起。我們發現這兩人出現在了《解放》一片中，這部電影史詩共分五部（放映於1969至1972年間），數千萬蘇聯人都看過這部電影。每當出現斯大林和朱可夫時，觀衆就會鼓掌。《解放》一片的導演尤里•奧澤洛夫將會成爲朱可夫廣受愛戴的主要傳播者。他希望元帥能擔任他的顧問。國防部長格列齊科和政治指導部部長葉皮雪夫拒絕了這個請求，強行推薦了葉廖緬科。不過，朱可夫仍然以非官方身份給導演提了些建議。1995年，鮑里斯•葉利欽任命這位奧澤洛夫爲反法西斯勝利50週年拍攝影片《偉大統帥格奧爾基•朱可夫》。1969至1995年間，奧澤洛夫拍攝了好幾部講述衛國戰爭的電視劇，這些電視劇在所有頻道上反覆播放，播放的次數可以說難以計數。朱可夫在片中一直是主要角色。那個時代俄羅斯最著名的演員米哈伊爾•烏里揚諾夫詮釋了元帥這個角色，所以不可能會損害他廣受愛戴的程度。那朱可夫在影片中的形象是什麼樣的呢？和他的主人一樣，專斷，強硬，無情，粗暴；但也是個英勇無畏的將領，有時唯有他能頂撞、反駁斯大林，而且無論付出多少代價，總是能贏得勝利。奧澤洛夫影片中的朱可夫是一個具有俄羅斯永恆特徵的人，是講話簡單、性情直率的莊稼漢，每個俄羅斯人都能從中認出自己。
1980年代末，朱可夫的大名與斯大林的名字變得日益不可分割。這兩人成了反法西斯勝利的守護神。1991年蘇聯的解體導致新一波對斯大林和蘇聯政體所犯罪行的揭批狂潮。斯大林和朱可夫從此分道揚鑣。朱可夫被“去蘇維埃化”，再次獨自擔當起“勝利建築師”的角色。他獲得了泛俄羅斯國家象徵的地位，直至今日仍擁有這個冠冕。不過，蘇聯解體對他並非沒有影響。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人數極少，但在西方可以聽見這種聲音——認爲他和斯大林是一丘之貉。對這個圈子裏的人而言，元帥就是英雄的對立面。他的位置被羅科索夫斯基取而代之，因爲這位“優秀的”元帥曾被斯大林投入過監獄。在鮑里斯•索科洛夫所寫的朱可夫和羅科索夫斯基的傳記中就能見到這一點，甚至還有點醜化。無論在哪個方面，一人總歸是正面角色，另一人總歸是反面角色。羅科索夫斯基指揮軍隊時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上，而朱可夫則只會威脅。羅科索夫斯基對每一位士兵的生命都很愛惜，而對朱可夫來說，他們只不過是炮灰。俄-波血統的羅科索夫斯基仗打得很漂亮，因精通軍事技藝而贏得勝利，而蘇聯的矮胖子英雄卻只會正面進攻，毫無想象力。羅科索夫斯基從德國只帶回了一臺收音機和一支獵槍，而朱可夫則裝了滿滿一火車戰利品……這種對立又被西方的史學家再三放大。不得不提的是朱可夫仗打得都很出色，儘管他的戰鬥風格樸素、簡單，但都極其有效。從鎮壓的角度或戰鬥損失過大的角度來將他與羅科索夫斯基相比，是說不通的。關於後面一點，統計資料根本無法佐證兩人之間相差太大這一說法。至於鎮壓，朱可夫槍斃士兵的做法基本上都集中在1941年，當時所有的事情都扛在了他的肩上，而羅科索夫斯基只不過是50名集團軍司令中的一員而已。
從歷史回憶的角度來將羅科索夫斯基和朱可夫相比則更缺乏說服力。前者只會出現于軍事歷史的書本上，他也再未從書本里出來過。而朱可夫卻仍然活在俄羅斯人的心裏。他的形象並未失色。所以，照此來說，他死後40年，仍繼續在爲莫斯科的現行政府服務。1990年代中期，對葉利欽總統的團隊所實行的改革普遍抱有的不滿情緒致使總統的受歡迎程度跌至冰點。爲了在民意調查中保持領先地位，他設立了一個委員會，專門負責思考如何修補因社會四分五裂而四散的國家凝聚力。該委員會並不用苦思良久，因爲反法西斯勝利50週年紀念日正好送上門來。所以，這一切表明對無數俄羅人來說，這場“偉大的勝利”以前是，而且今後仍將是唯一的正面象徵，它不僅是蘇聯時代的正面象徵，還是他們國家整個歷史上的正面象徵。因此，1994年2月，鮑里斯•葉利欽在聖彼得堡宣佈爲慶祝勝利50週年，將在紅場矗立朱可夫紀念碑。文化部長和許多藝術家反對在這個全民共享的歷史場所豎立現代風格的作品。這個問題使俄羅斯人紛爭不斷，報刊也在連篇累牘地報道這事。兩百多位作家，反自由主義的，親共產主義的，最常見的是超正統主義的，以瓦連京•拉斯普金爲首，聯名給總統、政府首腦和莫斯科市長寫了一封信。他們在信中懇請將朱可夫紀念碑豎立在“俄羅斯聖地中的聖地、俄羅斯四通八達的交匯之地、俄羅斯所有時期與時代的中心紅場上”！他們爭辯道，1941年俄羅斯拯救者的紀念碑爲什麼就沒有權利同1612年在反抗波蘭的戰爭中拯救了俄羅斯的米寧和波扎爾斯基的紀念碑共處一地呢？最終，莫斯科市市長尤里•盧日科夫決定去信徵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費德里科•馬約爾，後者則請求俄羅斯當局切勿在紅場上豎立紀念碑。1995年1月21日的法令正式通告了豎立雕像的確切位置：在馴馬場廣場上，歷史博物館的對面，雕像的正面則正好面對紅場。
1995年4月19日，杜馬設立了朱可夫獎金，獎勵“在軍事科學、軍事創新和描繪衛國戰爭的文學藝術創新領域內作出突出貢獻的人士”。同日，模仿青年十月組織，還設立了青年朱可夫組織。5月6日，朱可夫博物館在斯特列爾科夫卡附近的朱可夫鎮上開門迎客。在曾名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葉卡捷琳堡的公共廣場上豎立起了一尊元帥紀念像。在慶祝反法西斯勝利週年紀念日的前夜，葉利欽爲數百名衛國戰爭時期的老兵頒發了朱可夫勳章——該獎項由葉利欽設立於1994年5月9日——並在克里姆林宮最莊嚴肅穆的大廳內爲他們舉辦了宴會。5月8日，朱可夫紀念像矗立在了馴馬場廣場上。高達11米的雕像由雕刻家維亞切斯拉夫•克雷科夫創作，展現了1945年6月24日勝利大閱兵儀式上元帥騎於庫米爾馬上的形象。
1995年5月9日，閱兵儀式在兩個地方鋪陳而開：與往常一樣，一個就在紅場，另一個在崇敬山，那兒清出了一大塊場地用於紀念衛國戰爭。主閱兵儀式是由老兵戈沃洛夫集團軍的將軍、戈沃洛夫元帥的兒子指揮。退伍老兵們雖然身着平民服裝，但胸前掛滿勳章，手挽着手列隊經過，老兵們的形象標榜了勇武的精神，並在此時此刻彰顯了全國人民萬衆一心的意志。我們第一次看見主席臺上坐着西方國家的領導人，爲首的是比爾•克林頓，俄羅斯媒體不無苦澀地說十年前，里根總統命令駐蘇大使抵制蘇聯的慶典，並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比特堡公墓內黨衛隊的陵墓前沉思良久。
弗拉基米爾•普京登上權力寶座時，也重新復活了蘇聯的兩個象徵符號，即軍隊的紅旗和1944年由斯大林創作的國歌。再次引入了這兩個象徵符號之後，更對這位格魯吉亞人的歷史地位重新作出了評價，擡高了其地位。和葉利欽一樣，普京通過召喚對衛國戰爭的回憶，打通了蘇聯人對艱難時刻的記憶。因車臣戰爭之故，普京好幾次遭到恐怖主義者的刺殺，他有一句口號流傳甚廣：“1945年，我們倖存了下來，現在我們還將倖存下去。”2005年5月9日的閱兵式也成了具有象徵意義的慶典儀式，突出了人民和國家衆志成城的精神。青年普京組織“納什”分發了2000萬條綬帶，上印口號“如果你還記得，請披上綬帶！”“我還記得。我爲此自豪！”“感謝祖父贏得了勝利！”“我們都是衛國戰爭的繼承人！”2012年5月9日慶典期間，國家組織了賽車會，汽車上插着蘇聯的各色旗幟、俄羅斯三色旗和……普京所在黨的黨旗。車身上印有“打到柏林去！”“謝謝爺爺贏得了勝利！”或乾脆印上“T-34”的字樣。
蘇聯解體後過了20年，俄羅斯重新界定國家身份的任務仍未完成。如今，俄羅斯對東正教的青睞似乎要強於衛國戰爭——確實，這種凱撒教皇主義如今已成了俄羅斯當局的傳統應用模式。有可能，今後對朱可夫的回憶就會直接與對衛國戰爭的回憶緊密相連。比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更可怕的是消費主義，新的一代更喜歡的是消費主義，而非國家的宣傳。“這場戰爭是我們最後的聖潔之所。如果對他的記憶消散殆盡，那還會剩下什麼呢？”這是2001年一名學生寫下的文字。俄羅斯內部就朱可夫雕像一事所作的爭論並未平息。元帥以前無古人的摧枯拉朽之勢拯救了俄羅斯。在摧毀希特勒的勢力範圍的同時，他也同時拯救了歐洲。這一雙重的榮譽稱號，俄羅斯人是根本不會放手的，而不管第三個稱號——拯救了斯大林政權——的最終命運會是什麼。巨大的犧牲不可能輕易地離開歷史的舞臺，尤其是當這些犧牲在歷史上的規模堪稱駭人聽聞之時，就更是如此了。朱可夫是人民困擾迷惑的心中唯一堅實的象徵，所以，在今後很長一段時間內，他仍將是最生氣勃勃的偉大的二戰統帥。
《朱可夫——打敗希特勒的人》，上海文藝出版社2015年8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