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對文明史的定義必須具備三大要素： 國家形式的出現、使用文字、青銅器的應用。這三點都是基於考古學的實物證實，文獻記載不能作爲憑證。
從這個標準去看，中華文明出現得較晚，特別是在殷墟還沒有挖掘出來時，西方連商朝都不承認，中華文明時只能從周開始算起，只存在短短的3000年。
相比於6000年兩河文明，5000年埃及文明，4000年印度文明，華夏文明最爲年輕。
文明似乎總是從發達的地區往原始的地區傳播，由此看來，華夏文明是從西方傳播而來的，似乎成了天經地義的事。
17世紀，德國耶穌會士柯切爾，根據中文與埃及象形文字的相似性，論述中國人是埃及人的後裔。
18世紀，法國漢學家德經認爲，中國的文字、法律、政體、君主，甚至於政府中大臣及整個帝國均源自埃及，而所謂中國上古史即埃及史。
19世紀，法裔英國人拉克佩裏出版《中國古文明西源說》一書，以當年考古成果爲基礎，根據天文曆法、科技發明、語言文字、政治制度、歷史傳說的相似性提出，中國文明源於兩河流域的古巴比倫文明，漢族於前2200年左右從西亞遷入中原。
20世紀，中國史學界“古史辯派”對上古史提出了質疑，把上古史歸於神話和傳說類。
郭沫若在《青銅時代》中指出：“十二辰本來是黃道周天的十二宮，是由古代巴比倫傳來的”。
到了當代，分子遺傳學盛行後，提出了現代人的祖先是從東非大陸走向全球的觀點。既然人類本身同源，那麼人類文明同源論也成了順理成章的事。
近年來，國內很多學者寫了很多文章，出了很多書，從文字、文物、文獻等各個方面論述華夏文明與古埃及、巴比倫文明的共同之處。
當然，中華文明西來說的學者當中也存在各種分歧，有的認爲夏朝在巴比倫，有的認爲夏朝在古埃及，可謂衆說紛紜。
爲了證明華夏文明起源於本土，國家在1996年啓動“夏商周斷代工程”大型科研項目，2003年又啓動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項目，旨在用實物來證明中華文明是原生文明，並非外來文明。
隨着良渚遺址、石峁古城、凌家灘遺址、陶寺遺址、二里頭遺址的考古挖掘，提出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兼容幷蓄、綿延不斷”的總體特徵。
良渚遺址已經在申遺了，如果申遺成功，那麼，中華文明5000年文明史就得到了國際的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