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中國是個男權社會，強調男尊女卑，表現在政治領域中便是男性一統江湖，女性則基本被排除在外。
這一傳統由來已久，早在西周時期便已存在。武王伐紂時的戰前演講稿《尚書·牧誓》中提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翻譯過來便是，母雞打了鳴，則意味着家要衰敗。
這是當時流傳已久的俗語，周武王用來指責紂王因爲寵信妲己而亂天下一事。這種對女性的污名化其後一再重複上演。
網絡配圖
在中國的政治語境中，文人政客常常把亡國之禍推到一個女人身上—所謂婦人與政亂之本也，這不僅表現在歷史著作與文藝作品中，還表現在政治制度的設置上。
最早明文禁止後宮干政的是曹魏政權。曹丕稱帝后，規定臣子不能向太后奏事，後族也不許輔政。到了北魏，爲了防止母后干政情形出現，甚至出現了立子而殺母的“潛規則”。
其後，宋朝有不許后妃干政的“祖宗家法”。朱元璋建立明朝後，曾命翰林院撰修“女戒”，嚴禁后妃干政，並令工部製造紅牌，鐫刻“戒諭女後之辭”懸掛宮中。清初依循明制，仍禁太后干政。
然而，實際上，后妃干政—主要表現爲太后干政—的情況，兩千年來卻一直存在。
太后主政的記載，較早的是戰國時期的秦宣太后，到了西漢時期有呂后、竇太后、王太后等，東漢與宋更是太后攝政最爲頻繁的時期。東漢相繼有六位太后臨朝稱制，其中和帝的鄧皇后執政達十五年之久 。本文爲本站原創，未經本站官方允許不得以任何形式轉載。
宋代先後也有八位太后垂簾聽政，如真宗劉皇后、泣宗曹皇后、英宗高皇后、神宗向皇后 、哲宗孟皇后 、高宗吳皇后 、寧宗楊皇后 、理宗謝皇后。其他的還有，唐代的武則天、清代的孝莊與慈禧等等。
爲什麼傳統中國一再發生太后主政的情況?
原因有三條：
第一，制度安排。
從詞源上看，“後”最初和“王”、“帝”等一樣，都是對上古君王、天子的一種稱呼，比如《山海經》中，稱呼夏朝的開國君王啓爲夏後開(即夏後啓)。只是隨着時間推移，“後”才成了皇室正室配偶的專稱，但它原有的詞意並沒有完全消散。
網絡配圖
《白虎通·嫁娶》裏說，“天子之妃曰後……後，君也。天下尊之，故謂之後。 ”又說，稱天子之妃爲後是要“明海內之小君也”，東漢鄧太后在臨朝聽政時也說自己“德不足以充小君之選”。
可見，皇后爲“小君”的說法是一種共識。
《後漢書·皇后紀》有言，“後，正位宮闈，同體天王。 ”隨後又引和帝稱讚鄧後的話說: “皇后之尊，與朕同體，承宗 廟，母天下，豈易哉?”
可知，從制度安排上講，皇后因爲是君主的配偶，而與君主“同體”，兩者同屬於“君”這一層級上，和君王一樣都是“天下之尊”。只不過皇后次於皇帝，是“小君”而已。
所以，從名分上講，皇后與大臣的關係也是君臣關係，其主政有潛在的合法性。本文爲本站原創，未經本站官方允許不得以任何形式轉載。
第二，家天下屬性。
自秦始皇廢除封建制度而建立中央集權的秦帝國後，中國徹底進入家天下的帝制時代，天下成了一家一姓的私有產權，於是國家被視爲私產，而國事被當成是皇帝及其家族的家事、私事。
於是，作爲家族成員的太后，對於自家的事自然有更多的發言權。
這樣，當前一代君主去世、繼位君主年幼時，作爲“天下之母”的母后就成了實際上的家長。基於家天下的精神，她對自己的“家事”擁有最高發言權，也是理所當然的。
與之相比，大臣畢竟是“外人”，在涉及皇室“家事”的時候，自然要尊重作爲“家裏人”的意見。
第三，孝道支撐。
網絡配圖
從西漢以來，歷代統治者就非常重視孝道，所謂“以孝治天下”。如在漢代，朝廷選拔官吏最重要的制度是察舉制，舉孝廉是其中的一項，這裏的孝廉是孝子廉吏的簡稱。也就是說，只要足夠孝順便有可能當官。
從字義上講，“孝”有兩層含義，一層是盡心侍奉父母，另一層是尊重、順從父母的意志，即孔子所說的“三年無改於父道，可謂孝也”。
正因如此，後人才把“孝”與“順”連在一起用，組成“孝順”一詞，才因此有了“母命難違”的說法。
人是人他媽生的，皇帝是皇帝他媽生的。無論皇帝如何被神化，他與父母之間的親情關係是無法磨滅的，皇帝也要孝順他的父母，因此在父親死後，身爲人子的皇帝尊重、順從他母親的發言權，是合情合理的。
綜上所述，身處男權時代，反對婦人干政是一種必然，然而另一方面，從孝道、制度安排等角度出發，太后干政又存在一定的合法性。
而且，當意外情況來臨時，如新帝年幼、皇帝突然重病不能臨朝、突然駕崩而無太子等等，客觀形勢又迫使太后不得不幹政。
於是，一方面婦人干政被不斷的譴責，另一方面太后攝政的事實又不絕如縷。本文爲本站原創，未經本站官方允許不得以任何形式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