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king?Nanking?Canton?Amoy?中國人看到這些地名，往往會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但是如果把它們的中文名寫出來，則人人都很熟悉：Peking就是北京，Nanking則是南京，Canton爲廣州，而看上去最怪的Amoy其實是廈門。
爲什麼這些地名的拼寫和漢語拼音差那麼大?諸如Peking之類的拼寫真是所謂帝國主義不尊重中國，用自己語言胡亂記音的產物嗎?這些地名是1958年漢語拼音普及前西方最常用的威妥瑪拼音的拼寫嗎?
威妥瑪拼音
其實，這些拼寫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威妥瑪拼寫。
所謂威妥瑪拼音，是1859年由英國人威妥瑪發明的用來拉丁化漢語的拼音系統。威妥瑪本名Thomas Wade，年輕時曾參與第一次鴉片戰爭，長期在中國活動讓他學會了漢語。1845年，他擔任香港最高法院的粵語翻譯。1852年，威妥瑪任英國駐上海副領事，從此主要和官話而非粵語打交道。在此後的官員生涯中，威妥瑪多次擔任英國高官的中文祕書，並最終於1871-1873年任英國駐華公使，並在1875年封爵。
威妥瑪除了是英國外交官外，也是一位漢學家。在外交工作之餘，他寫了數本中文教材以方便外國人學習中文。他先後出版了《語言自邇集》《文件自集》《漢字習寫法》等著作，而在這些書籍中，他使用的中文拉丁化的方案則是他在1859年出版的《北京字音表》中創制的。
威妥瑪拼音應用廣泛，很多早期翻譯中，對漢語專名的翻譯都使用威妥瑪拼音，如《莊子》。
《北京字音表》原名《The Peking Syllabary; being a collection of the characters representing the dialect of Peking; arranged after a new orthography in syllabic classes, according to the four tones. Designed to accompany the Hsin Ching Lu, or Book of Experiments》，該書中用拉丁字母標出了漢字在北京方言中的讀音。威妥瑪準確抓住了當時標準音由舊官話向北京方言轉移的歷史契機，加之其拼音相對科學系統，迎合了對學習中文有強烈需求的各路外國人，因此影響力迅速擴大。
1892年，英國人翟理斯修訂了威妥瑪拼音，對其進行了小幅改動。威妥瑪拼音徹底成熟，併成爲二十世紀早期最通行的漢語拉丁化系統之一。甚至可以說，現代漢語拼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參考了威妥瑪拼音制定而成的。兩套拼音方案在不少地方的處理方法上相當類似，如用ao表示“奧”，ch’表示“產”的聲母。
當然，作爲一種由西方人設計，主要目的是方便西方人學習和使用中文的拼音，威妥瑪拼音設計理念和主要爲中國人服務的漢語拼音截然不同，因此拼寫上也有相當重大的區別。
漢語大多數方言的兩套輔音都是清輔音，以送氣與否相區別。而歐洲語言的兩套輔音則以清濁對立爲常見。英語中清輔音一般伴隨送氣，中國人尚且容易分辨。但清濁對立不太伴隨送氣的法語，很多中國人就對此十分頭疼，法語中的cadeau和gâteau很多中國人聽來毫無區別。
同樣，歐洲人對送氣與否區分的敏感度也不高，因此他們分辨漢語拼音裏面的b/p、t/d、k/g往往也相當困難。在他們聽來，這些音因爲都是清輔音，都類似自己語言裏面的p t k。
威妥瑪拼音既然主要是給老外使用的，在這方面自然也是遷就老外。在這套拼音方案裏面，漢語的輔音不管送氣與否都是用同一個字母書寫，只是送氣輔音在字母后加個’以表示區別。如兵就是ping，而乒則是p’ing。
在其他方面，威妥瑪也多有遷就西方人習慣的做法，如漢語拼音中的zh ch sh/j q x實質上呈互補分佈，因此威妥瑪拼音對zh ch/j q不在聲母上區分這兩組音，均以ch ch’寫之。只是對sh/x，則以sh/hs的寫法區別。而對zhi chi shi zi ci si這幾個特別讓老外頭疼的音節，威妥瑪拼音也儘量通過特殊的拼寫予以提示，這幾個音在威妥瑪拼音中分別拼爲chih ch’ih shih tzu tz’u szu。
此外，威妥瑪拼音的時代，北京地區讀書人的語音和現代的北京話還是有一些小區別，所以威妥瑪中“哥”拼寫爲ko，而“刻”則拼寫爲k’ê。兩字韻母並不一樣。
只是，如果按照威妥瑪拼音來拼的話，北京是Peiching，南京是Nanching，廣州是Kuangchou，廈門是Hsiamên，和Peking、Nanking、Canton、Amoy差距甚大。這是因爲這些拼寫其實都是郵政式拼音。
郵政式拼音
所謂郵政式拼音，顧名思義是在郵政系統中使用。晚清中國在西洋的堅船利炮下被迫對外開放，大批西方人開始進入中國。他們需要進行通信，而如何把中國的地名以拉丁字母形式呈現則是個大問題。
高效運轉的郵政系統需要標準化的地名以方便進行分揀投遞。中國地名拉丁化當時並未統一。這個嚴重的問題使得郵政系統的主管大傷腦筋，對地名拉丁拼寫進行標準化勢在必行。1906年，在上海舉行的帝國郵電聯席會議要求對中國地名的拉丁字母拼寫法進行統一和規範。
理論上說，採用當時業已流行起來的威妥瑪拼音應該是不錯的選擇。不過，威妥瑪拼音在郵政系統中的應用卻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阻力之一來自於列強之間的爭鬥。當時中國郵政系統由法國人帛黎控制，威妥瑪拼音則是英國人制造的產品。其英語色彩極其濃厚，拼讀方面也相對照顧英語人羣。因此在法國人佔據主導地位的郵政系統中不受歡迎。
不過，當時郵政系統附屬於海關，海關的頭面人物則是英國人赫德，只可惜他雖然是英國人，卻並不待見威妥瑪拼音。
地名標準化對郵政系統至關重要，標準地圖也是其中一環。
赫德在漢語拉丁化方面是個狂熱的本地化支持者。他認爲威妥瑪拼音拼寫的是北京音，用北京音來拼寫各地方的地名相當不合適。在1906年之前，他就三令五申要求郵政官員遞交地名拉丁化拼寫時不要採用威妥瑪拼音，而應該採用當地方言。
在不支持威妥瑪拼音的法國人和他們特立獨行的英國老大赫德的共同作用下，郵政式拼音應運而生了。
雖然威妥瑪拼音表面上如此不受待見，但其實際上依舊是郵政式拼音的基礎，在全國大部分地區，郵政式拼音也並未採用當地方言拼寫，仍然使用官話。但是這個官話卻不是北京話。
明清兩代，南方士子使用的南系官話一向佔據了標準音的位置。到了清朝後期，雖然北京話的地位漸漸升高，但是中國人心目中的標準音並沒有突然就完全轉移到了北京話。以明朝早期南京地區方言爲基礎的舊官話仍保有相當地位。
巧合的是，威妥瑪拼音的改良者翟理斯漢學造詣深厚，除了改良拼寫北京話的威妥瑪拼音之外，他還創制了一套所謂“南京音節表”的漢字拉丁化系統。
所謂南京音節表系統，並非清朝末年南京地區的方言，而是反映了更加古老，在南京地區已經不復存在，但仍然作爲一個理想標準的官話讀音。這種官話分尖團，有入聲，存留有iai等韻母，頗爲類似崑曲清唱中所使用的南曲音，正是反映了明朝官話的特徵。
由於郵政式拼音的基礎是南京音節表，因此拼寫上比威妥瑪拼音保守得多，如青島拼爲Tsingtao，重慶拼爲Chungking，山西是Shansi，陝西是Shensi，鎮江是Chinkiang，天津是Tientsin，濟南是Tsinan，無錫是Wusih，承德是Chengteh。溫宿是Wensuh。尖團入聲俱全，甚至有“鎮”讀chin，“陝”讀shen這樣更老的特徵。
此外，郵政式拼音對威妥瑪拼音的外觀也進行了小小的調整，如音節中間的-u-和尾巴上的-u都改成了w。安國拼爲Ankwo，廣西拼爲Kwangsi，錦州則是Kinchow。
只不過，郵政式拼音的目的是方便郵政系統，並非讓人學習漢語。因此對於威妥瑪拼音中以’反映的輔音送氣與否的區分，郵政式拼音完全不加理會。以至於江蘇常州與福建漳州在郵政式拼音中完全不能區別，都是Changchow。
而對於南方，主要是閩粵地區的部分地名，郵政式拼音則確實實踐了赫德的理想，採用了當地方言。
廈門在郵政式拼音中拼爲Amoy即用了閩南語的讀音。同樣，廈門的外島金門則爲Quemoy，亦爲閩南話的讀音。有趣的是，現代廈門話中廈門讀E-mng，Amoy的讀音反倒和漳州話Ae-mui更加接近。廈門早期的方言記錄恰恰顯示，當時剛剛興起的廈門正存在類似漳州的讀法，只是廈門話音系穩定後這兩個字更加偏向泉州了。
而在廣東，採用方言讀音則更加系統，汕頭即拼爲Swatow，反映潮汕話的讀音。而大量的地名都採取廣州音或者客家音拼寫，如佛山是Fatshan，茂名是Mowming，梅州是Kaying(嘉應)，惠州是Fuichiu，韶關是Shiuchow，湛江是Tsamkong。
但是這些依然不能解釋爲什麼北京和廣州拼寫爲Peking和Canton。
Peking和Canton其實也屬於郵政式拼寫，它們應用了郵政式拼寫的一條原則——已經使用廣泛的傳統地名拼寫不予更改。
Peking很早就用來表示北京，這個拼寫並不是因爲洋人聽中國話聽訛了，而是因爲在明朝的官話中，北京和Peking的讀音確實很相似。只是英語中後來e的讀音自己發生了變化，因此變得更加不像了。而Canton則是來自早期西方人用“廣東”指代廣東省城廣州的習慣。作爲廣東地區歷來的首位城市，提到廣東即讓人明白所指廣州也可以理解。類似傳統拼寫還包括煙臺的Chefoo(芝罘)，蘇州的Soochow，福州的Foochow等。
郵政式拼寫雖然系統性不高，但由於其靈活易用，一度是中國地名最常見的轉寫，甚至早期一些出國的中國人，其姓名拼寫也與郵政式頗爲類似。如二戰期間挽救了接近100條生命的錢秀玲女士，其西文拼寫就爲Siou-Ling Tsien。
20世紀80年代後，伴隨漢語拼音逐漸成爲漢語拉丁化的標準默認方案，這些老拼寫也逐漸淡出市場。今天不少人對它們已經不再熟悉，甚至認爲這是西方人說不準中國話的產物，實在是對歷史的誤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