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馬史詩是《伊利亞特》與《奧德賽》的合稱，相傳是公元前九世紀一位叫荷馬的盲詩人所作。所有《荷馬史詩》的現代版本，都是法國貴族讓-巴普蒂斯特·加斯帕爾·德安西·德·維羅伊森版本的後裔。1788年，他在巴黎出版了有史以來最重要的印刷版的希臘文《伊利亞特》。10 年前他曾受開明的法國國王指派，到威尼斯小廣場上的聖馬可圖書館裏“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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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羅伊森爲自己所找到的東西狂喜不已，隨即給他遍及歐洲的朋友們寫信通告這一事情。是的，他的發現的確令人震驚：一部拜占庭版本的《伊利亞特》;它似乎出自公元2世紀亞歷山大港的學者們之手，他們在托勒密王朝在亞歷山大港的圖書館裏收集到很多材料，經過精心篩選之後編纂成了這本書。維羅伊森寫道，這本書是“germana et sincera lectio”，即“真實且純正的《伊利亞特》文本”。
維羅伊森認爲自己發現了某位名叫“荷馬”的詩人的作品真髓。但他卻未料到，他的發現反而會令自己的觀點受到反噬。18世紀時，有一種觀點已經頗有市場：荷馬不是一個人，而是很多人;《荷馬史詩》是一整個文化的產物，而非一個人的天才之作。維羅伊森的發現無疑是顛覆觀念的導火索。當初亞歷山大港的學者們擯棄的材料，恰恰給“一個人獨創了整部史詩”這種觀點掛上了問號。
他們決定塑造出唯一的荷馬，但往時間深處看去，好像待選的荷馬有許多個。威廉·柯柏在讀到維羅伊森的信之後，因偶像荷馬的支離破碎而目瞪口呆。他於1790年給朋友沃爾特·巴戈特寫信說：我要爲你轉去維羅伊森寫給我的一些趣事，你看了以後一定會毛髮悚立，因爲我就是這種感覺。這些事，將對不朽的《荷馬史詩》的真實性和信譽造成可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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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馬不是一個人，而是許多人，而其中絕大多數已無從考證。
1795年，德國一位善於分析、名叫弗裏德里克·奧古斯特·沃爾夫的年輕學者對維羅伊森出版的《伊利亞特》提出了質疑。維羅伊森怎麼知道亞歷山大港的學者們在編纂史詩時所做的決定是否正確妥當?因爲大家都知道，維羅伊森所出版的《伊利亞特》，是一部後期編纂的、有了改動的、不可靠的文本;雖說彙編成了一首長詩，但這些文本大都來自吟遊詩人，而且在代代相傳過程中都經過了加工改動。最原始的版本已不可恢復，所以，荷馬，無論他(他們)是誰，是永遠都無法弄清楚了。
沃爾夫所提出的，亦即後來世稱的“荷馬問題”，從那時起爭論就從未停息。英國著名散文家托馬斯·德·昆西曾在1841年的某篇文章中開玩笑般寫道：“有人說，從來就沒有這個叫荷馬的人;其他人則說，沒有荷馬這個人?!恰恰相反，荷馬有一大把吶!”儘管如此，“單荷馬”與“多荷馬”的爭論，其文本基礎恰恰就是維羅伊森與1788年出版的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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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況並非首次出現。最早的希臘文印刷版《荷馬史詩》出現於1488年的佛羅倫薩，出版者是雅典人德米特里厄斯·查爾康迪拉斯。他來到意大利，向意大利文藝復興運動中的人文主義者教授希臘語。很快，意大利米蘭、德國海德堡、德國萊比錫、法國巴黎、英國倫敦就都有了《荷馬史詩》的印刷版。
而在這些最早印刷的《荷馬史詩》背後，有一個關於其手稿的長史。很多中世紀的荷馬手稿後來都流入了歐洲的書房裏，因爲歐洲人尚未讀過中世紀早期的《荷馬史詩》。在作品《神曲·地獄》中，但丁借維吉爾之口稱讚荷馬爲“至尊的詩人”;但歐洲人早已失去了閱讀希臘文的能力。即便是14世紀偉大的人文主義者彼特拉克，儘管他收藏了一本《伊利亞特》，並且常常親吻其封面來表示自己的敬畏之情，但裏面的字詞，他一個都看不懂;他曾如此寫道：“荷馬於我，如盲人點燈;我於荷馬，如對牛彈琴。”
荷馬到底是一個人還是一羣人，也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荷馬史詩》帶給我們的震撼，想要了解更多有關荷馬及《荷馬史詩》背後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