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裏對黃皓的評價是滅國奸臣，其雖官階卑微，權利有限，但仍能玩弄權術，攪得蜀漢朝政混沌不堪，實屬歷史上又一宦官亂政的典型範例。
然而歷史真的這麼簡單嗎?
就蜀漢的政治腐朽而言，黃皓僅是其中一分子，他罪責難逃，說他是罪魁禍首，則又顯然是不公允的。恰恰是在朝諸公容身自保，不進正言的狀況，爲黃皓的售奸創造了大好條件。
至於“民皆菜色”，恐怕極難叫黃皓負責。看看一組數字就可以明白了。蜀漢晚年，只有28萬戶，94萬人，帶甲將士卻有10萬2千，供奔走驅使的吏也有4萬人。平均不到三戶要負擔一個兵，七戶要負擔一個吏，大羣官吏的揮霍浪費也落在他們的頭上，更不要說頻年出動的臨時性攤派了，豈能不“民皆菜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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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漢初年決不是這樣的，《後漢書·;郡國志》載，東漢後期，巴蜀有117萬5千餘戶，522萬4千餘人，漢末戰亂，由於地理因素，這裏未遭破壞，中原大批人戶流入益州，所以龐統說：“今益州國富民強，戶口百萬。”當時，無論益州內外，只要對益州略有所知的政治人物，大都異口同聲地認爲益州的富庶不減往昔，。按理說，益州的戶口應有所增加，結果卻是驚人的驟減，原因不是別的，關鍵在於自諸葛亮起，就以培植地主階級爲其基本國策。因此，連因罪被貶逐的李嚴也擁有“奴婢賓客百數十人”，無怪乎有的大地主竟然擁有依附農民達“數千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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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據《華陽國志》不完全統計，魏晉之交，益州地區被稱爲“大姓”、“甲族”、“冠蓋之族”的大地主，就近170家左右。當政治日趨腐朽時，他們豈能不乘機擴張勢力，更何況連年不斷的軍事活動，殘酷的剝削造成人民不堪重負，紛紛逃散，又爲他們兼併和隱匿人戶大開了方便之門呢。即便是姜維的九伐曹魏，實質上也是諸葛亮北伐的延續，是貫徹諸葛亮“漢、賊不兩立”的另一基本國策。所不同的只是諸葛亮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有安邦定國之能，故其在世時政治清明，這些基本國策的敝病尚未明顯表露出來而已。諸葛亮一死，他的後繼者均無諸葛亮的能力和才華，蜀漢的政治、軍事和經濟也只有江河日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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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政權的滅亡，總是有原因的，要求封建史學家深挖亡國之因，既不現實，也無可能，何況後主曾是陳壽父子的皇帝，他必須爲尊者諱。否則他在當時的社會中難以取得立足之地。最簡便的辦法是找那麼一兩個替罪羊。紅顏禍水，小人誤國，這是千古明訓。孔子也說過唯小人與女子爲難養也。紅顏找不到，小人則是有的，宦官本身便是千真萬確的小人。東漢後期宦官爲非作歹，毒遍天下，人神共憤，龜鑑不遠。黃皓是宦官，確實有點權，確實有罪狀，他這被陳壽推上蜀漢滅亡的罪魁禍首的位置，大概是這樣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