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在完成了自己及祖上的夢想，結束了自春秋戰國以來四五百的四分五類的狀況，來統一了中國，成了千古一帝，渴望着自己的子孫，能夠繼續保持下去，千秋萬代。然而，秦朝卻僅僅歷經了兩個皇帝，做了16年的美夢就結束了!人民起義打垮了秦朝，着究竟是爲何?這又體現出了一個什麼樣的問題。
其實，秦朝之所以這麼短短的時間滅亡，很大程度上，源於政治信仰形成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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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同意後，規模空前，囊括了此前存在於華夏大地上的許多諸侯國家，東及於海，南及百越，西及氐羌，北到塞外。如同思想領域中宣揚物質利益和法治的法家思想壓倒其他各家學說一樣，政治上崇尚武功的秦國最終吞併了齊、楚、趙等諸侯國家。秦帝國的建立標誌着政治上的一統，它將要繼續進行的是政治思路上的統一。在人類政治歷史上，任何形態的國家或政治都需要權威。對於秦王朝來說，它展示在世人面前的不是政治宣講，而是赤裸裸的暴力，是人與人之間的直接對抗，是壟斷政治權力的極少數人與社會上其他人之間的矛盾。
從表面上看，秦王朝是一個重實幹、輕理論的國家。在秦帝國的有關歷史文獻中，我們很難整理出系統化的政治理論。從政治信仰的層面上看，秦王朝對利用鬼神的權威以整肅民心和治理國家嗤之以鼻，認爲那是政治欺騙，不僅徒勞無益，而且有害政治。琅邪刻辭中這樣寫道：“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在這裏，秦王朝也在總結歷史經驗，它認爲五帝三王之所以亡家亡國，是因爲不務實際，不講法治，崇尚虛誕。所以，秦王政三十三年(前214年)曾經下令“禁不得祠”，雖然禁止祭祀崇拜的對象我們難得其詳，但這與琅邪刻辭的思想傾向是大體一致的。
秦王朝沒有系統化的明確的政治信仰，卻在一定程度上延用了傳統的宗教活動。就在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的第三年(前219年)，秦始皇“上泰山，立石，封，祠祀”。這是秦帝國搞的惟一的封禪活動。秦始皇爲什麼搞封禪?是向上天稟告改朝換代嗎?當然不是，因爲封禪刻石記錄下來的，是讚頌秦始皇統一中國的豐功偉績，是要求他的臣民子孫“遵奉遺詔，永承重戒”。封禪銘文展示給國民的是皇帝的聖明和威嚴，並沒有給神靈留下什麼重要位置。
就在這次巡行途中，秦始皇經過彭城時“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這反映出在秦始皇的內心深處仍然殘存着天命思想。可是，當他前往湘山祠渡江遭遇危險的時候，他對神靈“湘君”卻大不敬，“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這似乎意味着，他不能容忍任何人、任何神靈對他的冒犯。
秦王政三十七年(前210年)他出巡到雲夢的時候，又“望祀虞舜於九疑山”。由此可以看出，秦始皇所涉及的政治性的宗教活動具有隨意性，他對神靈抱有期望，但又不想受神靈的約束，神靈也不得違揹他的意願。秦始皇也沿用了秦國傳統的郊祀雍四畤上帝的活動。秦以冬十月爲歲首，故秦始皇通常於十月親自郊祀，身着白色的服裝，獻上祭祀的貢品，“拜於咸陽之旁”。西畤、畦畤的郊祀則由祠官主持，“上不親往”。秦二世的時候情形大抵也是如此。太卜官曾評論說：“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總的看，秦帝國在政治信仰方面存在着嚴重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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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相反的立場看，秦王朝信奉的是武力和強權。秦帝國皇帝把國家作爲他個人的私有財富，皇帝可以窮奢極欲，這在秦王朝的政治實踐中表現得淋漓盡致。秦始皇南登琅邪臺，十分愜意，於是“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復(免稅)十二歲”。這沒有任何理由，也不需要任何理由。
根據文獻記載，他因爲“亡秦者，胡也”一句讖言，發兵30萬攻擊匈奴。他可以按照個人的意願，“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僅僅建阿房宮和驪山墓就動用了徒役70餘萬人。秦始皇統一中國的過程中，每攻破一國，都要仿照該國宮殿的樣式在咸陽城北復建，所得諸侯美女和鐘鼓器物等一併移入其中。《三輔舊事》誇張地記載道：“始皇表河以爲秦東門，表汧以爲秦西門，表中外殿觀百四十五，後宮列女萬餘人，氣上衝於天。”秦王朝這種窮奢極欲惡性發展，導致了作爲孤家寡人的皇帝與天下大衆之間的尖銳對立。
秦二世爲了鞏固個人的權威，與宦官趙高密謀對策。趙高聲稱：“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不要講什麼道理，誰有權力誰說了算，這就是趙高的強權主義理論。於是秦二世“誅大臣及諸公子”，“六公子戮死於杜”。當時，公子將閭弟兄三人被囚禁於內宮，秦二世派人對公子將閭說：“公子不臣，罪當死。”將閭質問：“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說：我不知道，我只是奉旨行事。將閭仰天長號：“天乎!吾無罪!”兄弟三人拔劍自刎。
其實，在秦王朝根本就不存在嚴格意義的法律，皇帝的意志就是最高法律，在這個國家中，只有皇帝一人的人權。此後的趙高謀殺秦二世，子嬰計殺趙高，都是同樣的政治定律在發揮作用。早在秦統一中國之前，秦王政就對韓非的極端專制理論欣賞萬分，稱：“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秦二世也公開地引用韓非的話，稱堯舜爲君有“監門之養”，大禹治水有“臣虜之勞”。他認爲當這樣的帝王沒有什麼意思，他貴有天下，應該“肆意極欲”。至此我們不難明白，秦王朝政治思維的深層，是韓非的極端專制理論。秦王朝二世而亡，就是韓非專制理論的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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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種政權都會宣傳其合理性，從而爲自己取得理論上的支點。秦王朝也不例外。公元前221年秦統一中國後，馬上就有人出來獻計獻策：“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蚓)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這是用“五德相剋”說爲政治合理性服務：周人之德是“火”，秦人之德是“水”，“水”克“火”，所以秦人取代周人統治了天下。秦始皇毫不遲疑地把這一套拿過來，爲新王朝的政治合理性服務。秦王朝將自己定性爲水德，水德屬北方，顏色與黑相配，所以衣服旌旗都崇尚黑色，數字以“六”爲紀，符、法冠都規定爲六寸，乘六馬，更名黃河爲“德水”，等等。這表明，新王朝亟需爲自己的政治合理性張目。
問題在於這種宣教能否達到使人信服的目的，能否爲國家的長治久安服務。站在今天的立場上，可以說秦王朝的五行相剋說是一種政治理性，但卻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政治信仰。就五行說產生的背景看，它是對傳統的天命觀的反叛，試圖從物質世界的演變說明宇宙和社會的運動，其性質與樸素的陰陽論、氣論相近。
總之，秦朝沒有形成系統化的政治信仰，沒有解決社會秩序和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問題。它奉行的強力政策和皇權至高無上的思想路線，在政治上產生了負面的影響，秦朝的速亡很難說與此無關。
而漢朝建立後，一開始是將各地方歸異姓王統治，然後等到時機成熟，慢慢的加強控制，從異姓王的手中奪取權力，使用郡縣制，才加強了王權的統一。這也對比着說明了秦朝沒有系統的形成政治信仰，及政治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