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德國人爲“間諜”
二戰爆發時，一些不願在祖國坐以待斃的德國人離鄉來到英國。他們大部分人是受種族迫害的猶太人，少數人是政治難民——被希特勒仇視的共產黨人和“墮落的藝術家”。
實際上，這些人在英國一直沒有得到真正的人身自由，丘吉爾政府那警惕的眼睛時刻盯着這羣來自敵對國家的人。他們先是被集體安置在英國肯特郡海岸的一個營地，大多數人在營地接受了軍事訓練。之後，他們被分配到英國各個地方從事工程活動。
1940年5月，當納粹德國橫掃歐洲，比利時、荷蘭、法國相繼淪陷時，英國人心裏蒙上了濃厚的陰影，他們擔心成爲德國的下一個襲擊目標。在這種恐懼心理的支配下，英國的情報處把這些留英的外籍人士看成了是潛在的間諜，於是丘吉爾正式頒佈了“圈禁令”。大約30000名德國人被清理出英軍隊伍，所有的人都被轉移到利物浦附近的幾個小島上。其中2542名逃離了希特勒魔爪的猶太人被“敦拿”號運兵船送到澳大利亞的荒郊野外——被內定爲圈禁外國人的地方。
在兩個月的旅程中，這些德國人受到了309名英軍士兵的肆意侮辱，他們的行李被沒收並用刺刀挑開，值錢東西被拿走且再沒有被歸還。一些人受到人身侵犯，還有人投了海。這艘本來僅能容納1100人的船嚴重超載，船上的生活條件簡直令人髮指，他們被禁閉在甲板下面骯髒的環境中。當他們終於到達悉尼港，第一個走上船的澳大利亞軍醫官阿蘭·弗羅斯特被眼前的情況嚇壞了，他立即向英國政府檢舉揭發，從而使三名軍官受到了審判。
1941年，隨着珍珠港事件的爆發，這些流放外地的德國人被英國政府重新定義爲“外國友人”而得以釋放，數百人加入了澳大利亞軍隊，但更多人還是選擇回到了英國。但自由的通道如此狹窄，大部分人又重新回到了軍隊，而英國對他們唯一開放的兵種就是皇家工兵。
1940年9月，英國德文郡的小鎮艾弗拉康伯突然因爲多了4000名外國人而顯得熱鬧起來，那些德國、奧地利、意大利、捷克的精英分子都彙集於此，他們有的原來是醫生、律師、外科手術專家、藝術家，現在全都變成了建築工人。在這些人中，有些人名頭非常響亮，有著名作家兼記者阿瑟·庫斯勒、維也納的著名律師馬丁·弗洛伊德(他的父親就是大名鼎鼎的心理學家弗洛伊德)、報業大亨羅伯特·馬克斯韋爾。
1942年，英國政府認識到了這些德國人身上的潛力。一些人在通過嚴格政治審查後，開始進入了一些特殊的軍隊部門，例如突擊隊，他們在英吉利海峽附近的多賽特進行了絕密訓練。這些突擊隊一般由五六個人組成，其中必定有一名德國人，因爲他們能夠在敵佔區以流利的德語應付突發事件。他們通過各種手段偷渡到北非、挪威和諾曼底，目的有四個：一是檢驗敵軍海岸防禦的能力;二是抓捕俘虜;三是蒐集情報;四是破壞敵軍電臺。
理查德·倫納德就是這樣一名隊員。1942年9月12日，一場代號爲“蝕刻”的行動正式發動，目的是潛伏到諾曼底的奧馬哈海灘查看情況並抓捕德軍帶回來審訊。但就在他們找尋目標的時候，德軍升起了曳光彈，三名突擊隊員立即倒在敵人的機槍下。
9月15日清晨，理查德·倫納德和另外犧牲的兩名戰士被德國人以軍禮安葬。在倫納德死後，人們發現了他寫給妻子的一封遺書。它讓後人可以審視這些留英德國人在這場對“祖國”的戰鬥中的真實感情：“我其實並不是那麼從容地參戰的，但是我又很驕傲自己成爲反納粹的一員……我爲世界上的孩子、世界上的人類去謀求一個更好的未來……”
“給歷史另一個機會”
從1943年開始，德國人開始大批量進入英軍各個兵種，其中大約有三四十名德國人進入了皇家海軍部隊。皇家海軍從來都是英國人的禁臠。戰爭改變了這裏的生態，因爲英國海軍部發現即使是能夠流利說德語的英國人都不太能夠準確翻譯來自德國最高指揮部的密電，更不用說那些帶有濃厚地方口語的德語了。
隨着槍炮聲的消停，這些德國兵的故事卻並沒有結束，他們又開始了新的任務：抓捕納粹與重建歐洲。1945年5月，德國人開始大批進入情報部、戰犯審理處，他們在審訊戰犯、收集戰爭罪行和追捕納粹上發揮出了關鍵作用。
對於這些顛沛流離的德國人來說，打敗納粹是他們最大的夢想。二戰後，他們全部被授予了英國國籍。就像老兵歐尼斯特·古德曼所說的那樣：“我做了我們認爲該做的事情，我們爲人類而戰並且給歷史另外一個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