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休·赫夫納逝世，享年91歲，留下的是屬於“花花公子”的傳奇。
有擁躉曾這樣盛讚他的商業帝國：“汽車、電腦和《花花公子》，是美國帶給世界的三大現代生活方式”。赫夫納自己則有另一個版本：“文明社會的三大發明是火、車輪和《花花公子》。”
1953年，《花花公子》創刊。在創刊號裏，休·赫夫納這樣寫道：“‘花花公子’並不指頹廢的享樂主義者，我們所謂的‘花花公子’是一個不把生活僅僅看作是一串辛酸眼淚的人，潛藏在雜誌背後的主張是：娛樂和享受是件好事。”
多年前，當我第一次見到這句話時，便有這樣的感覺：我從小聽說的那本色情雜誌，也許像一些國家、一些人和一些事那樣被妖魔化了。
50年代的美國需要《花花公子》
上世紀50年代的美國，正值二戰後的經濟高速增長時期，人們不再爲物質匱乏所苦，卻遭遇都市的疏離感，性成爲極其重要的疏解渠道，《花花公子》應運而生。
到了60年代，嬉皮文化盛行，性解放盛行，更加推動了《花花公子》的成長。
但如果將《花花公子》的誕生和崛起歸結於性，顯然片面。它所要面對的受衆，是越來越龐大的美國中產階級羣體，他們渴望有一份雜誌能帶來符合自身需求的新生活方式，既要有性，還要有其他享受。
所以，《花花公子》的真實面貌應該是一份偏重男性的中產階級雜誌。赫夫納在創刊號中寫道：“我們應該享受這樣的生活：在自家公寓中，調上一杯雞尾酒，準備兩份開胃小吃，唱機裏放上一段音樂，邀請一位紅粉佳人，靜靜地談論畢加索、尼采、爵士樂，還有性。”
爲什麼是畢加索?因爲他代表藝術，爲什麼是尼采?因爲他代表哲學。再加上音樂、美食、美酒、汽車和性，還有從創刊號便開始的文學專欄，構成了《花花公子》所營造的中產階級生活。
如果用《花花公子》自己的宣傳語，則是“潮流的弄潮兒、流行的仲裁者和政治自由、性自由和經濟自由的前衛”。
即使是“性”，《花花公子》也不是什麼“性解放”和“性革命”的推手，它僅僅意味着美國媒體公開報道“性”的合法化，這在當時是一種突破。
更重要的是，雖然不是一份純粹的時政類雜誌，但《花花公子》始終有着極高的自我要求。它曾伴隨美國社運變遷，反戰、環保、消費者權益保護等時代議題，《花花公子》從未缺席。
《花花公子》的商業模式
1953年，第一期《花花公子》出版，它沒通過郵政發行，而是直接由報攤銷售，如今聽來尋常，可在當年卻是創舉。封面上是瑪麗蓮·夢露，但卻沒有標註出版日期，因爲連赫夫納自己也不知道還能不能有下一期。
意外的是，這期雜誌居然賣出了5萬多冊，不但收回成本，還足夠出版下一期。在第二期的封底上，出現了一隻穿西裝打領帶的兔子，它最終成爲《花花公子》的標誌。
《花花公子》在營銷領域的最大賣點當然是“性感”。在夢露之後，第一任邦女郎烏蘇拉·安德斯、“性感小貓”碧姬·芭鐸等紛紛登上封面。最熱門欄目“本月玩伴女郎”也於第二期出現，包括了女郎的裸照和個人資料。
但在營銷方面，《花花公子》並不僅僅依靠賣弄性感。即使是封面女郎和玩伴女郎的拍攝，也強調照片的美感多於肉體的賣弄。
尤其是1972年11月版的《花花公子》，創造了銷售超700萬冊的最高紀錄，當月玩伴女郎的裸照也因其美妙而標準的構圖，成爲數字圖像處理教學的範例，一直沿用至今。
它的文字也相當吸引，即所謂的“內容爲王”。赫夫納本人就是個文學青年，《花花公子》創刊之初，他便以極高的稿酬邀約頂尖作家。
他的作者中包括了喬伊斯·卡羅爾·奧茨、納博科夫、博爾赫斯、諾曼·梅勒、約翰·厄普代克、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斯蒂芬·霍金和湯姆·克蘭西等。海明威、毛姆和納博科夫都有新作在《花花公子》首發，赫夫納開出的稿酬是當時全美最高的1.5萬到2.5萬美元。
王朔回憶，自己曾在《玩的就是心跳》中截取片段，想登在《花花公子》上，卻遭退稿，退稿理由居然是過於色情。王朔寫道：“直到那時，我這才知道《花花公子》，其實反映的是非常嚴肅的人的需要和慾望。相比之下，我顯得粗鄙。”
《花花公子》的另一個主打欄目則是以動輒採訪七八個小時著稱的訪談。在訪談嘉賓中，曾有美國總統卡特、印度總理尼赫魯和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有約翰·列儂、邁克爾·喬丹等大明星，有史蒂芬·霍金、伯特蘭·羅素和薩特等名人。
即使是令美國政府頭痛的卡斯特羅，也曾是《花花公子》的訪談對象，而且還在雜誌中公然表示“美國以其帝國主義的外交政策，正在加速古巴乃至全世界革命運動的激進化”。
最值得一提的是對列儂和小野洋子的訪談，這一期雜誌恰恰於列儂遇刺當晚上市。在訪談中，當提及馬丁·路德·金和甘地時，列儂的迴應是“一個和平主義者被人刺殺，這意味着什麼”，一語成讖。
話說回來，這並不能否認《花花公子》就不是一本色情雜誌，只是《花花公子》並不僅僅是一本色情雜誌，甚至並非只有雜誌，它還是一個龐大的商業帝國。
60年代，“花花公子俱樂部”堪稱美國的“夜生活帝國”。僅僅1965年，其13傢俱樂部的總收入爲1970萬美元，次年，15傢俱樂部的總收入爲2490萬美元。但也正是性解放運動，使得以性交易爲主的夜總會氾濫，衝擊了“花花公子俱樂部”，並使得後者也走上了粗俗之路，未能如雜誌般堅守。
上世紀80年代末，赫夫納終於關閉了所有的“花花公子俱樂部”。
除此之外，“花花公子”還涉足電影業、唱片業、演出、旅館、運輸業、餐飲業、商品和賭場等。
赫夫納曾表示，人們完全可以在“花花公子”的商業系統裏度過一生。他本人就是示範，整個60年代，他住在芝加哥的“花花公子大廈”，幾乎沒有出來過。
赫夫納改變自己也改變了美國
或許只有美國，纔會出現赫夫納這樣的人物。如果你對他的人生僅僅報以獵奇態度，津津樂道於他自稱曾與兩千女郎上牀的“戰績”，那顯然浪費了這段傳奇。
當年，清教徒們因爲遭受迫害而離開歐洲，移居新大陸。所以，美國的建國理念中，思想和言論自由十分重要。與此同時，清教徒又有着嚴謹和充滿約束的道德觀。
赫夫納正是出生於一個清教徒家庭，思想嚴謹，篤信努力奮鬥可以帶來美好生活，恥於享樂，更恥於談及性的快樂。也正因此，赫夫納一度認爲，頭腦和身體是敵對的。
他曾回憶，“在我的家庭裏，沒有擁抱和親吻”，所以，他認爲“性是正常和自然的生命的一部分，我要給性正名!”
他的第一段性經歷也嚴重影響了他的人生。當時，他還是一個堅守清教徒道德觀的處男，將第一次交給了妻子，但妻子的性經歷卻比他更多。
於是，他決定改變，於是，便有了《花花公子》，於是，便有了他直至90歲仍有多名美女同時陪伴、性生活從未間斷的人生。
沒錯，他確實改變了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