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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隨着乾隆皇帝的去世，康乾盛世也隨之落幕。嘉慶親政後，儘管也是勵精圖治，但大清王朝在他的手上已經開始走向衰落。其後即位的道光帝，更是進入了艱難的時代，這位以勤政節儉著稱的帝王，和他的父皇一樣，也未能力挽狂瀾，國事更加不堪。
客觀地說，道光帝接手的大清王朝雖然已經十分破敗，但也沒有到無可挽救的地步。如果他審時度勢，厲行改革，那麼清王朝極有可能在他手上得以中興，甚至同步西方各國，使中國躋身於世界強國之列。然而，道光帝反而在即位後舉措不利，錯失良機。
道光帝順利繼承皇位
嘉慶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嘉慶帝病死於避暑山莊。遺詔力立旻寧爲皇太子。八月二十二日，梓宮到京。二十七日旻寧即皇帝位於太和殿。以明年爲道光元年，頒詔天下。
旻寧生於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初十日，爲嘉慶帝第二子，生母嫡妃喜塔臘氏。嘉慶四年四月初十日，嘉慶帝遵祕密建儲的家法建立儲位，對旻寧益加愛護。旻寧繼承皇位是很順利的，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因素：
第一，在皇子中地位優越。
旻寧雖系嘉慶帝第二子，但實際上是嫡長子的地位，因爲皇長子爲側妃劉氏所生，且出生後兩個多月即夭折。之後兩年多，當時的嫡福晉喜塔臘氏生旻寧。皇三子綿愷、皇四子綿忻、皇五子綿愉都是當時的側福晉所生。旻寧是清朝各代皇帝中唯一以嫡長子身份即位的人。
清朝的家法雖然無必須立嫡的規定，但在皇室及一般大臣中的心目中仍有重嫡輕庶的思想，這對已經深受漢文化的滿清皇室而言，此種觀念也是深入人心。嘉慶帝立儲時，必然也會考慮到這一因素。因此，旻寧的地位就相當優越了。
第二，嘉慶帝給予旻寧的種種待遇，實際上已經暗示旻寧本人及宮廷上下。
《清實錄》所載：“壽皇展拜，則命隨行，裕陵敷土，則命恭代。隱然以神器攸歸。”旻寧之福晉死後，嘉慶帝又特命棺槨用金黃色罩座。凡此種種，無不是既定儲位之信號。皇室間、宮廷內自然均有所瞭解。
第三，旻寧受封建倫理的思想教育，養成淡泊平靜的心懷。
旻寧與一般的皇子不同，不熱衷於珍奇玩好之物，是一個典型的墨守成規、忠孝兩全、帝王之學俱備的接班人。特別是經過嘉慶十八年天理教農民起義突入紫禁城的事件，旻寧在手足無措的情況之下，在養心門放槍打死兩名起義軍，扭轉了危險的局勢，確保了內廷和宮眷的安全。他的所作所爲使嘉慶帝甚爲滿意。
不久，嘉慶帝便封他爲智親王，而且增俸一萬二千兩，並命名所用之槍爲“威烈”。此事發生後，宮廷內外，誰不知敬佩，從而使他的皇儲地位更加明顯而鞏固。
旻寧的即位雖然順利，但他即位後的行政理事方面就不那麼順利和有力了。
道光即位後政務廢弛
道光即位，剛好進入三十八週歲，已是一個相當成熟的人，再加上當時出入宮廷的大學士、軍機大臣，如曹振鏞、託津、戴均元、盧蔭溥、文孚等人，都是從乾隆年間開始做官，經歷了嘉慶一朝，均已六七十歲，召對辦事，都很穩重，所以宮廷內表現得十分平靜。
但伴隨着這種平靜的卻是官場腐敗，其中也包括這些高級官吏在內。他們因循怠情，千方百計地迎合皇帝的意圖辦事，以保住自己的利祿名位，對諸般政事採取敷衍搪塞的態度。
《瞑廬雜識》中曾有這樣一段記載：“曹文正公(曹振鏞)晚年恩遇益隆，身體俱泰”。門生某請問他是怎樣達到這樣顯要地位的，曹說：“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短短的十個字，把官場的腐敗風氣概括得十分透徹。在這樣一羣唯唯諾諾，尸位素餐的老朽之輩的包圍中，道光帝能有什麼作爲呢?
另據陳康祺《郎潛紀聞》載：當時殿試考試，專尚楷法，不問策論之優劣，甚至有抄襲前一科鼎甲策，仍列鼎甲者，此風不知開自何時。後陳康祺詢問曾任禮部侍郎的童華。童華說：
“宣宗初登基，以每日批閱奏本外，中外題本，蠅頭細書，高可數尺，雖努力日夜之力，未能遍閱，若竟不置目，恐啓欺矇嘗試之弊。嘗問曹文正公振鏞，公曰：‘皇上幾暇，但抽閱數本，見有點畫謬誤者，用硃筆抹出。發出後，臣下傳觀，知乙覽所及，細微不遺，自不敢怠忽從事矣。’上可其言，從之。”
此後，凡不論奏摺還是試卷，均苛求楷法。連童華都認爲這樣做的結果必然會導致“末學濫進，豪傑灰心”。此事，固然是因爲曹振鏞出了一個歪點子，使事態向不好的方面發展，但是道光帝恐怕也是難辭其咎。
崇尚節儉與財力匱乏
道光元年十一月初八日，道光帝頒發了他作的一篇《聲色貨利論》，文中首先引用了經書中有關屏除聲色的論點，指出皇子皇孫們六歲入學，對一些修身立志的道理無不誦讀，但是他認爲“常人惑之，害及一身，人君惑之，害及天下”。並告誡其子孫，造次無忘。
關於貨利，道光帝首先引用了孔子的名言：“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這句話正確表達了君民貨利方面的聯繫。據此，道光帝認爲，爲人上者，要“知稼穡之艱難，力崇節儉，返本還淳”。對於宮室苑囿，他認爲現已盡美盡備，不必再爲經營。
崇尚節儉，是清廷家法，亦基本國策。道光以前各代皇帝均有尚節儉的指示，《聖訓》中亦可查到這方面的章節。但節儉的含義，由於時代不同也各不相同，至於如何實行則更有差別。皇太極時，因爲財力匱乏，規定黃金不能用作裝飾品。而到了康乾時期，大量的黃金用來作宮殿建築的裝飾及各種器物，但當時也不以爲這是不節儉。可見，各代皇帝節儉時因時而異的。
道光時代，人口繁衍日盛，已從乾隆中期的兩億多增至三億五千多萬，但耕地並未增加，生產力也未能相應增加，百姓、國家日趨貧困，再加軍需、災荒、河工的花費，整個社會瀕於貧困危機邊緣。儘管宮廷還有相當的財富，但社會上這種貧苦趨勢不能反映到宮廷中來，道光帝爲了身踐力行也確實做了一些努力。
道光帝曾大量縮減內廷服役人員，從嘉慶末年的650餘人縮減爲370餘人。另據《燕下鄉脞錄》載：“宣宗中年，尤崇節儉。嘗有御用黑狐端罩，襯緞稍闊，令內侍將出，四周添皮。內府呈冊需銀千兩，乃諭勿添。明日，軍機大臣入侍，諭及茲事，自是京官衣裘不出風者十有餘年。”
端罩四周加寬點皮邊就要花銀千兩，着實是昂貴，因此決定不添，這一行爲在臣子中起到了良好的表率作用。由此可見，道光帝從主觀上是想節儉的。實際上他並不瞭解內務府的情況，內務府官員層層加碼，從中貪污了大部分，實際上從經費上很難說節省了多少。
關於道光帝節儉的案例實在是數不勝數，這裏不多作介紹。但從實際情況來看，效果並不好，道光帝和他的後宮過着苦巴巴的日子，而衆多的官僚卻是表面一套背後一套，其奢靡之風未見有絲毫的剋制，相反，在京城之外，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
相反，作爲宮廷經歷的後盾，整個社會的農業生產卻日趨緊縮。道光二年，有四省田地數量下降了百分之七點多，每人平均土地也僅有2.23畝(乾隆時期爲3.56畝)。在當時農業生產技術落後的情況下，就意味着人均農業生產量的降低。
另從宮內奏銷檔案記載，一些稅關，每年將正稅交戶部庫，其餘盈餘銀有一部分需交內務府廣儲司庫，各鹽政的扣裁養廉銀、歸公養廉銀、各項盈餘銀、節省養廉銀、餘存辦公銀、各項利銀、人蔘皮張變價銀等均交廣儲司庫或圓明園，這些是宮廷經濟的主要來源之一。可是，這些稅關和鹽政往往長期拖欠，影響宮廷收入，造成經濟困難。
在這樣的客觀情況下，就不能不促使道光帝實現節儉的方針。但由於他對全國乃至於宮廷經濟情況並沒有全面透徹的瞭解，只是在諭旨中要求節儉，或在某一件事上制止浪費，而沒有全盤的長遠籌劃和有力的措施，終歸無濟於事。
道光帝三十年如一日勤儉節約，這放在封建歷朝歷代的君王中都是十分可貴的。可作爲一國之君，既不能扭轉官場的腐敗之風，又沒有厲行改革的魄力，只是一味強調節儉，這顯然是不能讓大清朝起死回生的。從這個角度而言，道光帝並非是一個合格的封建帝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