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瞭解清朝京官很窮的事情，接下來跟着小編一起欣賞。
康熙八年(1669)監察御史趙璟上疏要求皇帝給漲工資，並抱怨這點工資連溫飽都維持不了，但沒有被康熙採納。雍正繼位後，採取了耗羨歸公，並改革了薪俸機制，增加養廉銀，卻基本針對地方總督等高級官員。與外官相比，京官雖然在雍正三年有所提高，在總體上卻未能有明顯效果。如六部堂官給“恩俸“， 但是凡部院衙門中的額外官員，以及候補官員都不能享受這種待遇。
如此對比便可看出，京官的名義收入根本與外官無法相比，一個七品的縣令收入在1000兩以上，而同級的京官不足100兩，而且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清朝末期也未得到有效改變。晚清著名文人李慈銘做京官時，常常是揭不開鍋“近日窘絕，殆不能舉火。”
李慈銘(1830～1894)_圖
李慈銘的情況很有普遍性，當時的一些京官甚至因爲長期吃不飽造成營養不良，而“人有菜色”。甚至京官之窮成了許多人 調侃嘲弄的對象：“轎破簾帷馬破鞍，熬來白髮亦誠難，糞車當道從旁過，便是當朝一品官。”雖然窮困，但是最要命的是作爲翰林京官卻寧可餓死，也要擺面子。出行要做轎子，家裏要有奴役，而迎來往送更是不能少。當時有一首詩很生動的記錄這樣的場景：“先載車馬後載人，載到師門二兩銀。惟有兩餐載不得，一回典當一傷神。”不光如此，京官還要維持與身份相當的各種交遊，聽戲、宴飲等等，有學者粗略統計，京官工資月薪摺合人民幣，也就在2000多元錢，這對於巨大開支簡直杯水車薪，微不足道。《清季一個京官的生活》
京官李錫彬是河北人，因結交外官很少，爲此經常發牢騷訴苦說：“我家平常不做飯，上下四口人，早上花一錢買開水，早晚兩餐四人吃饅頭四斤，加上點蔥醬小菜。”可以想見京官之窮困狀況。
清朝的馬蹄形的元寶_圖
既然這麼窮困，那麼靠什麼維持正常的京官生活呢?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借錢，二是眼巴巴的盼望外官來送各種“敬”，爲此不得不結交各地官員，希望能施捨一點贊助。於是就出現了一種現象，京官到處打聽地方官進京消息，一旦確認，馬上奔走相告，趨之若鶩，有人說這是“百餘年來成爲故事”。
清代筆記《平圃遺稿》記載：京官劇院，習以爲常，如果不去參與，不回請，今後就不在被列入到陣營，長時間沒了這個圈子，不按照這個官場規則“把戲”，那麼這輩子也別想再當官翻身，這些社交在當時是一種必要的“政治投入”。
有趣的是，中興名臣曾國藩恰恰也是從窮京官開始的，作爲湖南大山走出來的青年，一路向北，典型的“北漂”，在做了京官後，常常爲了缺錢發愁，甚至因爲窮，被手下人炒了魷魚，不跟他混了。
曾國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_圖
道光二十一年，新來乍到北京的年底，曾國藩在湖南老家到處“化緣”的錢基本花光，不得不借了50兩銀子才勉強過年，此後借債逐漸達到1000多兩，長期的經濟壓力下，甚至在做夢時，讓曾國藩都夢到別人得錢的羨慕：“昨間聞人得別敬，心爲之動。昨夜夢人得利，甚覺豔羨。”隨後不得不自己檢討這種“好利之心”。《頑疾》
因爲缺錢，遠在北京的曾國藩想回老家探親因爲沒有路費而不得不作罷：“夢寐之中，時時想念堂上老人”、“餘自去歲以來，日日想歸省，一則京中欠債將近一千兩，歸家路費又需數百，甚難措辦。”此時曾國藩已經躍升爲清朝的副省級官員，卻因沒有路費回不了家，這實在令人感到歔欷。
與李慈銘和劉光第相比，京官曾國藩還不算最慘，晚清最窮最慘的京官就要屬劉光第。窮到什麼程度呢?就是連京城的房子都住不起，不得已在北京的“五環”郊外蓋了一個破房子，用籬笆圍起來，家裏請不起老師，他就自己教，如果來了客人，只能零賣一點白酒，煮芋麥招待客人。劉光第本人整整十年買不起一套衣服，“一布袍服，十年不易。”其妻子和孩子們穿着破爛，跟沿街的叫花子沒什麼區別，劉光第甚至每天要步行十公里去上班，可謂京官中窮到了極致的一個。
這些雖然只是表面，卻能在根本上找出一些原因。
清朝官員_圖
時光回溯到乾隆年代，一直以盛世自居的乾隆一朝，京官的日子也並不好過。當時的吏部尚書陳宏謀由於爲官廉潔，不貪不佔，家裏缺錢時候，需要把朝廷所賜的人蔘拿出去賣補貼家用。從薪俸角度來看，乾隆時期到清朝末期，薪俸制度大體相當，但是物價水平卻不斷攀升。清代自乾隆元年以來，到光緒十年左右一個時期中，白銀的購買力大約低了三倍左右，在銀價上漲的情況下，以銀爲主要貨幣手段的京官們又再次受到這種衝擊，可謂低薪下的雪上加霜。
造成清代進一步腐貪問題是，一旦窮京官一旦遇到機會外放地方官或者主考官，馬上鹹魚翻身，甚至變本加厲進行非法搜刮，以報此前的“窮仇”。爲了進一步保住官位，而上下勾連，只求做官發財。素有三朝元老的曹振鏞把這種做官套路發揮到了極致。
曹振鏞(1755—1835年)，字儷生_圖
《清室外紀》記錄了一段生動的曹振鏞心得體會：“你要想當官，第一要有內援，賄賂之費，尤其不能小氣。態度要極圓滑，遇到事情不可承擔責任。凡是均需認真，不可有立功之心，亦不可自以爲忠。遇到困難，則取巧規避，最要者，爲模棱二字，切勿妄發議論……”很大程度上，以曹振鏞這樣不作爲的三朝宰相，代表了清代官員的整體官場作風，在歷史大格局下，也讓更多人圍繞着制度性建設進行歷史借鑑。
參考文獻：《清史稿》《平圃遺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