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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西安和洛陽城相比 誰的價值更高一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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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小編就給大家帶來古代西安和洛陽城的文章,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我們都知道西安與洛陽是我國歷史上最爲悠久的兩大古都,也正式因爲有着這樣雄厚的歷史底蘊,所以這兩大孤獨常常會被人們拿來進行比較。支持者們爲此面紅耳赤,甚至拳腳相向也是一間非常常見的一件事。可要讓小編說啊,早在近我國2000多年前,東漢大文豪班固就曾撰寫雄文,對西安和洛陽分出了高下。

古代西安和洛陽城相比 誰的價值更高一些呢

大家都知道,漢朝分爲西漢和東漢兩個時期,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西漢的都城是靠西的長安,東漢的都城則是靠東的洛陽。

漢光武帝劉秀自稱是西漢皇室後裔,國號也同樣是“漢”,那爲什麼國都不選在長安,而要遷到東邊的洛陽呢?

悅史君認爲,漢光武帝之所以選擇定都洛陽,主要出於3個層面的考慮:

首先,長安作爲西漢的國都,在西漢末年,已經被新朝、玄漢政權、建世政權等多方爭奪,早已變成一片廢墟,焦土遍野,人煙稀少。

其次,洛陽自夏商兩朝以來,就是中原地區的重要城市,東周時更成了國都,而劉邦建立西漢王朝之初,也是定都洛陽,洛陽有當國都的資本。

最後,漢光武帝的發跡地是南陽,洛陽離南陽比較近,便於鞏固統治。

於是,漢光武帝選擇定都洛陽,並一直都在全力經營新都。

古代西安和洛陽城相比 誰的價值更高一些呢 第2張

到了漢明帝時期,朝廷財力有所恢復,開始着手疏浚護城河,修繕城牆,重整、擴大皇宮的規模。

可是,原本居住在關中的西漢遺老們,仍然懷戀着舊都長安的熱鬧繁華,固執地認爲東漢建都洛陽是錯誤的,希望朝廷能遷都回長安。

遷都可不是小事情,漢明帝也絕不可能推翻父皇漢光武帝的決定,但怎麼來爲洛陽鼓與呼,他把目光盯向了班固。

班固雖然只是一個校書郎,但漢明帝對他有知遇之恩,而且班固也認爲,洛陽作爲東漢都城更加適宜,他很擔心這些關於遷都的議論會擾亂人心,決心寫一篇強有力的文章,爲東漢定都洛陽的合理性辯護。

班固把自己關進書房裏,認真研究了西漢文學家司馬相如的《子虛賦》、揚雄的《蜀都賦》等作品,學習它們的結構方式,連飯都顧不上吃,覺也睡不好,苦思冥想幾個月後,終於寫出了一篇雄文——《兩都賦》。

在《兩都賦》中,班固藉由兩個假想人物:長安代表西都賓和洛陽代表東都主人,完整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古代西安和洛陽城相比 誰的價值更高一些呢 第3張

不過,班固在行文和表達方式上,非常注重技巧,因爲東漢是以繼承西漢的皇統自居,對西漢不但不能否定,反而要加以肯定;但從西漢、東漢的比較來說,當時東漢統治者需要的是對東漢功業和東都洛陽的讚揚、歌頌,所以對西漢的功業又不能作太具體、詳細的表述。

爲此,班固把《兩都賦》分爲《西都賦》、《東都賦》兩篇,合二爲一,又相對獨立成篇。

《西都賦》由假想人物西都賓敘述長安形勢險要、物產富蔗、都城壯麗宏大,宮殿奇偉華美,後宮奢侈淫靡等情況,以暗示建都長安的優越性,通篇都是讚美、誇耀之詞;

《東都賦》則由另一假想人物東都主人出面,開頭就是:

東都主人喟然而嘆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誇館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烏睹大漢之云爲乎?”

古代西安和洛陽城相比 誰的價值更高一些呢 第4張

把批評的矛頭對準的是秦皇,而非西漢皇帝。

下面接着用一小段寫“大漢之開元”,行文十分概括,馬上就接着:“今將語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於太清,以變子之惑志”,開始以封建禮法爲準則,讚揚了建武、永平的盛世,以“盛乎斯世”一語作爲大段描述的結尾。

後面又說:“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論證定都洛邑,不僅之前有先例,而且洛陽位於天下之中,得地利之便。

在《東都賦》中,班固借東都主人之口,對西都賓先予稱讚,再予批評,最終以西都賓的折服告一段落。

不過,《東都賦》不是在西都賓“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惵然意下,捧手欲辭”之後就結束,而是在下面接上說:“主人曰:復位,今將授予以五篇之詩。”

古代西安和洛陽城相比 誰的價值更高一些呢 第5張

大約是考慮到下面即錄附詩,會使結尾割裂而失去風韻,故將詩附於篇末,而以西都賓的稱讚爲結尾: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也。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遭,請終身而誦之。”

這一處理顯得輕鬆而詼諧,多少帶有一點寓言的味道,使這篇騁辭大賦在莊嚴之中,帶有活潑之氣。

班固不在規模和繁華的程度上貶西都而褒東都,而從禮法的角度,從制度上衡量此前讚美西都者所述西都的壯麗繁華,實爲奢淫過度,無益於天下。

由於班固在《兩都賦》中,完美把握住了當時東漢最高統治者的複雜心態,盛讚東都洛陽規模建制之美,並從禮法的角度,歌頌漢光武帝遷都洛陽、中興漢室的功績,宣揚洛陽建都的適宜性,以駁斥關中人士不切時宜的議論,澄清人們的模糊認識,這使他不僅贏得了漢明帝的褒揚,還獲得了與司馬相如、揚雄以及稍後張衡並稱漢代四大賦家的盛譽,而《兩都賦》所開創的京都大賦體制,也直接影響了張衡《二京賦》以及西晉左思《三都賦》的創作,被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主持編撰的《文選》列爲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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