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競選總統的美國地產大亨唐納德·特朗普攻擊競爭對手希拉里·克林頓，認爲希拉里的聲勢完全來自她的性別優勢。善於順應民間偏見的特朗普似乎再次得手：新澤西州一位政治學家的民意測驗表明，當受訪男性被告知，美國家庭中女性收入高於男性的情況正在增多時，受訪者選擇支持特朗普的比率顯著提高。
唐納德·特朗普與希拉里·克林頓
肯尼迪的女性政治觀
在這樣的背景下，人們不難聯想起45年前男尊女卑的美國政壇。1960年底，剛剛贏得總統選舉的約翰·F·肯尼迪開始考慮內閣人選。對於這位43歲的年輕政治家來說，女性擔任政府高層職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除了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的遺孀埃莉諾·羅斯福之外，他的政治生涯中很少出現女性實權人物。肯尼迪的女性觀，甚或那個時代的女性觀，都和他本人的風流成性相一致：女人是政治之外的生物，是男人征服和保護的對象。
在肯尼迪生活的年代，“富二代”婚前到處留情是被容忍、甚至被欣賞的行爲，風流史貫穿了這位出身顯赫的愛爾蘭裔美國人的成年時代。大學期間，他以貴族自況，相信自己想要的“東西”召之即來，而女性則應該對他的寵愛感激涕零。進入國會後，他很快在華盛頓獲得了“女性殺手”的名聲。當選總統以後，面臨核戰爭迫在眉睫的壓力，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瘋狂地玩弄女性”，放肆到讓妻子不得不迴避的地步。
如果不是1963年突然被刺殺，肯尼迪的豔史終將引起公憤。他的慘死帶給公衆強烈的悲劇感，而悲劇感洗刷了他生前個人生活上的污點。就連熟知他風流秉性的妻子傑奎琳，似乎也在悲劇發生後忘記了羞憤，代之以溫情。
1963年11月22日，達拉斯。肯尼迪總統於當天中午遇刺身亡。（來源：JFK圖書館網站）
疾病纏身的肯尼迪以及他的悲憫意識
羅伯特·達萊克第一個被授權使用肯尼迪私人醫療記錄的歷史學者，達萊克確認了關於肯尼迪病魔纏身的說法。終其一生，肯尼迪和他的家族都謹慎地隱瞞着他的疾病：艾迪生氏病、結腸炎、脊椎軟化。更可怕的是，由於二十世紀上半期醫療水平的侷限，針對結腸炎的藥物加劇了肯尼迪的脊椎問題，讓他幾乎癱瘓。
1954年，剛剛接受脊椎手術的肯尼迪在妻子的陪伴下離開手術室。（來源：美國國會圖書館）
和肯尼迪的豔史一樣，他的疾病在他生前鮮爲人知。他的公衆形象是英俊、健壯、優雅、輕捷的。他是二戰海軍英雄，是盡職盡責的一家之主，是美國處於繁盛狀態時的國家面貌。而在私人生活中，肯尼迪則必須每天服藥、經常住院，對抗疾病和治療的痛苦，並努力從中汲取力量。
達萊克相信，肯尼迪的疾病至少部分影響了他玩弄女性的態度。1951年在日本考察時，肯尼迪的艾迪生氏病發作，醫生一度認爲他會因此斃命。類似的兇險在他生命中出現過多次，不斷考驗他的勇氣和毅力。對人生苦短和自身健康的認識使他更傾向於自我放縱，這與他在政治和個人修養上的勤奮形成了奇特的互補。
1961年，肯尼迪頭戴禮帽宣誓就職，一隻貓守候在電視機前。（來源：JFK圖書館網站）
肯尼迪很早就生髮出對人生的悲憫意識，而疾病只是這份洞見的來源之一。和同時代很多天主教家庭一樣，肯尼迪的兄弟姐妹衆多，但妹妹羅絲瑪麗先天大腦發育失常，終生需要人看護。在1940年代，他的大哥約瑟夫爲國捐軀，妹妹凱瑟琳也意外去世。家門不幸讓他理解了痛苦和無常，也加深了他對苦難的同情。
達萊克認爲，肯尼迪的同情心在他的外交事務中也有所體現。1951年患病期間，肯尼迪訪問了以色列、伊朗、巴基斯坦、印度、新加坡、泰國、法屬中南半島、朝鮮和日本。7個星期的行程讓他重新思考殖民時代的終結，以及美國在第三世界扮演新角色的可能性。
肯尼迪希望改變阿拉伯人和亞洲人對於美國“只是另一個西方大國”的看法。他試圖表明，美國的敵人不僅是共產主義。美國也要面對與第三世界相似的問題，比如“貧困和匱乏”“衰落和疾病”和“不公正和不公平”。在相信美式自由的同時，他更寄希望於第三世界社會的自發力量，建議“對人類要求自由的慾望再次賦予傳統的同情心和理解”。
但與此同時，他對美國黑人的痛苦卻相當無知。“他所認識的黑人只有專職司機、貼身男僕或傭人，與他們的接觸也微乎其微”。他知道南方種族主義根深蒂固，並已融入傳統道德觀念體系，而且並不準備挑戰這種態度。他的淡漠終將改變，但在1960年，這份疏離感幫助他贏得了總統大選中的南方選票。
肯尼迪遇刺後，全家人戴孝走出教堂。（來源：JFK圖書館網站）
醜聞並沒影響他的形象
在1963年11月22日的達拉斯，兩顆子彈分別射中了他的脖頸和後腦，結束了他47歲的生命。隨着他的死亡披露出來的私生活醜聞對於公衆欣賞他的總統來說沒有重大影響。肯尼迪對疾病的隱瞞措施在他死後還在繼續：在弟弟羅伯特的要求下，他的屍體解剖記錄和部分病歷檔案被銷燬。1967年，憲法第二十五條修正案明確了總統失去履職能力時的交接規程，肯尼迪重病之下的總統經歷，很可能因此成爲不可複製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