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戰”在中國是個熱門的話題，一來因爲中國要真正成爲世界舞臺的中心，不可避免要與其它國家進行金融戰;二來因爲“金融戰”雖不見硝煙，但往往更加激烈，擔憂一不小心踏入了“陷阱”。還好，我們的鄰居日本，給我們樹立了一個負面典型，所以我們習慣於強調要借鑑日本的經驗，特別是要吸取日本的教訓。日本的教訓究竟有哪些?日美金融戰親歷者久保田勇夫的《日美金融戰的真相》(路邈譯，機械工業出版社)一書，或許對我們會有些幫助。
久保田勇夫，1966年進入大藏省，相當於我國的財政部，歷任國際金融局國際機構課課長、大臣官房參事官、國際金融局匯率資金課課長、大臣官房審議官、國際金融局次長等職，親身參加了日美金融戰中的幾乎每一場“戰鬥”，特別是日美間日元美元委員會、日美結構性障礙協議、日美金融服務協議三次最主要“戰役”，以及期間的歷次峯會、G5、G7等國際金融談判。
《日美金融戰的真相》一書，以時間爲線，共分5章，第一章詳細介紹了日美金融戰的背景，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別詳述了三次最主要戰役，從親身實戰的角度還原了那場歷時20年的金融戰中不爲人知的真相，第五章則以過來人的角色“寫給將來”。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的本質就是三句話：一是爲有錢人理財，爲缺錢人融資;二是信用、槓桿和風險;三是爲實體經濟服務，金融如果不爲實體經濟服務，就沒有靈魂，就是毫無意義的泡沫。在日本經濟幾乎達到頂峯的時代，與美國展開了一場沒有硝煙的金融戰爭，衆所周知，這場戰爭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日本的國運。日本經歷過的和正在經歷的金融戰，中國或許也不可避免，甚至是還要以同樣的形式進行。於此，《日美金融戰的真相》對我們就有了重要的參考意義，日美金融談判的經驗可以使我們更好地認識美國，從而有助於現在及今後的中美談判。
先看美國的背景。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後，美國經濟的兩大難題是逐年增加的貿易收支逆差和急劇擴大的財政赤字。當時的里根政府通過減稅來刺激消費和投資，但減稅加上軍備開支大幅度上升，財政赤字進一步增加，於是將目光瞄向當時最有錢的歐洲和日本。當今中國面對的美國，奧巴馬政府和當時的里根政府幾乎如出一轍，2008年金融危機後，也是採取的減稅和救濟措施，並在2011年就恢復了經濟的增長，但由於社會安全和醫療費用支出的增加，也伴隨着軍費的增加，美國財政赤字與GDP的比例不斷創出新高。
再看當時日本的背景。當時日本的金融體制，基本上是一個封閉的和充滿限制的體系，衆多的法律和政策把日本國內金融市場和國外金融市場分割開來，限制日本資金流向海外，限制民間的國際金融交易等。日本最初也是極力抵制日元國際化的，但是，政治大國的野心，讓日本不得不承擔“國際義務”，首先便是承擔日元自由兌換的義務。初期的甜頭，讓日本開始加速推進日元國際化，把過去對資本交易的“原則上禁止”改爲了“原則上自由”，並由此一步一步展開，直至股票和房地產泡沫破滅，日本經濟陷於長期的衰退之中。
梳理日美金融戰中美國的邏輯，基本邏輯是“強大的美元”等同於“強大的美國”，以動盪不穩的美元，讓老二不得不亦步亦趨;然後以“高利率”與“強勢美元”爲誘餌，在吸引國際資本的同時將“戰爭”對象綁上戰車;接着以美元估值過高開始美元下跌，迫使對象救美國就像救自己，不得不實施低利率政策，催生以股市、樓市爲代表的經濟泡沫;最後回到美元升值，迫使對象採取緊縮的貨幣政策，讓對象的經濟泡沫破滅。在這個過程中，美國依賴美元是美國人的貨幣、國際金融的中心、國際政治地位的主導權，怎麼玩怎麼賺錢。
美國是迄今爲止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人數最多的國家，經濟理論理所當然是金融戰的重要工具之一。日美金融戰中，從兩國間的貿易本身開始，美國向日本提出要求，指導“戰爭”對象的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談判領域進一步與時俱進，觸及日本的宏觀經濟政策和外匯政策，直到最後提出讓日本改變“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的要求。在這個過程中，搭建各種平臺，逐步深入到“什麼都可以談”，祭起各式經濟理論的大旗，弗裏德曼主義、凱恩斯主義、克魯格曼的“流動性陷阱理論”、“放松管制論”、“企業結構調整論”等等，裏應外合，以匯率市場化、外貿壁壘與金融自由市場化爲三部曲，屢試不爽。
就如作者在書中反思的一樣，日美金融戰中日本之所以戰敗，除了美國的“老道”之外，與日本自身的“急功近利”也是密切相關的：東京還沒有成爲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日元在全球金融市場中使用程度較低、貿易的國際定價權影響力小、國際政治舞臺上的話語權不足、日本本身還不具備金融國際化的條件，加上期間匯率的被動、頻繁波動嚴重阻礙了日元的國際化，歐元也對日元的國際空間進行了擠壓。細看中國當今的處境，與當年的日本確實有諸多的類似，《日美金融戰的真相》也就至少給出了我們三大啓示：
其一，金融國際化、人民幣國際化急不得，先得加強自身建設。
其二，中美的金融戰實際上已經開始，必須保持高度警惕，美聯儲的系列政策、美國重返亞太、擾亂歐洲和讓日本跟着美國亦步亦趨、FTA、TPP，醉翁之意都是指向中國。
其三，久保田勇夫說，西方國家要求亞洲國家跟他們自己的標準保持一致，當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必須要小心，要了解是不是真的能夠適用於亞洲市場的具體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