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反對主要是武士虛榮感作祟的觀點。關鍵在於這場戰爭中射擊作戰效能嚴重不足。
新政府軍根本不是那隻殲滅幕府的軍隊，而是將大部分武士剔除後重新招募的新軍隊。
舊政府軍主力是薩摩長州的藩軍，爲了解決這個問題，1869年六月十七日起在明治天皇的支持下大村益次郎搞了兵制改革，目的是組建一支新軍，其指導思想很簡單：
但是大村益次郎1869年九月四日因觸犯武士階級利益被刺殺。被殺後，後來進一步推行兵制改革的後果就是山縣有朋考察歐美軍制後搞了個折衷方案，根據各藩石高，一萬石徵五人，各藩自行定奪。既滿足了大村益次郎的全民皆兵的思想，也均衡了武士階級的利益。1869年十一月，山縣有朋、西鄉隆盛、板垣退助和大久保利通一致認爲要加強中央集權，於是從薩摩、土佐和長州三藩中挑選精銳士兵萬餘人組成御親兵，後來成爲近衛師團。
可見從1869年開始軍制改革，到1877年西南戰爭爆發，拋去中間的步驟時間新政府軍可以訓練的時間不過數年。而且主要都是徵召的是農民，嚴重缺乏戰術素養，也缺乏勇氣，很難要求他們僅僅依靠線性戰術就擊敗薩摩藩軍。
加之新軍的部署是按各個鎮臺全國分兵駐守，難以快速集結。
自1876年“廢刀令”發佈後，原本就因軍制改革被清理出軍隊的武士地位更加低下，自然薩摩藩的武士愈加團結在1873年就因徵韓論戰失敗而辭官回鄉的西鄉隆盛附近，加之西鄉好搞私學教育，不但學習文化還搞軍事化管理，甚至還組織了“私學黨”。明治政府爲了監視他派出了日本的警察之父川路利良，但是川路利良爲了預防最壞後果的暗殺西鄉的預備計劃泄露，被私學黨知曉，即刻裹挾了西鄉發動起義，戰爭正式開始。
薩摩藩軍的主體是舊武士和新加入的私學黨平民，分爲十個大隊，除去負責警衛的狙擊隊、負責後勤的荷馱隊，預備隊的貴島隊以外還有七個正式作戰大隊，主要都是薩摩的老派武士，參加過薩英戰爭、薩長戰爭、倒幕戰爭，經驗豐富，勇氣優於新政府軍。
薩軍經過二十餘年征戰，可謂職業軍隊，較之徵兵來服役的平民兵更加善戰。
舉個例子，1877年二月二十二日，乃木希典的第十四聯隊奉命前往熊本，他獨自指揮第一大隊率先引路，共計700餘人的乃木軍遇上了600餘人的薩軍村田三介部、伊東直二部和永山休二部，被薩軍打倒四處奔逃，幾乎全軍覆沒，要不是薩軍指揮追擊有誤，乃木希典部肯定難逃一劫。
經過此次戰役，東京方面十分焦急，認識到新軍無法抗衡薩軍，只能採取調集大軍團來作戰，然而這需要從各地駐守的各鎮臺調兵，可能大軍還未到達九州，薩軍就已經到達大阪。
故而明治政府決定派出舊武士轉化來的警察，首先出場的是東京警視廳的警察，主要組成是原會津藩的舊武士，幕末薩摩本來和會津一同對抗長州，結果薩摩倒戈，兩個藩鎮仇恨已深。拔刀隊就此出現。
查閱西南戰爭相關資料可知，薩軍經常分成許多小隊分頭進行大膽的進攻、穿插，這就使長於大兵團陣地戰的新政府軍常常被迫面對突然的遭遇戰，而當時新政府軍連射擊水平都不高，更尚未有刺刀肉搏的訓練，自然吃虧。
薩軍因爲其海上運輸遭到封鎖，彈藥除去戰前保存的就只有搶奪來的，較之補給充分的新政府軍，不得不採取能最大程度殺傷敵人並摧毀其士氣的肉搏。
薩軍因爲一開始在肉搏上嚐了甜頭，此後更加願意進行接近戰。
薩軍缺乏火炮，槍械也多爲老式槍械，陣地戰不利於薩軍。
戰區多爲山地丘陵而非平原，接近戰更爲有效。
天氣原因，戰區多雨水，火藥與子彈分裝的步槍易受影響。
舉例，1877年三月四日，薩軍和新政府軍在田原阪展開陣地拉鋸戰(互相射擊)，雙方共消耗子彈十萬發，陣亡人數只有300餘人。後來採取肉搏戰，但是新政府軍不敵薩軍。
新政府軍爲打破僵局派出拔刀隊，加入了奪取了田原阪的戰鬥。
之前的戰損比基本都是薩軍損失二十餘人，新政府軍損失一百餘人，自此雙方的損失變爲持平。到1877年三月二十日，經過17天的戰鬥，政府軍以2000多人的代價拿下田原阪，薩軍損失1000多人，而整場戰役，薩軍的火炮不超過200門，新政府軍則擁有1400餘門火炮，更投入了原舊武士組成的近衛軍，從側面證明了薩軍的戰鬥力。
最後舉個熊本圍城戰的例子，從西鄉隆盛1877年三月起兵，到四月十三日新政府軍解除熊本城之圍，被圍五十多天，攻守雙方共死亡300餘人。事實上純射擊是很不實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