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1月德國選舉後，希特勒出任政府總理，但納粹黨在選舉中並未獲得壓倒多數，因而定於1933年3月5日舉行新的選舉。與此同時，戈培爾和戈林爲陷害共產黨和欺騙羣衆，製造輿論，策劃了縱火陰謀。2月27日晚，衝鋒隊隊員通過戈林官邸中的隧道進入國會，放火焚燒國會大廈。縱火當晚，戈林即下令逮捕德共黨員和反法西斯人士，查禁德國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報刊，封閉德共辦事處。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傍晚，國會大廈陷入熊熊烈焰之中。人們在柏林市內到處都可以看到沖天的火光。據說當希特勒趕到起火現場時，脫口喊出：“這是共產黨人乾的!”
在大廈的廢墟中，只抓到了一個人——荷蘭人範·德.盧貝。這位荷蘭人究竟應該單獨對此事件負責還是受納粹黨人指使行事，時至今日仍然是闕疑待查。然而，納粹黨人立即從國會縱火案中撈取到了政治油水這件事，卻是一個確鑿不移的事實。就在起火的當天夜間，戈林便作爲普魯士的警察首腦下令逮捕了共產黨議員和黨的幹部，取締了共產黨的新聞機構，封閉了共產黨的辦事機關。與此同時，就連普魯士的社會民主黨的新聞機構也被勒令關閉十四天。
起火次日，希特勒慫恿興登堡總統簽發了一項“保護人民和國家”的治安法令。該項法令規定，叛國罪及縱火罪將被判處死刑，憲法中所規定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禁止侵犯民宅，對郵件、電報和電話施行保密以及集會自由的那些基本權力統統一律無效。傾刻之間，一切行動頓時變得無章可循，那種對治安法令肆無忌憚的“解釋”和“運用”挨家逐戶地開始了。僅在普魯士，三、四月間就有兩萬五千多人鋃鐺入獄，其中主要是共產黨人，但也包括社會民主黨人和象卡爾·馮·奧西茨基、埃裏希·米薩姆和勒曼.魯斯比爾特這樣一些左翼知識分子。德國共產黨的機關被搗毀，那些未遭逮捕的黨的領袖們紛紛流亡到國外或者轉入了地下。
然而，德國共產黨本身並沒有被取締。這是因爲希特勒考慮到，假如選民在即將舉行的國會選舉中仍然投共產黨的選票的話，德國社會民主黨就必然會失去這一部分選票。這次頒佈的緊急治安法令一直持續了長達十二年之久，它成爲希特勒獨裁專制所憑藉的法律依據之一。
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國會選舉期間，由納粹黨和德國國家主義人民黨組成的聯合執政黨整整獲得了百分之五十一點九的選票，僅納粹黨一家就獲得了全部選票的百分之四十三點九。資產階級的政黨此時幾乎完全銷聲匿跡，社會民主黨和中央黨保持了原先的票數，德國共產黨甚至在遭到人爲製造的恐怖威脅之下，選票也仍然所失無幾。納粹黨分子們在這最後一屆自由選舉(儘管帶有一定壓力)中間也沒有能夠爲自己贏得整個德國選民中的絕對多數。
按照常理，此刻由納粹黨和德國國家主義人民黨所組成的聯合政府理應依靠一種國會中的多數通過議會形式去管理國家。然而，這樣做既違背希特勒的意志又不合乎胡根貝格的心願，於是，兩人因而在反對議會民主制度的鬥爭中結成了聯盟。三月二十一日這一天，值新國會開幕之際，戈培爾挖空心思地炮製了一出鬧劇奇觀，巧妙地迎合了德國市民階層復辟舊皇室的飢渴心理，並將其與“納粹革命”的革命激情結合起來。在象徵着普魯士軍事君主政體的波茨坦衛戍部隊教堂中，希特勒在興登堡面前鞠躬唱諾，後者則身穿大元帥的軍服出席了這一儀式。教堂中有一把留出的空椅子象徵着缺席的皇帝;前王儲和霍亨索倫皇室的其他成員則到場目擊了這一場面。
出席這一儀式的貴族代表和軍界代表以及通過收音機和後來通過每週新聞簡報瞭解到這一場面的數十萬德國市民都深信不疑：希特勒現在馴服了;霍亨索倫君主政體又要回來了。希特勒利用“國會縱火案”控制全國的目的是暫時達到了，從1933年開始，德國開始了公開的戰爭準備。整個歐洲都籠罩在緊張不安的氣氛中。
